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

在台湾立法院"防范宗教统战"公听会上的证词



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  郭宝胜        
2013年9月24日
9月12日上午,应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堇女士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的邀请,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郭宝胜就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受迫害、中共三自会对台湾进行渗透、统战的真相,向台湾政府移民署、陆委会、国安局、外交部、内政部等部门高级官员进行了讲解和听证,以下是其全部证词:

各位立法委员、政府官员及媒体记者

您们好!

我叫郭宝胜,1972年生,199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2004年信仰基督教。2008年因不堪中国政府的逼迫和骚扰,到美国流亡。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我作为家庭教会传道人,亲身经历了当局对家庭教会无休无止的迫害。

一.我的个人经历和见证

2004年我信上帝后不久在北京受洗,我后来到一个叫北京天嗣教会的家庭教会聚会,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固定敬拜场所,起先在牧师家里,后来被居委会举报,逼迫到北京一小区租房敬拜,但很快这个地点又被举报,后来我们教会到一个餐馆包间聚会,唱诗讲道后,大家吃完中午饭就离开。这种状况在我离开中国后还在持续。

另一方面,由于上帝的眷顾,我信主不久就开始在国内家庭教会传道,四年来,走遍大江南北。我主要宣讲基督徒的“天职”观和与中国当下经济领域的“狼文化”和政治领域的“龙文化”相对的基督教价值观的“羊文化”,羊文化实际上是基督教价值观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彰显。 2007年11月,我在东莞一家庭教会给70多信徒讲课时,突然闯进来20多名身穿制服的东莞警察,扛着摄像机,包围会场,我在警察林立的会场继续讲了半小时后,几个弟兄上来告诉我赶快散会,于是我们祷告结束。其他会众被遣散,我和几个当地教会的骨干被警察强行拉扯,带到当地派出所审问。审问中说我不是政府指定的传道人、且是跨地区传道,是违法。我据理辩解,最后我们几人被释放。

后来我在深圳、广州、苏州、天津等地的多次布道、讲座都被提前取缔。在北京我家,自2007年以来,当地派出所(北京朝阳区将台派出所)累次来我家询问、约谈,尤其在奥运前后,前来8次之多,为“避运”我们全家在奥运期间去新加坡一教会。在新加坡时我们了解到有个新加坡基督教机构被广东安全厅的女特务混进去,而且很虔诚的样子,最后由于她汇报工作发错电子邮件才被发现,这个特务通过半年的刺探使国内家庭教会蒙受了很大损失。

同时,由于我在家庭教会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也成为三自会统战的对象。有三自会高层牧师经常打电话邀我到他们的教堂讲道,有了一定交往后,他们就提出一些统战要求,被我拒绝。

在不堪忍受骚扰下,我后来到美国读神学院,毕业后目前在华人教会当牧师。这次来台湾,主要是联合台湾教会机构共同抵制中共宗教局和三自会在台湾举办的“两岸基督教论”。8月30日,我们在立法院新闻发布室举行了一个“假宗教、真统战、批两岸基督教论坛”的记者会。今天到立法院召开公听会,除了继续谈两岸基督教论坛外,主要谈中共会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协议》)大举对台湾进行渗透、统战和特务活动。

二.《服贸协议》和两岸基督教论坛

2013年6月21日签署的《服贸协议》,是中共进行经济统战、准备大举侵入台湾的城下之盟。无论给台湾多少的经济利益和实惠,丝毫改变不了中共借此全面渗透台湾的本质。如果协议实施,就会使更多的特务假借各种身份潜入台湾,为中共提供情报,并统战和收买台湾民众,切实威胁到台湾的国家安全。而中共的官方教会三自会,也会借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成立众多属于三自的教会,通过宗教进行收买和欺骗之能事。

实际上《服贸协议》还没有签署前就有大批特务渗透到台湾,我举一例。目前我也参与服事的台湾一家专门向中国宣教的福音机构,在2004年左右就有此经历。2004年这个机构的一个负责人(引中共嫉恨的著名基督教人士)去世前后,这个机构长期受到中共特务的骚扰,中共特务多次向这个机构实施盯梢、跟踪、照相和录像。由于不堪忍受骚扰,这个机构成员取证后不得不向台湾安全部门汇报,安全部门确认不是台湾方面的,而确实是中共特务人员。据说安全部门官员当时亲口对该机构负责人说:“象这样的中共特务,目前在台湾已经有近3000名了”。

中共是基督教的敌人,但却利用基督教对台湾进行统战和特务渗透工作。它进行基督教统战的目的是:掩盖中国大陆迫害基督教的真相、打压台湾真正促进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机构和人士、扶持台湾基督教界的中共代理人、在台湾进行宗教特务活动,威胁台湾的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台湾政府应该对中共的基督教统战引起足够重视。

例如这次8月27日到29日举办的“两岸基督教论”,在台湾政府来看,似乎是民间交流、是宗教界内部交流,但在中国政府看来,完全是政治任务的完成。你们应该注意到,这次论坛的新闻,首先是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统战部网、宗教局网、共产党员网出现的。今年年初,在中国国家宗教局《2013年工作要点》中黑字白纸写到:“今年对台工作要点之一是,指导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台湾基督教界共同在台举办2013年两岸基督教论坛”。中共竟把台湾基督教界视为指导对象,统战用意已昭然若揭。

此外,今年4月,中国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在会见“台湾教牧团”时曾表示,希望“两岸基督教论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中共宗教局居然已把台湾基督教,视为实现统战的助力。可见,所谓两岸基督教论坛,的确是中国官方、共产党的政治任务,而绝非民间之宗教交流。

三.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特务组织本质

台湾政府应该明白,这次来参加论坛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中共直接控制的宗教特务组织,不是教会。类似的宗教组织还有官方的佛协、伊斯兰教协会等。三自会是替共产党工作的政治组织。1961年第二次“三自全国会议”议决指出了三自的任务是:1. 高举反帝爱国旗帜,2.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3. 积极参加劳动生产,4. 加强揭发所有非法的家庭教会活动。这4点任务到现在都没有变。

三自会的高层牧师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的还担任了中共海外特务组织重要干部。如1983-1988年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李储文,自1950年开始就一直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红卫兵殴打时,自己暴露出共产党员身份。

北京三自会副主席赵复三,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这次来台湾的三自会主席傅先伟,在中国政府的介绍中根本找不到他信主、受洗和在那个教会牧会的经历,显然他是个高级政工干部,空降到基督教界做领导工作的。

三自会在中国大陆一直联合宗教局、公安局来打压家庭教会,成为迫害宗教自由的帮凶。例如北京守望教会参与户外敬拜的信徒被抓捕到公安局后,参与审问的人员一个是警察,一个就是三自会牧师。在海外,三自会的任务就是掩盖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真相,营造中国宗教自由的假象。目前中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迫害有增无减,如最近以来发生的北京守望教会、河南叶县基督徒聚会处、山西太原恩雨书房等案件,但是,三自会对这些教案只字不提,只说现在福音如何促进社会和谐等等。

三自会的另一件海外任务,就是否认家庭教会的存在,污名化、隐蔽化家庭教会。早在2010年9月,宗教局长王作安首次到台湾与基督教牧师们对谈时,当问到中国家庭教会问题时,他就矢口否认、答非所问。2011年11月,王作安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表示:“我本人就不承认什么家庭教会,没有这个问题”。

2011年11月,中共三自会主席傅先伟在台湾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主办的“基督教两岸教牧及神学座谈会”上与台湾基督教界对谈。据《基督教论坛报》报道,傅先伟回应台湾牧者关于家庭教会的问题是说:“中国没有家庭教会的概念,只有中国基督教教会”。

在2013年8月底召开的两岸基督教论坛开幕式上,傅先伟致辞时说他代表大陆2300万基督徒向台湾基督徒问好。众所周知,2300万这个数字仅仅是三自会信徒的数量,而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三自会的数倍。当傅先伟说他代表2300万信徒时,显然把6千多万的家庭教会信徒,抛弃在“两岸基督教论坛”之外,完全被忽视,被当做不存在。在《今日基督教报》网站的视频中,当台湾媒体采访傅先伟、问目前大陆基督徒数量时,他竟然说:大陆基督徒不少,有2300多万。

四.三自会对台湾的统战

三自会对台湾的统战,从2010年就开始了。2010年9月17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一行到台湾与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等台湾基督教机构100余位牧师、长老等对谈,从此两岸教会间互访不断,直至大选和两岸基督教论坛。比较大型的有几起:

2010年11月14日,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天风》主编单渭祥等一行四人对台湾教会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接见了魏悌香、周神助等牧者。

2011年3月14日,厦门市基督教两会接待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雄中会一行22人。两地教会还在竹树堂举行联合圣餐礼拜。

2011年3月21日至25日,魏悌香、夏忠坚等台湾教牧代表团一行19人访问了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并访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全国两会和金陵协和神学院。

2011年11月21日至26日三自主席傅先伟在台北接见王雪红后对台北、台中诸多教会进行访问。中共控制的基督教界,对王雪红进行了重点基督教统战(见中国三自会《天风》2012年第一期第34页),导致她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为中共的两岸政策背书,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2013年8月27日,两岸基督教论坛在台北正式开幕。会议有中国、台湾两方面共200多位基督教界人士参与。

对台湾的基督教统战包括了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分化工作。据本人了解,自2010年以来,已有不少长老教会的牧者被中共邀请到大陆,长老教会有根基的原住民也被中共代理人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拉拢、收买,有些长老教会的神学院院长,累次收到中国国家宗教局、统战部的邀请电话。有一位神学院院长亲口对本人说,他上任第一天在办公室收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中国国家宗教局打来的,祝贺他新任神学院院长。这次“两岸基督教论坛”,尽管长老教会总会在论坛举行前发布牧函,明言牧者信徒不得前往该论坛。但是,也有一些被统战了牧者,参与此论坛。以上足见中共对台基督教统战的老谋深算和险恶用心。

五.中共在台湾基督教界培植代理人

台湾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魏悌香是中共在台湾培植的代理人之一,若干次的两岸宗教交流都是他组织的,他除了掌控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外,掌控的媒体有:《蒲公英》杂志一份,发行量巨大,免费赠送;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全球资讯网( http://www.dhf.org.tw); 今日基督教报(http://news.dhf.org.tw)等媒体。这些媒体大量释放有利于中共三自会的信息,成为迷惑台湾人的窗口。值得疑问和调查的是,蒲公英基金會及其系列媒体的资金从何而来?

台湾新北市基督教召会负责人欧阳家立,无疑是中共在台湾基督教界的代理人。通过一些文件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宗教局2013年台湾主要任务,一是举办两岸基督教论坛,一是打压“全能神”。欧阳家立既是两岸基督教论坛最积极的组织者,也是打压“全能神”最卖力者,他无疑是中共在台宗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近年来,欧阳家立频繁去北京中共统战部、宗教局报到,与中共宗教当局究竟谈些什么,虽然不为外人所知,但我们可从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言行中,看出他们无非是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欧阳家立一再否认自己所在教派召会在中国大陆被定为“邪教”受迫害的事实,他一会儿装作不知,一会儿又说“召会”不是呼喊派。众所周知,召会源于倪柝声弟兄(Watchman Nee)在福州创立的中国原创教会,1949年倪柝声为了教会免于全军覆没,派门徒李常受到台湾宣教,李在台湾和北美发展迅速,成为召会。

1983年,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及宗教局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处理所谓“呼喊派”问题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执行。该报告认定“呼喊派”是流亡到国外的反动分子李常受制造,并渗透到国内,与基督教“小群”的一部分相结合发展起来的。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公通字[2005]39号)。通知中的邪教共14种,其中“呼喊派”被列为首位。

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抓捕“呼喊派”邪教组织52人。之后,叶县法院一审判决韩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被判3年到7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一审判决书(2012叶刑初字第203号)中,白纸黑字写着:“经平顶山市国内安全保卫和反恐怖支队认定,《晨兴圣言》、《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属于‘呼喊派’邪教组织宣传书籍”。如果是有良知的台湾召会长老,在中共政权还没有解除对召会及其书籍的污蔑和定罪时,就不宜与大陆官方教会接触,就是有接触,也应为召会辩护和申诉。但欧阳家立这样做了吗?他不仅不替受苦的基督徒说话,反而与迫害召会的专制者们握手言欢。

欧阳家立污蔑家庭教会是不合法、没有注册的教会。在国度网络电视台的专访中,欧阳家立说:“让大陆家庭里聚会的弟兄姊妹理解大陆已进入法治化、依法治国的时代,要建立守法的观念。在家里聚会,13.6亿人真的很难管理”。难道家庭教会的不合法状态是家庭教会自己愿意的吗?究竟是谁将家庭教会处于非法化的状态的呢?北京守望教会,是第一个主动去政府社团注册部门注册的家庭教会,但却不仅吃了闭门羹,而且从此处于逼迫受害当中。不让家庭教会合法化,是当局的政策,欧阳家立不仅不指斥当局,反而批判受害者,天理何在?

欧阳家立的教派在大陆被定为邪教,但他却积极地执行中共在台宗教政策,在台湾全地累次召开会议、打压被中国公安部定为邪教的新兴宗教团体——全能神教。据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4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会见了所谓的“2013年台湾基督教教牧参访团”25人。会见交流中,蒋坚永副局长对台湾基督教界各宗派发表联合声明抵制邪教“全能神”的正义之举表示赞赏。

可见,欧阳家立充当中共当局在台宗教政策的执行者、成为中共在台湾基督教界的代理人。对他是否有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台湾宗教自由的问题,台湾有关部门应该进行调查,并切实要制止欧阳家立们下一步的可能行动。

六.对台湾政府的建议

总之,随着三自会对台湾的统战,台湾的国家利益和宗教自由正受到威胁。如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就我们的了解,三自会和欧阳家立等人,正密切商量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第二次的“两岸基督教论坛”的召开,以及中共三自会在台湾成立教会和教堂计划的实施。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我作为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作为一位宗教自由人权人士,特别向在座的各位台湾政府官员及媒体,提出以下三点呼吁和建议:

1.台湾政府应该禁止中国国家宗教局官员、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高层教牧人员前来台湾。因为这些组织对内是迫害中国宗教自由、打压家庭教会的专制机器,对外是进行宗教特务渗透和统战、威胁台湾宗教自由的间谍组织;

2.台湾政府应该调查与中共三自会等宗教特务组织有密切往来的台湾基督教界人士,是否有收受中共利益、危害台湾宗教自由、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3.台湾政府应该邀请受迫害的中国家庭教会信徒前来台湾,揭露中共逼迫家庭教会、迫害宗教自由的真相,以共同防范中共对台湾无孔不入的宗教统战。



谢谢各位!

公元2013年9月12日

Transcript of Chinese house church missionary's testimony at Taiwanese public hearing released (complete version)



China Aid Association

Oct. 2, 2013


Taiwanese legislators at the hearing.
On the morning of Sept. 12, at the invitation of Taiwanese Legislative Yuan legislator Ms. Chiu-chin Tien and Mr. Yang Hsien Hung, director of Taiwan's Association for China Human Rights, Chinese house church missionary Guo Baosheng testified at a hearing before 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s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other departments about persecution of house churches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filtration into Taiwa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he truth about the United Front. Below is the complete transcript of his testimony:


Legisla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dia reporters, hello!

My name is Guo Baosheng and I was born in 1972. In 1990, I tes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2004. In 2008, I went into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could not end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and harassment. As a house church missionary from 2004 to 2008, I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ndless persecution of house churches.

I.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

I was baptized in Beijing not long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2004, and later attended house church meetings at a house church in Beijing called Tiansi Church. Our church did not have a fixed worship site. Initially, the gatherings were held in the home of the pastor. Then,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reported u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we were forced to hold our worship service in a rented home in a residential complex in Beijing. However, this meeting site was also reported, and our church went to meet in a small room in a restaurant where, after hymns and the sermon, we would all have lunch and then leave. This situation continued even after I left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God's grace, shortly after I put my faith in the Lord, I began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mainland house churches, and in four years, I travelled all over the country. I mainly preached on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heavenly vocation” and the Christian values of “lamb culture” as contrasted with the “wolf culture”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arena and the “dragon culture” of the political arena in China. In fact, the lamb cultu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hristian values in Chin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renas.

One day in November 2007, as I was giving a lecture to more than 70 believers in a house church in Dongguan, more than 20 uniformed Dongguan police officers with video cameras suddenly burst in and surrounded the meeting site. After I had continued speaking for half an hour with the police officers standing around the venue, several brothers came up and told me to end the meeting quickly, so we prayed and finishe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were dismissed while I and several key members of the local church were forcibly dragged by the police to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for interrogation.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 they said that I was not a government-designated missionary and furthermore that I was engaged in cross-regional missionary work, which is illegal. I used logic to defend myself and, in the end, the several of us were released.

Thereafter, many of my evangelistic sermons and lectures in Shenzhen, Guangzhou, Suzhou, Tianjin and other places were pre-emptively banned. Beginning in 2007,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Jiangtai Police Station in Beijing's Chaoyang District) came to my home repeatedly to question me and to interview me, especiall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Olympic Games, when they came to my home eight times. To get away from the Olympic Games, our whole family went to a church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time the Games were held. While we were in Singapore, we learned that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was infiltrated by a woman spy from the Guangdong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who appeared to be very devout. In the end, she was found out only because she sent a work report to the wrong email address. This special agent inflicted great harm to China's house churches during her half-year infiltration.

Meanwhile, as my influence in the house churches grew ever larger, I also became a target of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Editor's note: “United Front” is a loaded political term that goes back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beginnings when it used "persuasion" to achieve cooperation with non-Communist groups]. High-ranking Three-Self pastors often called me on the phone to invite me to give sermons in their churches. After we had a certain amount of contact, they began to ask me to do some United Front work, which I refused.

Fed up with the harassment, I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n a seminary, and after graduating, I am now a pastor in a Chinese church. The main purpose of my coming to Taiwan this time is to unite Taiwan church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boycott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 be held in Taiwa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Three-Self. On August 30, w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press room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Fake Religion, Genuine United Front—A Criticism of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day,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discuss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my main purpose in holding this public hearing is to warn you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Cross-Straits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o infiltrate Taiwan and to aggressively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spy activities.

II.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an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signed on June 21, 2013 is a "treaty signed with the enemy at the gate" by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engage in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and prepare for a large-scale invasion of Taiwan. No matter how much economic interests and actual benefits it will bring to Taiwan, it will not change in the least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using this to infiltrate Taiwan. If the agreement is implemented, it will enable more spies to sneak into Taiwan under various guises to provide intelligenc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buy of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is is a real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churches, the Three-Self Church, will also use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in Taiwan many churches that belong to the Three-Self, using religion to engage in their forte of deception and buying [people] off .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was signed, a large number of spies had already infiltrated Taiwan.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Right now, I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an evangelistic organization in Taiwan that is dedicated to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China; I've been doing this since about 2004. In 2004,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a well-known Christian much h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is organization was harass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spie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pies tailed and stalked people from this organization on many occasions, taking photos and videos. Fed up with the harassment, the memb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collected evidence 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report it to Taiwan's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s,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not from Taiwan and really were Chinese Communist spies. A state security official reportedly personally said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organization: “Chinese Communist spies like this currently in Taiwan number nearly 3,000.”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he enemy of Christianity, but they actually use Christianity to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in infiltrating Taiwan. The purpose of using Christianity for their United Front work is: to cover up the truth of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on mainland China, to suppress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trul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 assi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gents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nd to engage in religious spy activities, [thus] threaten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and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hristian United Fro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 example, this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at was held from August 27 to 29 was regard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s similar to a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or a dialogue within religious circ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his was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entirely political task. You should have noticed that the news about this forum first appeared on China’s CCTV and the websites for Xinhua, the Department of United Front Work,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Early this yea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mportant Work in 2013” said as clear as black-and-white that: “The key point in our work for Taiwan is guiding the two organizations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in jointly holding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of 2013 in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ven see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s the object of their guidance; their United Front intention is obvious.

Furthermore, in April of this year, Jiang Jianyong,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said when he met the “Taiwan Pastors Delegation” that he hope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would make an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ctually already regards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s helping the realization of a United Front. Clearly what was calle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 Forum was indeed a political task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ertainly was not a religio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II. The natur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s a spy organizatio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know that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that ca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is a religious spy organization 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is not a church. Simila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re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Buddhist Association, Islamic Association, etc.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resolution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Three-Self Conference” in 1961 points out that the Three-Self's mission is to: 1. raise high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banner; 2. accep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3.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4. strengthen exposure of all illegal house church activities.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 to these four tasks.

Not a few high-ranking pastors in the Three-Self a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mong them are even some who serve as important cadr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verseas spy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Li Chuwen, who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from 1983 to 1988, served as senior pastor of the 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 without break since he took up the post in 1950. His status as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came to light when he was beaten by Red Guards in 1966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ao Fus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Three-Self, took up the post of party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late 1980s. The official Chinese government biography of Fu Xianwei,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president who came to Taiwan this time, makes no mention of his experiences of becoming a believer or of baptism or pastoral service in any church. He is obviously a high-ranking political cadre who was dropped into the Christian circles from on high to head up leadership work.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always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suppressing house churches, and it has become a henchman in persecuting religious freedom. For example, when believers from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who take part in outdoor worship are detained and taken to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ne of the interrogators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the other is a Three-Self pastor. The overseas task of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s to cover up the truth about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o create the false appearance that t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 house churche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Recent examples are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the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in Ye County, Henan [province], Enyu Bookstore in Taiyuan, Shanxi [province] and others. The Three-Self however never mentions a word about these religious cases and only talks about how the Gospel is now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etc., etc.

Another overseas task of the Three-Self is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house churches, to blacken their name and to conceal them. As early as September 2010, on his first visit to Taiwan, Wang Zuoan,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house churches and gave irrelevant answers when he was asked about them during talks with Christian pastors. In November 2011, during an interview on the Phoenix TV program “Mainland Q&A”, he said: “I myself don’t recognize any such house churches. This issue does not exist.”

In November 2011, Fu Xianwe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Committee, spoke with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t the “Cross-Straits Pastoral and Theologic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Taiwa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Tribune, Fu Xianwei sai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raised by some Taiwanese pastors about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house churches does not exist. There are onl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held at the end of August 2013, Fu Xianwei delivered an address in which he conveyed greetings to Taiwan's Christians on behalf of 23 million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As everyone knows, the number 23 million is only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the Three-Self churches, while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house churches is several times that of the Three-Self churches. When Fu Xianwei said he represented 23 million believers, he had obviously cast the more than 60 million house church Christians outside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tally ignoring these Christians and acting as if they don't exist. In the video clips on the Christian Daily website of Taiwan media interviewing Fu Xianwei, when he is asked the current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he actually said: “There are many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There are 23 million.”

IV.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 began in 2010. On September 17, 2010, Wang Zuoan,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his delegation came to Taiwan for talks with more than 100 pastors and elders from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nd other Taiwanese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Ever since then, the mutual visits between the churches in Taiwan and China have continued without break, right up to the general elections an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ere were several larger-scale ones:

On November 14, 2010, Shan Weixiang, associate general-secretar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editor-in-chief of Heavenly Wind and his three-person delegation conducted a four-day visit of churches in Taiwan and met Wei Ti-hsiang, Chou Shen-chu and other pastors.

On March 14, 2011, the Xiamen Municipal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Three-Self received a delegation of 22 people from the Kaohsiung Church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The church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eld a joint communion worship at Bamboo House.

From March 21 to 25, 2011, a delegation of Taiwanese pastors led by Wei Ti-hsiang and Hsia Chung-chien traveled to Beijing, Nan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and visite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nd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November 21 to 26, 2011, Three-Self president Fu Xianwei met in Taipei with Wang Hsüeh-hung and then visited many churches in Taipei and Taichung. The Christian circles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ngaged in United Front work on Wang Hsüeh-hung (see the Three-Self publication Heavenly Wind Vol.1, 2012, p. 34). As a result, on the eve of Taiwan's general elections, she was reciting the cross-strait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ich had a huge political impact.

On August 27, 2013,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formally opened in Taipei. The forum was attended by more than 200 people from China and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includes the splitting of Taiwan's Presbyterian churches. From what I know, quite a few pastors of Presbyterian churches have been invited to visit mainland China since 2010. The Taiwanese natives who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have been roped in and bought off through various means by ag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ome heads of Presbyterian seminaries have received numerous phone calls of invitation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ne seminary head personally told me that the first phone call he received on the first day in office was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e caller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new job as the head of the seminary. As for this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even though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published a pastoral letter before the forum clearly stating that pastors and believers must not attend the forum, some pastors were still bought off by the United Front work and attended this forum anyway. The above clearly show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es and ulterior motives in their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ese Christians.

V.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raining agents with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ei Ti-hsiang of the Taiwa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is one of the age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raining in Taiwan. He has organized several religious cross-straits exchanges.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he also control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Dandelion, a free magazine with a huge circulatio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website (http://www.dhf.org.tw); and Christian Daily (http://news.dhf.org.tw). These media outlets release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benefici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ree-Self Church and have become a window to confuse the Taiwanese people. It's worth inquiring about and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 of the funds for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nd its media outlets.

Ouyang Chiali, head of Taiwan's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Taipei City (台湾新北市基督教召会 [Editor's note: Guo, in his references below to Ouyang's church and denomination, uses a specific Chinese name 召会 that applies to churches established by Witness Lee; the term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other churches that also trace their roots to Watchman Nee's "Little Flock" and which are variously known as The Local Church or Assembly Hall Church.]), is without doubt an ag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e know from some documents that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n Taiwan for 2013 was to hol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nd to suppress the “Almighty God.” [Editor's note: this is a reference to the cult Eastern Lightening and its "Female Christ," also known as "the Almighty God."] Ouyang Chiali is both the most active organizer of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nd has worked the hardest in suppressing the “Almighty God.” He is without doubt a loyal implementer in Taiwa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ligious policy.

In recent years, Ouyang Chiali has reported frequently to Beijing’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ough we outsiders are not in the know, but we can see from his words and deeds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y are colluding with each other and working hand-in-glove to nefarious ends. Ouyang Chiali has denied time and again the fact that The Church he belongs to is considered a “cult” in mainland China and is persecuted. Sometimes, he pretends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 and sometimes he says The Church is not the Shouters. As everyone knows, The Church grew out of the indigenous Chinese church that Brother Watchman Nee founded in Fuzhou, China. In 1949, in order to avoid the church being totally annihilated, Watchman Nee sent his disciple Witness Lee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Taiwan. Witness Lee’s [believers] grew rapidly in Taiwan and North America and became The Church.

In 1983,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submitted their “Report on Handling the Problem of the so-called 'Shouters'” to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 was put into effect upon approval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port determined that the Shouters were created by the reactionary Witness Lee, who fled overseas, and that they are infiltrating China where they have linked up some [members] of the "Little Flock" and are growing in numbers. In 2000 and 2005,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ssued the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Various Issues Regarding Identifying and Banning Cult Organizations.” (Gong Tong Zi [2000] No. 39, Gong Tong Zi [2005] No. 39). The notice lists 14 cults and the Shouters i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n April 14, 2012, authorities in Ye County in the city of Pingdingshan, Henan Province, arrested 52 people from the Shouters cult. After that, the Ye County Court in the trial of first instance convicted Han Hai and six other people for using a cult organization to undermine law enforcement. They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ranging from three years to seven years, six months. The verdict in the trial of the first instance (2012 Ye Xing Chu Zi No. 203) says in black-and-white, “The Pingdingshan Municipal Domestic Security Protection Squad and Anti-Terrorism Branch have determined that Morning Revival, The Se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and The Recovery Version of the Bible are propaganda books for the 'Shouters' cult."

If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of Taiwan were possessed of a conscience, they would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to be in contact with mainland China's government-sanctioned churches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yet to stop vilifying The Church and its books and to lift the conviction [of its members], and if there is contact, it should be to defend The Church and appeal on its behalf. Yet, has Ouyang Chiali done this? He not only fails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the persecuted Christians, but he also shakes hands in joy with the dictators who persecute The Church.

Ouyang Chiali vilifies the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as illegal and unregistered churches.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in Guodu Web TV, Ouyang Chiali said: “Let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ainland China who meet in their homes understand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era of rule of law an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so they] should establish a law-abiding mindset.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1.36 billion people meeting in homes.” Was the illegal status of the house churches something the house churches themselves wanted? Who exactly is it who has made the house churches illegal?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was the first house church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going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registering community groups to register, but what they got was the cold shoulder, and from then on, they've been under persecution. The policy of the authorities is not to let house churches become legal. Not only does Ouyang Chiali fail to criticize the authorities, but instead he denounces the victims. Where is the justice in this?

The denomination that Ouyang Chiali belongs to is regarded as a cult in mainland China, but he enthusiastically implements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aiwan, convening conferences again and again all across Taiwan to suppress the newly emerging religious group—The Almighty God—that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has designated a cult. According to many media reports, on April 23, 2013, Jiang Jiany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met 25 people from what was called the “2013 Delegation of Taiwanese Christian Pastors.” In their meeting and exchanges, deputy director Jiang Jianyong praised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by various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in Taiwan to reject the “Almighty God” cult.

It's clear from this that Ouyang Chiali serves as the implemen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ligious policy on Taiwan and has become the manag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f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s fo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e betraye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jeopardized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aiwan should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people like Ouyang Chiali from their next likely move.

VI. Suggestions fo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a word, in the wake of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in Taiwan, Taiwan'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re under threat. If unchecked, the consequences are unimaginable.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he Three-Self, Ouyang Chiali and others are closely discussing their next move—and that is the convening of the second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to establish churches in Taiwan. None of this is groundless and I hope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Finally, as a missionary of China’s house churches and a person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 especially make the following appeal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dia here:

1.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deny officials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high-ranking pastors from China’s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entry to Taiwan. This is because in China these organizations persecute [people for exercising] religious freedom and serve as the machine of the dictatorship in suppressing house churches. Overseas, they are spy organizations that engage in religious infiltration and United Front work and threaten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2.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igate those people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ho have close contacts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Committee and other religious spy organizations to see whether they receive fund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whether their actions endanger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and betray national interests.

3. The Taiwanese should invite persecuted believers from China’s house churches to visit Taiwan and expose the truth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persecuting house churches and suppressing religious freedom so as to jointly guard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ervasive religious United Front work in Taiwan.

Thank you, everyone!

September 12, 2013

在台湾“假宗教、真统战”记者会上的发言---抵制“三自会”对台湾信徒的统战


郭宝胜

2013年8月30日上午,在台湾立法院新闻发布室,由中国家庭教会牧者、中国福音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立法院立委联合召开“批两岸基督教论坛‘假宗教、真统战’记者会”。以下是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郭宝胜的发言实录:

大家好。最近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8月27到29日,中共“三自会”90多位代表来到台湾,与台湾160多名基督教界代表召开所谓“两岸基督教论坛”。这次论坛表面风光、实则名不副实。因为论坛根本没有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会——家庭教会的代表,没有家庭教会就构不成“两岸基督教论坛”。这次论坛一开始,“三自会”主席傅先伟就说他代表大陆2300万基督徒向台湾基督徒问好。2300万这个数字仅仅是中国“三自会”信徒的数量,而将近5、6千万的家庭教会信徒,被抛弃在“两岸基督教论坛”之外,完全被忽视,被当做不存在。而参会的台湾教牧人员,是否也认为只有官办教会才是真正教会、家庭教会信徒不是基督徒?如果这样认为,那参会的台湾教牧们的确伤害了千万家庭教会信徒的心,也因此玷污了自己的信仰原则。

其实这次论坛的真名应该是“台湾基督教统战论坛”,这是中共当局对台实施宗教统战的重头戏,是实现中共“宗教统一达到政治统一”的战略工具。基督教的普世性,被中共利用来作为欺骗、渗透、拉拢、收买的工具。针对这次论坛,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部分信徒,我们特发布以下6点声明,这个声明会在各媒体出现,这里是首次发布:

一、此次论坛是中共打压中国家庭教会的延续。长期以来,中共对家庭教会采取“非法化、隐蔽化、分散化、控制化、三自化”的五化政策,隐蔽家庭教会、不让其在国际舞台上浮出水面。2010年,南非洛桑基督教国际会议邀请了中国家庭教会200多名代表,但这些代表几乎全部被拦阻,有的被软禁,有的在机场被殴打、扣押。此次论坛继续抹杀几千万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存在事实,阻止家庭教会公开化合法化进程,实在有污信仰之纯洁、践踏国人信仰之权利,为此我们对此论坛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愤怒!

二、此次论坛的中方代表实质上不是教会而是中共统战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两会”之一,是受中共统战部直接领导,对内驯化和禁锢信徒、对外进行渗透和特务活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所谓“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原则,实质上是排外原则、义和团原则,完全违背基督教的普世性、旨在建立马列主义统领下的独立王国,而它自诩的无宗派,恰恰说明它毫无信仰原则、以党的领袖而非基督为元首、是政党附属组织而非教会的事实。统战组织擅自代表中国教会,是对基督徒信仰的粗暴践踏,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三、台湾基督教界要警惕“三自会”的基督教统战。2010年底以来,“三自会”开始对台湾进行了统战、收买、渗透的工作。在台湾大选期间,被“三自”收买的基督徒名人王雪红公开为中共的两岸政策背书。大选后,若干名台湾教牧人员多次被请到中国谈笑言欢、蝇营狗苟。而此次蓄谋已久的两岸基督教论坛,是中共及其“三自会”分化瓦解台湾基督教界、拉拢收买亲共动摇分子、打击坚持原则的教会的最狠毒的招数。此一亵渎神的公义的所谓论坛,必将钉在台湾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圣经马太福音7:15:“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在此我们提醒台湾的主内肢体,认清假先知和豺狼的真面目,切莫被其欺骗和残害。

四、台湾基督徒应该关注作为中国基督教会的真正代表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纯正,在人数、影响诸方面远远超过“三自会”的中国家庭教会,至今还处在中共当局的持续打压逼迫之中,被定为邪教、被劳改劳教的牧者和信徒不计其数,被剥夺教产、流离失所的教会成千上万。近年来,北京守望教会因为教产被剥夺不得不户外敬拜而引发的迫害,已经持续两年多;与台湾召会同源倪柝声弟兄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教会,被当局以“呼喊派”邪教名义,判决韩海等7位信徒3年到7年半徒刑。今年6月17日,山西太原基督教书房恩雨书房教案一审宣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任拉成弟兄5年,判处李文习弟兄2年。如此众多的教案揭示出中国宗教自由的虚假,也反衬出无视这些迫害事实和现状者们的丧尽良知、愧对上帝。

五、此次论坛参会的台湾牧者们的行径让中国家庭教会痛心疾首。为同感一灵的受迫害的基督徒呼吁,应该是台湾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参与此次论坛的部分台湾教牧人员,却与狼共舞,不顾家庭教会被中共当局及“三自会”迫害的事实、不仅不呼吁中国的信仰自由,却反而认为“三自会”代表基督教会、向凯撒屈膝的信徒是真信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伤害了中国千万家庭教会信徒的心,而且似乎要自绝于中国家庭教会的联系。在此,我们对与“三自会”握手言欢的台湾教牧们表示提醒,卖主求荣者,坚决不能进入家庭教会的圣地;而一时软弱者,希望尽早悔改、归回正道。

六、两岸基督徒的交流要建立在正信公义的根基上。在台湾,真正坚持信仰纯正、不与中共“三自会”来往的基督教会却被排斥在这次论坛以外,这些教会,无疑是家庭教会的主内肢体。正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针对此次两岸基督教论坛的牧函所指出的:“正义公道为根基的上帝国,才是台湾与中国的基督徒应当共同追寻的。“你的国是以正义公道为根基;你所做一切都是信实慈爱”(诗篇89:14)。两岸基督徒的交流要建立在纯正信仰的根基上,而非统战阴谋上;不是“三自会”,而是信仰纯正的中国家庭教会,才应该是台湾教会交往的主内肢体!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我们再次谴责这次玷污信仰的所谓两岸论坛,也希望能与坚守正道的台湾基督教会一起,共同抵制“三自会”对台湾信徒的统战和欺骗、共同呼吁和推进中国基督徒真正、彻底的信仰自由权利。一切正如圣经诗篇60:4: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谢谢大家!感谢赞美上帝!

2013年8月30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4期    2013年9月20日—10月3日)

中国必须取消“邪教罪”——评平顶山叶县教案


郭宝胜
 叶县教案维权律师团合影

一般人都知道法轮功被当局定为邪教,但不知道最早被定为邪教,并排列首位的却是基督教中的一教派——即“呼喊派”。最近河南平顶山叶县7名被当局重判的基督徒,就属于“呼喊派”。

2013年9月27日,该案进行二审,张培鸿、李贵生等10多位维权律师为7名被告进行了无罪辩护,指出此案所谓的邪教认定毫无凭据,并阐明国家机关制定和审判邪教罪是非常荒谬的。

“呼喊派”最早缘起于1922年由倪柝声弟兄(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传道人、神学家、英文名Watchman Nee,被中共判刑20多年,死在劳改农场)在福州创立的基督教聚会处(又名小群)。1949年前后,倪柝声的主要同工李常受逃到台湾,创建了地方教会(Local Church),又名召会。它的特色有:主张每一地方建立一个教会,不设牧师制度,不重礼拜仪式和教会体制等等,阅读经典主要为《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等等。召会在台湾和欧美发展迅速,中国“文革”结束后,召会开始在大陆沿海一带传播,由于他们聚会时经常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就被当局认定为“呼喊派”。

1983年,统战部、公安部及宗教局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处理所谓“呼喊派”问题的报告》,该报告认定“呼喊派”由流亡到国外的反动分子李常受创造,并渗透到国内,与基督教部分“小群”相结合发展起来。于是“呼喊派”成为严打对象。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两次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呼喊派”被正式定为邪教。通知中列为邪教的共14种,其中“呼喊派”被列为首位。

“呼喊派”被定为邪教,主要原因是它的领导核心在海外,而最早的缔造者倪柝声是至今没有平反的“反革命”,另外其组织性强、发展迅速,这些原因使当局一直将之视为敌对势力。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动员了上百人的警力,以打击邪教的名义,对叶县任店镇大营村“呼喊派”家庭聚会点进行了围捕,当场抓走了52人。之后,叶县检察院对其中7位基督徒批准逮捕,该县法院一审判决韩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分别判处其3年到7年半的有期徒刑。

二审中,维权律师们一致认定叶县教案的核心是对邪教定性问题。如果“呼喊派”不是邪教,那么信徒们就是无罪的;而如果“呼喊派”是邪教,他们所有正常的信仰活动就都成了罪行。维权律师们要辩论的核心也在此。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为数不多还存在“邪教罪”的国家,这严重违背现代政治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设定邪教罪,就是宣称世俗政权具有裁判宗教信仰的权柄。事实上,世俗政权无权给人的精神、信仰、宗教定罪;教义的正邪,只能由宗教界自身来处理。

当局定叶县基督徒为邪教的依据是“两份专业鉴定”:一份是河南平顶山市国内安全保卫和反恐怖支队认定的鉴定书,其认定在该教会发现的《晨兴圣言》、《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属于“呼喊派”邪教组织的宣传资料;另一份则是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其认定《恢复本圣经》为邪教书籍。而这两份鉴定书所依据的又是2000年和2005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可见,将“呼喊派”定为邪教是公安部门的结论,依据公安部门的“意见”给信徒定罪是非常荒谬的。

二审中,维权律师们围绕公安、司法机关有没有权力界定和审判“邪教罪”展开了系列的辩论:

吕津勇律师指出:本案是因信仰被定罪处罚的案件,应公布检察官们宗教信仰的信息。庭前会议曾承诺至少有一位熟悉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合议庭,但没有看到有变化。王红杰律师问检察员是否读过宗教社会学?后者不回答,王红杰律师要求他们回避。

赵永林律师逐一对四位出庭检察员的信仰状况进行询问,然后指出:审判长,这四位检察员,要么对自己的信仰、政治面貌拒绝回答,要么态度暧昧不明,背后隐含的都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先天就是反对有神论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公平地履行法定职责,所以我申请他们回避。

李贵生律师指出:神学是一门专门学科,非常专业,三位合议庭法官、四位检察员均不是有神信仰者,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不能让专业人士来法庭讲一讲所谓“邪教”、“呼喊派”、“正教”这些概念呢?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有不懂的问题需要找医学专家,审理宗教案件,有不懂的问题,就应该找宗教人士。我们请到了神学专业人士(指李贵生律师给法庭上交的二位专业人士名单:宗教学者张志鹏、成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作者注),为何不让人家来呢?法官显得毫无自信,践踏公正、公平。刚才审判长说:“本案的‘邪教呼喊派’已有定性”,那我们坐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还有什么意义呢?强烈要求审判长回避!

律师们的辩论主旨是:国家政权无权界定宗教正邪,某种宗教信仰是否是异端、邪教,应在宗教界内部解决。即使某教派在宗教界被认定为异端、邪教,那也只是宗教界内部的事务,世俗政权无权干涉教义之争,法庭更不能依此审判、定罪。

律师们一再呼吁,应该取消对“呼喊派”的邪教定罪;不仅是“呼喊派”,一切因为《刑法》第300条而被起诉为“邪教”的宗教、教派都是无罪的。

早在1688年,英国宪政文本《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了政教分离:“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有关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宪政之路是未来中国要走的必由之路,而确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政不干教,是迈向宪政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信徒、律师、宗教学者、宪政学者们起来呼吁:国家政权设定“邪教罪”并对之审判违宪;国家政权不得干涉宗教事务;中国必须取消“邪教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

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

就陈光诚事件驳《纽约时报》——陈光诚卷入美国党派政治漩涡了吗?



孟渊沛  首发博讯

    7月11日,中国著名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结束了访台行程凯旋美国,但当日迎接他的,却是《纽约时报》北京记者杰安迪先生(Andrew Jacobs)在该报撰写的足以让他昏厥的文章——《陈光诚卷入美国党派政治漩涡》。该文断言陈光诚已经陷入了美国党派政治的漩涡,尤其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广义共和党人(美国极右派、基督教人士等)利用下,开始搞“政党政治”了。  

    这篇雄文之让世人震惊惶惑,竟然误以为刊发自《环球时报》或者《人民日报》,因为后两者不是经常指责某某“搞政治”吗?曾几何时,中宣部不是指责法轮功是不务正业“搞政治”吗?家庭教会是别有用心“搞政治”吗?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是不搞学术而“搞政治”吗?美国演艺明星呼唤“西藏自由”是不搞文艺“搞政治”吗?无知小民、赤脚土律师陈光诚不是在“搞政治”吗?
 
    “搞政治”是共产党的特权,其他人“搞政治”死有余辜,所以对中国人,尤其对异议人士而言,“搞政治”这顶帽子可以危及身家性命,到海外了,都心有余悸。可怕的是,陈光诚在中国至今还戴着“搞政治”高帽的同时,又被戴上了“搞政党政治”的高帽,而且后者不是中宣部给戴的,恰恰却是自由民主国家的顶级大报给予的。在杰安迪先生看来,陈光诚已经陷入了美国“政党政治”的致命漩涡,美国共和党人正在借助陈光诚实现其党派利益,而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后果不堪设想、极其严重的。如此的危言耸听,是不是有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骄横和武断?
 
    与一党专制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就表现为“政党政治”或“多党政治”,你要参与政治就必须要介入到政党政治的“漩涡”中,或者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什么都不是,但都要介入派系,派系代表了特定的主张、原则、立场和政策。没有派系,说明你或者没有政治主张,没必要介入政治,或者就如中国、北韩等国家一样是一党独裁,的确没有“政党政治的漩涡”。这后种情况也许就是杰安迪先生朝思暮想的政治理想国吧。
 
    是美国公民要参政的,就必须要介入政党政治的漩涡,但陈光诚的特殊情况在于,他是中国人权人士,他是否应该介入美国政党政治呢?对于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人士而言,在美国替受迫害的中国同胞呼吁,希望美国朝野能采取措施制止、减缓甚至仅仅是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就是他们流亡到美国的初衷和职责。对他们而言,谁能最大程度地为中国人权出力呼吁,谁敢于给中共专制政权施压,谁能够保护流亡人士的安全和福祉,谁就是他们的同道、同工和好友。
 
    因此,对“想改变中国而不是美国”的陈光诚而言,无论什么党派、宗教、协会、机构、基金会,只要能真正促进中国人权进步,就都可以接触、要求援助甚至结盟。陈光诚们并不在乎这些党派的美国国内政策,在乎的是它们对中共的政策和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应对政策。陈光诚们选择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接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对方能否真正愿意去警告中共独裁者、帮助中国人权人士。而因为这个唯一标准而陷入所谓的“政党漩涡”中也是正常的、应该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值得扣“搞政党政治”的大帽子。
 
    杰安迪先生的深深忧虑是:陈光诚等流亡中国人权人士可能与美国协助中国人权进步的党派、机构间存在利益交换关系。比如共和党你可以多在国会上揭露和指责中共践踏人权的暴行,那我陈光诚作为知名人权人士,可以为共和党的某些美国国内政策背书、支持。照杰安迪先生的逻辑,陈光诚可能在与共和党的协助者见面时,当着美国媒体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基督徒,高叫“我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但在与民主党的协助者见面时对媒体高调宣布:“我除了妻子袁伟静外,还有一个同性男朋友”。如此的荒唐逻辑,不仅对成百上千在美流亡人士的尊严和价值构成了羞辱,也更加伤害了众多真诚帮助中国人权人士的美国人的心。把人类基于普世价值互相帮助和促进的高尚行为,贬低为互相为私利、权欲和浮名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蝇营狗苟。这一切,不仅对陈光诚先生构成了侮辱,对海外流亡的众多中国人权人士、宗教受迫害人士也构成了人格侮辱。
 
    因此我们正告杰安迪先生,经历国内监狱、监禁的迫害和威逼利诱的大多数中国流亡异议人士绝对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小人,也绝对不是轻易上当、被欺骗后为某些阴谋集团利用的政治文盲。象陈光诚先生一样,他们在美国复杂的政治状况中,艰难地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宪政寻找资源、提供援手。他们可能一时适应不了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但丝毫无损他们一直以来为国为民的无私胸怀。倒是在民主国家的一些人,可能由于中共潜移默化的渗透和统战,更可能由于经常出入独裁国家,不时成为北京甚至平壤的座上客后,改变了主意、放弃了美国价值观,成为多重利益、价值观的游说者、交换者,甚至成为背叛美国原则、为共产国家通风报信、替共产政权打压海内外异议人士的叛徒,在他们中间,Edward Snowden 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孟渊沛
 
    2013年7月15日

践踏宗教为新疆埋下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


 
    ——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侵害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郭宝胜
 
    信仰权利,在无神论政权来看是小事一桩;但对维族来说,乃是必须以生命来捍卫的。肉体可以消灭,但信仰的天国和来世永存。践踏信仰自由,为新疆地区埋下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新疆成为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宗教自由被誉为人类的第一自由,世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但这一普世权利在中国新疆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践踏。
 
    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2011年到2012年,喀什、叶城发生暴力冲突;2013年6月26日,喀什巴楚县、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暴力冲突事件;6月28日,和田县发生数百人示威抗议并发生暴力冲突。此类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一如既往地认为其由境内外“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所操纵,而毫不反思自己的宗教政策之失误。事实上,当局对维族宗教自由的持续侵害才是造成以上事件的主要诱因。
 
    信仰权利,在无神论政权来看是小事一桩;但对维族来说,乃是必须以生命来捍卫的。肉体可以消灭,但信仰的天国和来世永存。所以在新疆,维族人为捍卫其信仰往往以生命为代价。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0年)新疆总人口超过2千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超过1千万。维吾尔族是由古代粟特人、回鹘等突厥人、部分蒙古人融合而成。维族于公元10世纪时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维族的祖传信仰,是其存在的依据。
 
    与其它世界主要宗教相同,伊斯兰教有敬拜地、神职人员、宗教学校、开展研经活动等等,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特别注重宗教仪式和禁忌,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包括五功:念、礼、斋、课、朝,包括:每天必须礼拜五次;在斋月间从黎明至黄昏不吃不喝,并反省过错;伊斯兰信徒(穆斯林)在一生里至少须到麦加朝觐一次;其它仪式和禁忌还有不吃猪肉、不拜偶像、男孩行割礼、限定宗教服饰等等。
 
    以上这些,对无神论者匪夷所思;但对维族来说,乃是信仰、生活方式,是与生俱来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这些遭到压制,那么维族人将不惜生命来维护。人之信仰,强调的是来世和灵魂,对此世的生命和物质福利并不看重,以牺牲此世来谋求来世的永恒,则是大多数宗教所鼓励的,伊斯兰教更甚。
 
    中国当局对维族宗教信仰的践踏,可以从体制内外两方面来看。对体制内的维族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当局一直勒令他们摒弃祖传的信仰,严禁其从事宗教活动。1991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其中指出: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这一法令在新疆被严格实施,新疆一政府网站上刊登了《喀什地委:莎车县党员信教问题的调研》,其中写道:“对于丧失共产主义信念,笃信宗教,或成为宗教职业者,经教育不改的,应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对54名经教育仍顽固不化的信教党员依据有关办法条例进行了组织处理,其中责令限期改正41名,劝退9名,除名4名。进一步纯洁了党员队伍,取得明显成效”。
 
    现代政党是政教分离的,不得以宗教信仰来控制党员,但共产党的特色显然是政教合一。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资源都掌握在中共手中,为了谋求社会地位和利益,不少维族人不得不忍受背叛信仰的屈辱,他们的信仰权利被践踏、被扼杀是显而易见的。
 
    在新疆,对体制外的信仰控制更是严厉。2009年“七五”事件后,当局颁布了《非法宗教的26种表现形式》通告,并在全疆企事业单位、农村全面展开学习活动,并根据该通告的精神大力打击维族传统宗教。如该通告第7条罗织了各种罪名:非法开办教经班(点)、修道班、神学班,未经批准私带学经人员;第9条,强迫、唆使、纵容、放任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根据通告,当局通过宗教服饰、装扮、学生信教、斋戒、朝觐、清真寺及神职人员、走访维族家庭等6个方面对维族宗教信仰进行打压。
 
    对维族宗教服饰、装扮的打压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最近几年,新疆展开“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的宣传运动,很多城市的公共场所、机关单位门口到处贴出“远离宗教、健康成长”“女士们,请揭开面纱,请你不要影响现代文明社会”“揭掉面纱、改变陋俗”“戴面纱者不得进入医院”等标语,根据“维吾尔在线”报道: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各级干部被迫签署承包责任书,干部承诺严禁所管辖的维吾尔妇女戴面纱、穿长袍;对男士则被要求不得留大胡子。这些要求的目的是消除维族民族意识和宗教特色,加快“汉化”“党化”进程。这些践踏宗教的侵权行为愈演愈烈,引起维族强烈反感。
 
    根据宪法,大学、中小学学生都应享受宗教自由。但新疆教育部门制定“学生言行规范七不准”,剥夺学生的宗教权利:一、不准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二、不准信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三、不准穿戴有宗教色彩的服饰;四、不准传阅非法读物或宗教宣传品;五、不准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六、不准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话;七、不准参与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据报道,由于两名学生进入清真寺,伊宁县萨木玉孜乡对下十三户村北庄清真寺以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该处罚文件说:“下十三户村委会,下十三户小学、乡中心学校遭全乡通报批评;对北庄清真寺阿訇马福林罚款400元;对北庄清真寺寺官会负责人马买德罚款200元;对北庄清真寺联系点干部穆尔扎提罚款200元;对北庄清真寺联系点干部闫福贵进行通报批评”。
 
    9月是伊斯兰斋戒月,按照教规,回教徒在日出后至日落前不得进食,大多数清真餐饮业歇业。但新疆当局则一直阻挠维族封斋,向学生和干部提供免费午餐,强迫他们进食,否则给处分,并认定清真餐厅斋月未正常开业是“非法行为”。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新疆洛浦县政府发现最少十二间餐馆没有正常开业,于是召集其餐馆老板开会,表示若餐馆持续不正常开业,将可能长期吊销营业执照。据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根据当地消息报道称,一名在阿克苏经营快餐店的33岁维族男子潘哈江(音),曾鼓励其它餐馆东主,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要所有餐厅在斋月开门营业的政策,结果在封斋月的第一或第二天,他就被拘捕,并遭到当地公安局一名副局长的毒打。
 
    到麦加朝觐是穆斯林一生中的大事,但新疆政府不给大多数维族发护照,到处宣传“零散朝觐是非法行为”,必须参加官方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团朝觐。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减少朝觐名额,并要缴纳巨额费用、造成朝觐难、难于登青天。
 
    《非法宗教的26种表现形式》第4条规定,禁止“未经批准,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人员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地方讲经布道、聚众进行宗教活动”。中国当局禁止非官方的清真寺、查经点、培训班的存在,所有的清真寺、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其讲经都在官方的严密控制下,并禁止神职人员和信徒的流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7月初的报道,最近和田发生的维族游行和暴力冲突的事发原因,是当局对一清真寺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及威望提升感到不满,警方试图骚扰该神职人员、并关闭清真寺,由此引发冲突。而维族之所以爱戴这位神职人员,是因为他不依照官方而依照《古兰经》来讲经。
 
    中国当局尚默许基督教信徒在家庭内独立查经、进行敬拜活动,但对穆斯林信徒,其家庭内的信仰活动——最私人化的、进行宗教活动的最后底线——也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这就是新疆臭名昭著的“走访”。各基层政权常以维稳为借口,以“走访”家庭的名义,闯入各信徒家庭,非法搜查《古兰经》、礼拜毡等,抓捕在家进行宗教活动、诵读《古兰经》者。“走访”将新疆伊斯兰信仰逼到了生死边缘,近几年发生的大多数暴力冲突,多由“走访”引发。
 
    从以上事实看到,践踏信仰自由,为新疆地区埋下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新疆成为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虽然中国宪法第2章第36条堂而皇之地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共对维族信仰自由的践踏日益剧烈,当局在新疆如果不悬崖勒马,肯定会被玉石俱焚。号称无神论的党政权难道不知道:信仰是属灵界,所以对一个真信徒而言,经济的发展、物质之福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来世、天国和永恒;而后者值得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
 
    本文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论宗教在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中的作用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郭宝胜 (发表时的笔名是 孟渊沛)
   


    ●借鉴西方宪政史,中国的宪政转型,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要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国的宪政转型,不能缺少各信仰团体的参与,不能缺少西藏、新疆、内蒙、台湾等的参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必然地要求我们积极联合藏传佛教、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地下天主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团体,为实现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国家的政教分离、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地斗争。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当新疆、西藏、法轮功、地下教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冲突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当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其掌握“宇宙真理”“党性如基督”、其宗教性昭然若揭时,宗教在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自由主义者们的关注。如何实现共产党政权与教权的分离、如何实现公民的信仰自由、如何将追求信仰自由的运动纳入宪政民主运动当中并发挥其最大效能?都是值得探讨的宪政转型课题。
   
    而当我们对人类宪政史进行考察时,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最先进入宪政共和的几个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都把如何处理宗教与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甚至荷兰和英国的宪政民主革命,完全是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宗教自由的诉求是贯彻始终的。公民信仰自由不受政权的干涉、政权没有宗教上的神圣性、政权不得设立异端裁判所、政权与教权的彻底分离等等目标,成为先于君主立宪、法治民选、三权分立等制度安排之上的政治诉求。甚至可以说,宗教问题的解决先于宪政民主的诉求,宗教自由的追求带来作为副产品的宪政民主。这样的逻辑顺序,并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熟悉的。
   
    例如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天主教专制的产物,催生共和国的主要动力来自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呼吁。自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运动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管治下的荷兰涌现出大量新教徒(Protestants,又称抗议宗、抗罗宗),但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成为殉道者。1568年,荷兰人在新教领袖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领导下起义反抗西班牙政教合一的专制,经过40多年浴血奋战,1609年荷兰共和国成立。
   
    再如英国宪政革命,在西方这次革命一直被称为是The Puritan Revolution,即清教徒革命,这是清教徒为主体的各教派信徒,反抗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国教及其国家暴力的革命行动;这是不服从国教者们(nonconformist)捍卫纯正信仰的革命行动,从起初到最终是一场追求信仰自由的革命运动,宗教自由成为该次革命的主线。自由地敬拜上帝,而非经济原因,成为革命的肇因。
   
    清教徒革命及其尾声光荣革命的结晶——《权利法案》是宪政专家们津津乐道的宪政经典文本,但该法案中的宗教诉求具有突出首要的地位。该法案是在国会要求国王承诺: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任何国王不能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的背景下签订的。该法案的序言中将宗教自由列为首位:in order to such an establishment as that their religion, laws and liberties might not again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verted, 为了他们的诸如宗教信仰,法律,和自由的建立不再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
 
    该法案在第3条就规定了政教分离,政权没有宗教裁判权、不得干涉教会事务——3,That the commission for erecting the late Court of Commissioners for Ecclesiastical Causes, and all other commissions and courts of like nature, are illegal and pernicious;
 
    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
 
    该法案的第7条保护了宗教信仰自由——7,That the subjects which are Protestants may have arms for their defence suitable to their conditions and as allowed by law; 新教徒国民可以依法拥有与他们条件相称的自卫武器。
   
    受英国《权利法案》影响,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有关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的——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回到英国清教徒革命,它实际上是欧洲大陆由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延续。接受改教思想影响的清教徒们,从最初的反对天主教、到反对国教、到反对国王的政教合一专制,再到要求颁布宗教宽容法令,要求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国王等诉求中,可以看出宗教问题是清教徒革命的主线,正如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一直把信仰自由作为他最重要的诉求,也正如革命到最后清教徒们居然保留了君主制,因为在他们看来,君主制的瓦解不是主要的,政教分离、君主受宪法制约、君主本人的信仰状况和宗教宽容才是最为重要的。中国人把英国宪政革命误读为人民一心想消灭君主制,非也,英国清教徒们只想保障信仰、财产的自由,只要君主受宪法制约、君主是新教徒,那么作为国家政治元首也是可以的。
   
    从英国宪政史可以看到宗教诉求是导致宪政转型的主要动力:清教徒们只想按照圣经而非国王、教皇的旨意来建立教会、敬拜上帝、讲解圣经,他们也为此目的奋起抵抗、甚至不惜一战,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他们单单追求信仰自由的运动,最终反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而君主立宪、政教分立、多党议会、三权分立等等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和题目,都因为这次革命,在英国确立并向全世界传播出去。由于日不落帝国地域广阔、英联邦国家覆盖全球,所以由清教徒革命奠定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很快席卷全球,并且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独立及其宪政民主的确立,这次革命由此成为影响最为久远的民主宪政革命。
   
    从以上历史事实,我们足以得出追求信仰自由的运动是促成近代国家宪政转型的主要动力,而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也内在地包含在宪政民主的目标之内。这个结论对我们把握中国当代的宪政转型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与400年前的英国清教徒面对政教合一的英国国王兼国教元首一样,中国民众面对的也是政教(马列主义国教)合一、牢牢控制国人的精神与肉体、既是政治首脑也是宗教元首的中国共产党强权;跟400年前一样,中国人所诉求的权利与清教徒们非常相似: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民主、宪政、法治等等,而在所有这些权利中,信仰自由具有突出的地位,在所有这些对国家的诉求中,政教分离是中国从前现代国家迈入现代化的第一步。
   
    与清教徒革命非常类似的是中国问题的宗教性,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忽视的: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宗教性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如何去除该政权政教合一的神圣性、宗教性,是中国迈向宪政遇到的首要问题。政权不得干涉任何宗教事务、取消邪教罪、马克思主义不得被国家强制灌输、共产党员信仰自由等等关涉政教分离主题应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首要任务。
   
    除政教分离外,信仰自由不仅是宪政目标,其引发的运动也是宪政运动的必然构成。在中国当下,被中共政权压制的各种信仰的信徒不能按照他们的教义自由地进行敬拜,就是中共党员自己,也不能有除共产主义的其他信仰。信仰自由的丧失引发了其他重大的政治问题:
   
    法轮功信徒在中国国境内被禁止有自己的信仰,这引发了他们与中共长期且坚韧的对抗;而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儒道等传统宗教等只允许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基督教会的元首理应是基督,但是在政府教会元首就是党的领袖;天主教会被禁止与梵蒂冈有任何联系,这是与他们的信仰直接冲突的,这种信仰上的禁锢导致地下宗教组织的兴起,地下天主教徒、家庭教会信徒,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和国营宗教组织的强大体系,尤其是基督教中国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NGO,他们追求信仰自由的同时必然促进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如讲道)、出版自由(如出版圣经)、集会和结社自由(周日敬拜、家庭教会合法化),中国家庭教会运动必然成为中国宪政运动的一部分。
   
    西藏、新疆问题是中共最为头痛的政治问题,但究其根源,也完全在宗教自由方面。藏传佛教徒被禁止供奉他们绝对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水火不容,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就永远没有和平与自由;新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大受摧残,中共在新疆强力推广无神论、野蛮铲除宗教、很多维吾尔人为了当国家干部不得不放弃祖宗所信的信仰,斋戒、朝圣、宗教服饰等宗教特色被严厉打压,种种天人共怒的愚昧行径,埋下的是长期动乱的祸根。而台湾、香港及全球国际社会与中共的冲突中,宗教信仰领域的冲突占很大的比重。
   
    例如在台湾,中共通过宗教一直在实施其拉拢盟友、打击敌人的工作。众多宗教机构、著名宗教人物被中共收买,而一直坚持反共和台湾独立建国立场的基督长老教会等宗教机构,成为中共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中共利用其宗教工具——“基督教两会”对台湾直接“入岛、入会、入心”。自2010年底以来,中国臭名昭著的宗教局长、三自会领导干部、地方牧师开始频繁访问台湾不少教会,拉拢收买台湾不少基督教牧者及教界名人,前往大陆并为其两岸政策背书。他们联手在台举办没有中国家庭教会和台湾长老教会参加的所谓“两岸基督教论坛”,其用心不仅在于通过三自会招降台湾教牧和广大信徒,更在于要在台湾基督教界孤立长老教会并斩断长老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的联系。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政治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两岸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是一个人确定自己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权利,它甚至先于人的生存权和言论权,对于信徒来说,宁可肉体死亡也不会更改他的信仰。经济利益专制者可以给予,政治地位专制者可以妥协让渡,但只要信仰自由受到侵犯,物质的好处、政治的地位都可抛弃,而要去捍卫信仰的纯正和自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清教徒革命后期国王给予了清教徒精英优厚的政治地位,但一旦要再回归到国教或天主教,清教徒就又一次的放弃一切,以革命行动来捍卫信仰自由?为什么目前北京政权给西藏、新疆每年都在投放天文数字的物资和金钱,但藏人、维人对中共的抵制情绪却有增无减?物质和肉体并不是人的根本,经济也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早已成为学术界的荒谬笑柄,而精神、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触及的,需要认真对待。
   
    由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在中国大陆出生并成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欠缺宗教素养和宗教眼光,这对他们认识西方宪政的历史渊源和宗教背景、理解共产专制和现实诸多政治问题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盲点,对他们分析西藏、新疆、法轮功、家庭教会等重大政治问题造成一定的偏差。作为新一代推进中国宪政的有识之士,必须要有宗教眼光和素养,要看到人类精神力量之巨大,看到宗教问题在中国问题中的核心位置,也可以看到中国未来变革与清教徒革命巨大的相似性,看到信仰团体在未来中国变革中即将起到的巨大作用,更可以看到在比照清教徒革命下,当年清教徒们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就是今天的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总之,借鉴西方宪政史,中国的宪政转型,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要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国的宪政转型,不能缺少各信仰团体的参与,不能缺少西藏、新疆、内蒙、台湾等的参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必然地要求我们积极联合藏传佛教、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地下天主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团体,为实现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国家的政教分离、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地斗争。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

2013年7月3日星期三

五四的最高结晶是反神的共产主义


孟渊沛

今年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94周年,一些受蒙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配合中共对五四进行歌颂和纪念。其实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好纪念的,五四的最高结晶就是共产主义,并导致非基督教运动。五四的实质是一批年轻狂妄的公知,在苏俄的暗中操纵和影响下,高举进化论,又南辕北辙的打出“科学与民主”(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口号,殊不知道进化论、非基督教的结局恰恰是悖离科学与民主。不要以为提出“科学与民主”就一切都好,而要看这些口号背后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毫无敬畏、人为上帝的人本主义只能导致人权的丧失和社会的浩劫!

五四是反上帝的中国人的巴别塔运动,他们扮演上帝,缔造地上天国,自此共产主义思潮控制了青年、控制了中国。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是当代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必要做的功课。当下中国的一切,在五四时期就被种下种子、塑造定型。五四运动决定了目前中国的苦难。五四运动改变了当时青年精英的思想,这些人不久成为国家的主宰,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制体制不过是五四精神的实践而已。真正的五四精神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进化论、反基督教及共产主义思想。

台湾著名学者张灏对五四的看法非常负面,他在其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就是当时知识分子自以为神、扮演上帝、自己缔造地上天国的开始,是国人苦难的加剧。而最新史料表明,苏俄共产国际深度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在中国铲除基督教、有神论,为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及人造天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开道路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神学家赵天恩牧师在《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一文中指出中国民主化如果没有基督教这个根基,完全有可能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选择最坏的主义。赵牧师在该文中分析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知识分子所选择的三个原因:“1.组织政治行动的潜质;2.理性主义的本质;3.提供整体的答案”。这些外表上的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统摄性思想”,个人信仰、自然规律、政治学说、经济体制、斗争策略全都一应俱全,很有诱惑力。加上民族主义情绪、无神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就主宰了精英们的头脑。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五四时就已经注定。无论是左派右派,都被进化论、反基督教洗脑。左派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右派如胡适(他的适取自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等的共同思想是进化论、无神、反基督教。有了这个精神基础,就为人的无法无天打开了大门,为中国人亵渎上帝打开了大门,从此,灾难也与国人形影不离,直到今天。一句话,五四运动打开了魔鬼撒旦的盒子。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中国梦,台湾的噩梦、世界的噩梦



孟渊沛


从去年底到今年中国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梦”,并定义“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针对中国梦,三自会高谈:“国家有大梦,教会有小梦”;此梦也被军方解读为“强军梦”,被武警官兵理解为为“中国梦”营造安全环境。对外扩张、对内镇压,实现毛泽东当年在全世界让共产中国复兴的梦想,其实是中国梦的实质。

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刊载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的文章,指出外界对“中国梦”存在的十大错误解读,澄清中国梦不是宪政梦、民主梦、人权梦,不会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可见,中国梦不是指向民主自由,而指向反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此梦让人毛骨悚然。

作家崔成浩在其微博上写道:“做了个中国梦,醒了。1、联合国总部迁到了井冈山; 2、台湾省委书记马英九学习焦裕禄看望贫困群众;3、日本游客热衷办理中国签证,赴琉球旅游。。。”网友王明新词人写道:“中国梦:联合国迁到北京;李克强总理在马英九省长陪同下视察台北;中方就误炸五角大楼对美国表示遗憾;辽宁舰返回珍珠港基地补给。。。”

中共有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撑腰,加速了其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与希特勒一上台,就对外不断掀起与各国领土争端一样,中国与印度、日本、南海诸国不断掀起领土争端。统一台湾,使台湾隶属于中央俯首听命的一个省份,无疑是中国梦的应有内容。如此中国梦对台湾人来说,的确是噩梦。

晚清政治家郑孝胥断言:“满清亡于民国、民国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如今做“中国梦”者,武力实现老毛没有实现的全球扩张梦,也不是不可能的。压服这些白日做梦者,也只有国际共管了。中国梦也许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多国联军共管”联繫在一起。中国梦,世界人的噩梦。

中共基督教统战已兵临城下



孟渊沛

「树欲静而风不止」,魔鬼是不会停止伺机攻击的。据基督教在线报导:中国宗教局和三自会联手台湾众多亲中教会,将于2013年8月底举行首届「两岸基督教论坛」。预计27~29日前3天开会,议题有:两岸教会现况分享、神学教育现况及理念等。30日至9月1日后3天由北、中、南、东各区的教会安排接待到各地方教会。

众所周知,中国三自会和所谓基督教两会,都是被中共统战部、宗教局控制的统战工具,目的是拉拢收买不坚定分子为其所用、孤立打击与其彻底对立的派别,通过宗教之统一达到政治之统一。「两岸基督教论坛」是中共宗教统战的重头戏,需要高度警惕。

今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在会见「台湾教牧团」时指出:希望两岸基督教论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所谓民族复兴是中共党魁提出的口号,居然要台湾基督教界来助力实现。

在中国宗教局网站的《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工作要点》中指出,今年宗教局的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台湾基督教界共同在台举办『2013两岸基督教论坛』。」令人惊讶的是,在该文中台湾基督教界竟然成为中国宗教局指导的对象。中共对台湾基督界的吞併之心和颐指气使昭然如揭,让人震惊。

所谓两岸论坛代表,只是中国官方的一些三自会牧者和宗教官员,根本不代表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会,而台湾方面那些投共卖台的不少教会牧者,应该被台湾人所唾弃。作为中国基督教真正代表的家庭教会应该与台湾最有代表性的基督长老教会联手,来抵制此论坛的召开。揭穿三自会的统战面目、违背圣经之处,告诉台湾信徒中国每天发生的对基督徒的逼迫残害,拒绝与三自会的一切接触,高度警惕其统战手段,是我们迫在眉睫的目的和任务。

原载《台湾教会公报》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驳刘亚洲“党性基督论”—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吗?



郭宝胜

522日《人民日报》发表刘亚洲文章《坚守神圣的“党性”》,同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内中宣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两篇文章似乎要把我们拉到“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中,甚至更远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荒诞中;两文也昭然若揭了中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宗教组织,揭示了它在其江河日下中不得不全面恢复其原教旨宗教党的动机和努力。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政党只是在政治领域内以一定政治纲领治理国家的政治组织,它是不应该牵涉到“宇宙真理”“神圣性”“基督”“上帝应许之地”等宗教性问题的,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作为现代化标志的
“除魅”(Disenchant-ment)之一。政党可以说掌握真理,但最多也只是社会中的规律而已,掌握宇宙真理那是教会里的语言;政党也可以有自己的信誉和信用,但世界各国都没有党性一说,如果你问奥巴马什么是美国民主党的党性,他肯定是一脸茫然,用党性显然是把政党当做一个宗教性组织了。政教的混淆和合一,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真正本质。

不少人不解为何中共突然要说“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不解为何拿基督教的故事、人物和术语来比喻共产党人,如:无产阶级革命者带领人民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上帝应许之地”;摩西高举神杖如同共产党员高举党性;党性作保相比基督徒向上帝发誓;相信党性如基督徒相信上帝等。其实如此说法非常符合共产党作为原教旨宗教党的本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全面模仿基督教的实质。

自由主义大师顾准在其《顾准文集》中早就先知般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渊源,他并指出共产主义者是在冒充《圣经》中的核心概念——弥赛亚(希伯莱语:מָשִׁיחַ‎;直译为受膏者,意指上帝派来的救世主,与希腊语词基督christos同意)。顾准指出,马列经典透露的信息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上帝派到世界的救赎主,而他们带领人民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非是《圣经》启示录中千禧年(Millennialism、基督统治世界的一千年)的盗版。

长期生活在基督教占主流文化的环境中,马克思等共产主义的缔造者实际上对基督教义非常熟悉,有书记载马克思母亲还是个从犹太人中转过来的基督徒,而斯大林还作过神学生。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完全按照基督教神学的逻辑展开的。旧约圣经认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摩西、大卫在内的犹太人为上帝选民,在地上建立符合神心意的国度,由于人的败坏,这个使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新约中,上帝派下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希腊概念),作为先知、祭司、君王,救赎了人类,并在再次来临时彻底实现地上的千禧年国度、“新天新地”将从天而降。这套系统的神学,主角是神,是耶稣基督,是他主导要实现地上天国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里,主角被置换成人,是人里面的优秀分子,那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帝,成为与基督教上帝挑战的又一个“弥赛亚”“基督”。共产主义通过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人的论述展现出来,这不仅是一套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学说,而且是一套以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党人救赎人类、共产主义是地上自由王国为特征的宗教体系。共产主义的宗教性,也是它巨大迷惑力、控制力的根源,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宗教性要有深刻的把握。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宗教性的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英文为Spectre,实际上就是魔鬼。而《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是那些要自命为神的天使,被神处罚后成为魔鬼的。《共产党宣言》首先自命为幽灵,这露出它与神作对的狂妄。接着,它要论证共产党人就是人类的救世主,即基督。

在《圣经》的《四福音书》《希伯来书》中集中论述了耶稣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作为先知,耶稣基督掌握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作为祭司,耶稣基督是人类与上帝间的桥梁、中保和代表;作为君王,耶稣基督要治理宇宙和地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共产主义所要论证的,就是共产党人才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是弥赛亚、是基督。

首先,共产党人是掌握了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真理的先知。《共产党宣言》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础理论得出了共产党人已经发现了宇宙及人类历史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的结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发现了进入人类自由王国的途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作为真理的先知,已经发现了一条通向地上天国、“新天天地”—共产主义社会的通途。

不仅是先知,而且是祭司(代表人群或民族进行献祭,蒙神的喜悦;代表神传神的话语给人群),共产党人被高度吹捧,高贵、圣洁甚至有通天的本领,他们宣称自己如神一样能够带领人们摆脱人的“异化”,而进入自由和永恒的国度,“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共产党人一再自称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唯一带领人,是代表整个人类未来的祭司,而对其他的宗教和神职人员,极尽讽刺、嘲弄和污蔑之能事。他们给所有人洗脑,一手遮天、遮蔽上帝的荣耀,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在人类面前代表上帝。而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隐含着共产党人就是带领中国人进入天国的祭司。

最为关键的是无产阶级要成为地上的君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选民,“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见《圣经》创世记17:6),选民要承受上帝应许的国度,建立属于上帝选民的地上千禧年国度。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总之,共产党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宇宙真理的先知、通天国的祭司、治理社会的君王,当成为了君王、祭司与先知,它就成为了基督、成立人类的弥撒亚、宇宙的救世主。

如果套用基督教系统神学解释一下共产主义,就可看明其宗教本质:
创造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物质的进化,物质是世界本源,劳动创造人;
神论——无神,人创造神,人就是神;
人论——人是物质进化,人没有原罪,但人被社会体制异化,要从异化中解放;
救赎论——人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耶稣救赎,历史选民来救赎人类建立地上天国;
末世论——没有基督的最后审判,但有共产主义自由王国;
拣选论— 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是历史选民,带领人民进入新天新地。

从基督教会活动与共产党的党务活动对比中也可看出共产党的宗教本质:
1 教堂、讲道——党的各级会议、党控制媒体传播教义
2 教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金日成主体思想、党章等
3 入教受洗—— 宣誓、相信共产主义、忠于共产党
4 信仰专一——共产党员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
5 牧师或神甫——总书记、各级党委书记、企业、军队等党务人员
6 神的崇拜——无神论、但崇拜政治领袖、列宁、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
7 圣经—— 领袖们的理论著作、政治教科书
8读经、查经—— 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

这些铁板钉钉的现象和事实,将中共一再隐蔽的宗教本质揭示了出来。中共一再掩饰其宗教性,一是因为它自称无神论,是反宗教的,所以大张旗鼓的强调其宗教性,是自打嘴巴;一是邓小平一代有意消解其原初的宗教性。邓小平吸取“文革”宗教狂热的教训,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不争论”的理论实用主义。但这种实用主义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虚无主义,面对普世价值、基督教等的威胁,中共显然开始极度的“理论不自信”。

习近平上台于是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想理论自信就必须把党的理论拉到普世价值上,但中共显然不会这样做,那么唯一可行的是回到它创党时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没有理论自信、党员日益腐败腐朽、毫无为国为民的理想,真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面对此况,刘亚洲等党内精英,不得不讲明中共的宗教性、不得不通过全面恢复共产主义宗教性来赋予共产党人神圣性、纯洁性、合法性,企图以此宗教性来凝聚人心、净化党员、纯洁信仰、强化统治,中共自以为唯有全面回到共产主义的宗教体系中,才能挽救这个行将灭亡的政党。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政教分离、政党世俗化的今天,如果赋予政党以宗教上的“宇宙真理性”“神圣性”,那么肯定会招致全人类的强烈反对。另外,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宗教信仰开始复兴,数以亿计的各种宗教信徒,也绝不会答应共产党人自命为掌握了“宇宙真理”,是“上帝”、“基督”。

比如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其他的都是假先知、敌基督。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正如《圣经》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刘亚洲引圣经为党性辩护,这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在《人民日报》也可能是第一次。国内不少基督徒甚至有些高兴,因为党报居然在引用圣经,有人还说刘亚洲很钦佩基督徒神圣纯洁的信仰,刘批评目前“党性”不纯,鼓励党员应该象基督徒信上帝般敬畏党性,可见他的前提是认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和神圣的。是这样吗?

的确,刘亚洲对基督教一直有好感,这与他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在2005年著名的演讲《信念与道德》中他对基督教大加赞赏:“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但是反过来想,既然他如此敬仰基督教,为何把神圣上帝与妓女的处女膜一样一钱不值的“党性”来做对比呢?强拉党性与基督信仰于一起,无非是在利用基督信仰挽救敌基督的共产主义宗教,他为了恢复党员们原教旨的宗教性可谓不择手段,他对基督信仰的亵渎,是罪大恶极的。

总之,共产专制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苏俄共产国际妄图作地球弥赛亚、宇宙基督,最后招来众叛亲离、分崩离析。行将就木的中国共产党人,企图强化、恢复其宗教本质,这只能更加增添人民对其的厌恶和诅咒,在中世纪已经遥遥远去的今天,企图全面恢复集灵魂专制与政治专制于一体的政教合一体制,是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这一切,正如《圣经》中描写魔鬼、敌基督的下场——以赛亚书14:12-15:“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 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纵览中国首发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為在「埃及地」受逼迫的基督徒呼籲

孟渊沛




台灣在東亞福音版圖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面對2個全世界對基督徒迫害最嚴重的國家,一是北韓,另一是中國。北韓連續9年被國際基督教組織「Open Doors」評為基督教信徒受迫害最嚴重的國家。Open Doors指出:「朝鮮強迫所有居民崇拜政治元首,朝鮮政權甚至否認基督徒的存在權利。」

中國信仰自由度雖然比「文革」進步,但對基督教的控制和逼迫從沒有停止。今年2月19日,黑龍江伊春友好區家庭教會孫文先牧師,在所牧養的教會中被2個警察打傷住院。該教會是家庭教會,聚會7年,最近因房產、孫牧師在記念「六四」聯名信上簽名等原因,遭政府野蠻迫害、欲強行沒收教產。3月,山西太原政府網站發表一篇〈我區成功取締一起基督教〉,指他們突擊一非法教會團體。4月4日,英文《南華早報》長篇報導基督徒書店主李文習被山西警方誘捕事件。題目是〈你竟敢把基督信仰帶到山西!〉

李弟兄妻子在網路上呼籲:「我的丈夫因經營基督教合法出版書籍被山西警方誘捕已3個多月,罪名是著名的口袋罪:『非法經營。』我現在帶著2個年幼的孩子陷入生活困境,懇請國內外社會所有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呼籲,結束對教會的迫害,立即無罪釋放我的丈夫!」
北京守望教會會友唐十三在其微博寫道:「4月10日,守望的2週年,牧師長老們被軟禁的2週年。北京幾十個派出所派出的數百位實施24小時輪班『守門』和週日從平台拉人回去的警察和國保們的2週年。大家一起哭過笑過的2週年。」

為同感一靈的東亞基督徒呼籲,應該是台灣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通過揭示中國信仰自由被摧殘的現狀,讓台灣人對中共丟掉幻想,明白抵制中共才是唯一出路,而那些與狼共舞的所謂統派實在出賣台灣;通過被迫害案例,讓在台統戰的中共宗教局、統戰部無地自容;為東亞信徒呼籲,還可促進東亞信仰自由、與普世基督徒鬥士們建立友誼。希伯來書11章35節:「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更美的復活。」台灣周圍這麼多為主受逼迫者,難道我們無動於衷?

(原载 台湾教会公报)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中国家庭教会要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什么



孟渊沛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每周日都有一个教会在此进行户外敬拜,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已成为台北的一大景观。该教会有牧师、有奉献,但没有教堂、没有办公室。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来到公园,他们将十字架架在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的场所。该教会网站上宣示“我们的信念与坚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有痛苦、贫穷、不公义的地方,教会就在那里。我们是创造性的少数,但是我们抱着对抗邪恶的勇气和为义受苦的精神,结合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成为弟兄姊妹,透过爱与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被压迫者的尊严。该教会就是隶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北公义行动教会,它正体现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精神。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充当了最具有先知、勇士精神的角色,为台湾的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在台湾1970年代专制黑暗中发表了:《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1971年)、《我们的呼吁》(1975年)和《人权宣言》(1977年)三篇正义宣言,似划破夜空的闪电,震撼了台湾社会、照亮了台湾人心、鼓舞了人们追求正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台湾长老教会在庇护异见人士、扶助弱势、开展街头非暴力抗争等方面,也对台湾之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时其被当局列为“黑五类”之一。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台湾发展历史最长、人数最多、教堂最多的教会,它的历史根源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士马雅各医生来台及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马偕博士在台湾传教时期。依据2006年的统计,目前该长老教会在全台共有1193间教会(包含950间堂会、243间支会),信徒22万5千余人,主日聚会人数约10万余人,为台湾最大的基督教宗派。长老教会在教义上承继了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的传统,在组织上采用长老会体制,全台分总会、中会、堂会或支会三级架构,长老教会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特别具有行动能力。其教义、组织、行动三方面正是中国家庭教会应该学习的地方。

就教义论,长老教会始终持守革新社会精神的改革宗神学;而这在中国家庭教会才刚刚开始传播。众所周知,中国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在组织实力和行动能力方面与台湾长老教会相比相距甚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家庭教会的教义繁芜,尚缺少社会使命感和革新世界的意识。

前不久新浪微博上流传一则有关国内教会现状的短文《如果我说真话,你相信吗》:如果我说海内外不少的华人教会基督徒的政治观点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水平,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敢于说真话,就遭到大部分华人教会的排斥,你们相信吗?如果有一天,中国开始了翻转社会的进步革新时,基督徒不仅不参与反而大力地阻碍,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基督信仰已被改造成为麻醉信徒的正义与勇气的腐蚀剂了,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对提升华人人品人格起到应有作用,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不少华人教会已成为只叫人信主而不渴慕神的公义、真理的传销组织了,你们相信吗?

目前国内基督教的现状是:一方面政府操纵的“三自教会”灌输基督徒要爱党爱国、顺服掌权者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教会主张所谓的“敬虔主义”神学观,就是基督徒不应该理会这个世界,只能关心天国和属灵的事务,要远离政治和社会,遇到政府的逼迫,要顺服,除祷告外,对周围发生的非公义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观念需要大力的革新,而于革新之愿景,台湾长老教会即做出了样式。

改革宗神学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主张积极入世、将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的学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基于《圣经》的预定论,就是人的得救完全是神恩独作而与人的一切无关,预定论极致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否定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个人与上帝之间,除了基督再没有任何的中保,如此极致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强调将其在政治、社会中彻底实践,国家是为个人而设立的,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当政权违背神的旨意,人民有权更迭。

约翰∙加尔文长期在瑞士日内瓦宣教,这使日内瓦成为当时欧洲宗教、思想、政治革命的策源地。英国思想家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在其名著《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指出:“就革命意识而言,日内瓦可以和莫斯科相提并论。”(见《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第2页、第178页)显然,改革宗神学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北美甚至整个世界改教和社会运动的中心,成为颠覆专制、更新秩序、输出革命的策源地。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承继了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思想,因此他们有勇气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争取台湾人民的利益,为台湾的人权与和平发声。台湾长老教会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公义行动,被当局及许多教内人士污蔑为“搞政治”,但长老会不为此改变其神学立场。

改革宗神学,也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奠定的神学根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守望教会孙毅长老在一篇有关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文章中提到: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体系,主要来自19世纪的敬虔派,但现在却转向改革宗神学和清教思想。(见基督时报电子版《北京守望孙毅长老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之思考》一文)。在当今中国,神的主权、文化使命、上帝的预定与拣选的这些真理,应成为家庭教会的最为基础性的神学。

就组织机构论,中国各家庭教会不仅要学习长老教会堂会内部的治理结构(台湾长老教会引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形态,以长老团治会,采民主代议的方式运作),更要学习台湾长老教会面对全台湾的整体布局。目前,中国家庭教会“一盘散沙”,多信仰派别、多教会结构、各教会互不来往、甚至互相攻击;不仅没有全国性的联会、协会等组织,地区性的联合会也很缺乏。在参加洛桑会议前夕、在北京守望教会事件期间,曾经出现过数十家教会的联祷会,但很快也就失去彼此的联系。没有全国性的联会组织,就缺乏力量与当权者的压迫抗衡。尽管基督教不同于天主教,反对中央集权而强调教会自治,但区域和全国性的协调、互助机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上国内家庭教会应该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习。

台湾长老教会在组织上由全国性的总会、各地中会、堂会三级架构组成,台湾长老教会强调地方堂会的自主性,但也强调了总会的统一性;台湾长老教会中会是核心的中枢机构,它由区域内所有堂会组成,中会再组成总会,成为长老教会之最高代议和治理机构,是全体教会的代表。如此既避免了天主教的教皇集权,又避免了各教会的一盘散沙。

在台湾民主运动过程中,很多重大宣言和声明,就是通过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发布的,当时的威权政府虽对其极其不满,但对于全台湾的庞大长老教会体系,也畏惧三分,不敢轻举妄动。台湾美丽岛事件前,威权政府对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布多个社会公义声明很想采取报复行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当局以窝藏政治犯施明德为由逮捕了高俊明牧师,判刑数年。尽管如此,当权者除对高牧师个人报复外,对整个长老教会组织和堂会却也奈何不得。这就是组织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学习的关键所在。

有了勇敢的教义和强有力的组织,采取公义行动也就成为必然。台湾长老教会的城乡宣教运动(URM),其精神就是强调基督徒的爱要有公义、有行动。爱不但是救济,爱更体现在改变不义。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不义的旧现状。爱要有力量有行动。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非暴力为手段组织人民,争取权利。台湾长老教会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主体,如推倒吴凤像、97公投、废除刑罚100、反军人干政、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族运动等弱势族群的运动,近年来的无核家园、抗议中共高官统战台湾等种种街头抗议运动。

在行动层次上,中国家庭教会与长老教会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不要说关心社会公义的运动,就是捍卫家庭教会敬拜权利、教产安全的行动也很少。近年来,广州良人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北京守望教会用户外敬拜的方式,谋求自己的敬拜权利,已经是非常勇敢的行动了。有关行动方面的差距,中国家庭教会需要与时俱进,大步赶上。

总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以其教义、组织、行动的卓越性,给仍在苦难中的中国家庭教会以巨大的启迪。台湾长老教会以“焚而不毁”的精神见证着基督的主权,其牺牲、无畏、关心社会公义、行上帝旨意于大地的精神,将激励中国家庭教会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推进中国公义、自由、进步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是两岸基督徒共同的祈愿和心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透視中共對台的基督教統戰



 孟渊沛

年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召開“宣教:對中國的政策研討會”,並在會議新聞稿中指出:“中國基督教兩會目前仍具有濃厚的統戰意識,除普世教協外之場合,目前並不適宜私自與之接觸。若非得必要與其接觸時,應注意不可自失信仰及台灣主體立場,提防其各種統戰的手段”。的確,所謂“兩會”並非基督教會,它只是中共政治工具。對內,兩會是信徒集中營,目的是控制、馴化信徒,使其愛黨愛共;對外,兩會是中共統戰部門的延伸、利用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實現其政治目的。

眾所周知,中共奪得政權的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其中統一戰線被列為首位,當年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就是大搞統戰而使國民黨政權分崩離析的:如在知識界除了殷海光、胡適等少數知識分子外,其他的都被中共拉攏、收買;政界的很多名人如宋慶齡、沈鈞儒都成為中共在國統區的發言人;國民黨高官如陳布雷、傅作義的子女也被其拉攏、控制。中共統戰之毒害威力,絕不亞於海峽對岸的幾千支導彈。

統戰的秘訣在於尋找共同點,雖然你是國民黨,我是共產黨,但在一個中國上有共識,那我們聯手;雖然你主張台灣獨立,我主張統一台灣,但我們都是基督徒或都是佛教徒,那我們可以交往。通過這個共同點,加強聯繫,最終擴大共同點,消滅掉不同點。

中共對台灣的基督教統戰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在國際組織普世教會協會(WCC)內長期對台灣長老教會進行刁難、圍剿,中國基督教協會累次給WCC施壓,力圖改變長老教會的國家立場;二是在台灣島內直接“入島、入會、入心”:三自會利用基督信仰的所謂共同點,與台灣基督教界建立關係,拉攏收買重點教會及重點人物,使其逐漸改變政治立場,輔助中共實現在台政治目的、並共同對付與孤立頑固敵人。直接說來,就是不擇手段收買牧師與名人,使後者與中共三自會合作,並聯合後者孤立和打擊不與中共三自會合作的基督教會與信徒。

總之,正如《聖經》詩篇中寫道: “我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他”(詩篇60:12)我們唯有靠神的智慧和能力,才能識破魔鬼的詭計、攻占撒旦的營壘。

原载《台湾教会公报》

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台湾长老教会支持大陆家庭教会



孟渊沛
为了应对中国官方教会“三自会”对台湾宗教咄咄逼人的统战,也为了应对中国家庭教会受宗教迫害,更为了向台湾民众揭露中共扼杀信仰自由、搞宗教统战的真相,2013年1月7至9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召开“宣教——对中国的政策研讨会”。

会后,台湾长老教会在《台湾教会公报》上发布新闻,指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理解中国教会时,除了面对同为普世教协会员教会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外,也不能漠视家庭教会的存在事实。此外,也了解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两会的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乃‘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是‘爱国爱教的团体’;而家庭教会则有不同的属性。中国基督教两会目前仍具有浓厚的统战意识,除普世教协外之场合,目前并不适宜私自与之接触。若非得必要与其接触时,应注意不可自失信仰及台湾主体立场,提防其各种统战的手段。以适当方式深入了解家庭教会为信仰受苦的实况,寻求适当的时机给予声援。协同第三国家的教会团体,了解家庭教会的需要,在能力许可范围内给予协助”。

此一声明,是台湾教会首次指出中共的“两会”(三自爱国会及基督教协会,以下同)不适宜接触,而家庭教会应该才是声援和协助的对象。这是对目前仍受当局迫害、仍没有合法地位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巨大鼓励和支持,这是海峡两岸真正敬拜上帝的教会在“圣灵里相通”“互为肢体”的完美表现,也是两岸教徒对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共同认同和相互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台湾长老教会曾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台湾众多民主斗士是在长老教会牧养、庇护下成长起来的,这将使中国家庭教会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刚强,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进程。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合法”的基督教会分为两个体系,一是“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它们实际是“官营”、“党营”的教会;而独立于它们的家庭教会则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这种“官营”教会与家庭教会鼎立的局面,昭示了中共政教合一专制独裁的本质,也非常典型地凸显了中国复杂的宗教、政治现状。

“两会”并非是教会,而只是中共政治工具。对内,其协助中共控制基督教徒,对之驯化、约束,使其爱党爱国,比如在奥运期间,其号召信徒拥护奥运;在共党生日时,让唱诗班为党唱红歌。对外,“两会”则是中共统战部门的“延伸”,比如近些年来,其利用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以教会为纽带,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台湾,大搞“统一战线”,拉拢、收买对方教会、机构和名人,使其改变政治立场,拥护中共、打压他们所谓的“敌对势力”。

“两会”对台湾的统战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全球性基督教国际组织——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内,对台湾长老教会进行长期打压、围剿。在“宣教——对中国的政策研讨会”上,台湾长老教会在WCC的代表郑明敏发言介绍:“中国基督教协会与台湾长老教会都是WCC的成员,但中国基督教协会累次在国际场合就政治立场刁难台湾长老教会,并给WCC施压,力图改变长老教会的立场。”二是,“两会”对台湾基督教界大搞统战活动——“入岛、入会、入心”。自2010年底以来,大陆的宗教局长、“两会”领导、牧师频繁访问台湾教会;不少台湾牧者也响应其号召,不断去大陆“两会”访问。“两会”在台湾总统大选前,曾收买诸多教会、牧师、名基督徒支持中共两岸政策;其得手后,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筹备2013年在台举办的所谓“两岸基督教论坛”,矛头直指台湾长老教会。

今日,中共在台湾的统战甚嚣尘上。中共深知,要想彻底瓦解绿营,需要从源头和精神信仰上铲除所谓的“台独”势力。为此,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就成为中共最想铲除的“顽石”。比如,中共在台基督教界搞统战,其举办的“两岸论坛”便排斥长老教会及其它反对“两会”的教会,目的不仅是招降台湾教牧和信徒,更在于要在台湾基督教界孤立长老教会,斩断长老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的联系。

如此形势下,台湾长老教会深感联合中国家庭教会,对抗中共统战、渗透的重要性;而中国家庭教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种互相支援的迫切性。据《基督教会公报》报道,参加“宣教——对中国的政策研讨会”的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保罗牧师(化名)在专访中指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抵抗三自爱国会对台湾的宗教统战,应该与中国家庭教会联手。共同向台湾人揭露中共迫害基督徒、扼杀信仰自由的现况,戳穿三自会对台湾信徒的蒙骗、打破台湾人对中共的幻想,并告诉台湾人真正敬拜上帝的真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保罗牧师也呼吁台湾长老教会应该积极响应中国家庭教会要求公开化、合法化的时代要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协助中国家庭教会在普世教会组织取得合法的席位,以取代“伪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国际教会组织窃据的地位。

保罗牧师的言论值得称道。的确,举世瞩目的中国家庭教会是中国真正的教会,其信仰之真、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令“两会”望尘莫及。中国家庭教会与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清教徒中的分离派一样,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国教”与政权的教会体系,并且也是中国人数最多、资金最充裕、范围最广、势力最强的非政府组织(NGO)。

由于中国家庭教会与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历史处境的相似性,所以清教徒走过的路,也是中国家庭教会要走的路。当初,清教徒们只想自由地敬拜,没想到这种追求最后竟成就了英国的宪政民主。中国家庭教会在实施自己的信仰自由时,也为中国公民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做出了贡献。

与台湾长老教会联手,会使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更加坚定,更有助于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英国清教徒和台湾长老教会多年努力的社会成果,这不仅要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梦想,还会成为他们奋斗的动力。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以英国清教徒运动为师,以台湾长老教会为友,那么中国就会产生与之相媲美的宗教运动及社会成果。正如《圣经》诗篇中写道:“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篇60:4)。

“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诗篇60:12)。正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总干事张德谦牧师在会后发表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中国的使命》一文最后指出:台湾长老教会要“进一步来与中国真诚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教会一起携手建立上帝的国度,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在此衷心祝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能与中国家庭教会互为肢体、同感一灵,同祷告、同战斗,共同打那美好的胜仗,也许这就是上帝对台湾长老教会、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美好应许和神圣定意。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9期     2013年2月22日—3月7日)

2013年1月1日星期二

Gertz的新文章及周薄联手倒习的证据



孟渊沛

关于王立军事件,参与网站发文章的铁流先生(注1)和博讯发文章的柯林先生(注2)都有意为周永康解脱,认为周没有联手薄熙来倒习近平。博讯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先生也极力撇清周永康倒习近平的干系,昭明文章还指责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可能是中共特务人员(注3),显然不实。

实际上记者海涛只不过是把美国政论作者BILL GERTZ的文章翻译出来而已(注4),GERTZ是美国《自由灯塔》杂志的高级编辑(Bill Gertz is the senior editor of 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经常撰写政论文章,相信与华府有紧密的联系。在GERTZ关于王立军事件的以前两文中确实引述美官员的话指出周永康薄熙来联手不让习近平顺利接班。在最新的第三篇文章中也指出周永康和薄熙来同属一个派系。BILL GERTZ的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根本不像柯林先生指责BILL是无中生有。我们可看原文:

在BILL第一篇文章《China Probes Police Official After Obama Administration Rejected Asylum Request》中指出:
“Wang possessed invaluable knowledge of the current Chinese power struggle, and the efforts of the hardliners like Zhou Yongkang and Bo Xilai to upset the smooth succession of Xi Jinping. Now we don‘t know as Xi Jinping arrives next week what is going on at the top,” one official said.(各位可看英文原文网址http://goo.gl/okmCN)

在这里提到据一美国官员说,王立军给使馆的材料里有强硬派周永康与薄熙来联手阻止习近平平稳过渡的内容。
毫无疑问,BILL GERTZ的文章是最近众多轩然大波和爆炸性新闻的总源头,美国之音记者只不过翻译他的文章并改成新闻稿而已。在其最新的于2月21日上午5点发出的文章《Chinese Demand Return of Documents》中也指出薄熙来周永康是一派,是美国官方最为担忧的一派:

Bo is the central figure of a faction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military that wants China to become an assertive military superpower, and wants to jettison China‘s close economic ties to the U.S. Behind the scenes, a second major nationalist and anti-U.S. official is said to be Zhou Yongkang, who is in charge of China’s security forces 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nine-member collective dictatorship headed by Hu Jintao. (各位可看英文原文网址 http://goo.gl/KdcvO)

在这里提到薄熙来和周永康同是反美的、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
刚刚发表的BILL GERTZ 最新文章没有刺激的最新事实,倒是有不少看点,笔者认为至少有三:
1.中国要求归还王立军提交给美使馆的材料,但到底归还没有,作者也不清楚;

2.美国认为中共有两派,一派是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强硬的反美、民族主义派别,另一派是胡锦涛为首的、太子党居多的改革开放得益者、淡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派,美国似乎支持后者。美国官员说担心的倒不是中国陷入新文革,而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反美民族主义手里。美国似乎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宗派之争没有兴趣,共产主义对中国是个空壳,所以他们对毛左理论不感冒,感兴趣的军事力量掌握在谁手里。

3.中共武力威胁围攻成都领事馆,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重大外交事件,美国国务院居然至今没有提出一句抗议! BILL GERTZ 最新文章指出:王立军案没有参照方励之案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准备使用武力防止王立军叛逃。该文似乎暗示:美国领事馆吃了哑巴亏。

总之,目前关于王立军事件能确定的关键新闻来源就是BILL GERTZ的文章了,但其文章源头当然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所以要想知道王立军事件真相、王所提供材料的真正内容、中共高层权斗的真实内幕,最应该的就是关注此事件的所有人齐来呼吁美国国务院在全世界前面公布王立军在北京时间2012年2月6日到7日间在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内向美方提供的所有文字、音响材料。如此才能制止谣传、还真相于天下、也才能按公义来处理该事件。

印度“新甘地”对中国人的启示




孟渊沛

在突尼斯、埃及民众非暴力抗争取得最终胜利之际,印度“新甘地”哈扎雷在首都新德里13天绝食抗议获得全面胜利,印度议会和政府最终接受了哈扎雷团队打击贪腐的三大关键原则:设置“公民章程”;扩大反腐监管范围,将更多低级别官员置于监管范围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都成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新甘地哈扎雷的绝食抗争,给当下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国人,非暴力抗争是公民在任何社会中天赋的权利,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具有的争取权利的“武器”,而民主国家中的非暴力抗争方法,也完全有可能适用于专制国家中的民众。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民众没有以群体武装暴力抵抗专制政权的可能,无资金、无武器,也没法组织(除非有它国战争介入,如利比亚),而且会遭到残酷镇压,因此非暴力抗争是最好的抗争方式。从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中,我们看到非暴力抗争在专制国家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公民人权的落实,不能仅靠政府,也需要民众的斗争——非暴力抗争。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马?路?德金领导黑人,进行了艰困的非暴力抗争,最终在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

当今,印度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但是官吏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坐等政府,也需要依靠公民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游行、示威,甚至绝食,都是民众表达意愿,推动社会改革的方式。

在台湾,民众街头运动对推动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台湾实现民主化后,社会问题还是非常众多,大量问题还需要民众参与,推动改革。不是说台湾民主了,民众就不再需要抗争了;相反地,对于诸多的社会不公正,非暴力抗争同样需要。台湾资深非暴力抗争专家蔡丁贵教授说:“民进党在陈水扁上台后,街头抗争意识越来越薄弱,最终导致国家困局。”

对于大陆,非暴力抗争是民众对抗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八九”是中国民众非暴力抗争的光辉一页,虽然遭到血腥镇压,但并不是说,从此中国就再没有非暴力抗争的可能。如果说在中国,暴力抗争没有可能,非暴力抗争也没有可能,那么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抗争?如何抗争?在中国否定非暴力抗争,实际上是给民众泼冷水,最终是取消抗争。

与民主国家相比较,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空间当然很小,但是小不等于没有。2007年厦门民众抵制PX游行,2011年大连民众抵制PX游行,南京民众保护梧桐树静坐等,都是非暴力抗争运动,并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中国专制,非暴力抗争的空间小,因此需要更坚韧更广泛地组织民众进行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民众的街头运动、非暴力抗争,将是主要的斗争方式。

未来,即使中国实现民主化了,民众的非暴力抗争活动,也还需要继续坚持。因为,民众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正,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民权,需要监督和推动政府履行其职责。民主化,其实就是民众以自己的力量不断抗争,实现公民权益的过程。

很多人认为,哈扎雷之能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在民主的印度;而中国是极权国家,所以他的方法不适用。这种说法如人们常说的,老甘地的非暴力可以对付英国“绅士”,但不适合对付共产党。但是,非暴力抗争是现代政治中普遍性的斗争方式,在极权国家同样适用。例如它在前东欧共产国家的转型中就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波兰。波兰前政府也曾动用军队镇压民众的和平抗争,有数十人死亡,但是波兰人民并没有因此放弃非暴力抗争,而是更坚决更广阔,最终实行了波兰的变革。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在处理原住民、少数族裔、环保等社会问题中,民间团体与基督教会总结出一套进行非暴力抗争的CUT(Canadian Urban Training 加拿大居民训练)训练方法。这套社会组织法不仅在加拿大、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大为受用,而且在一些专制国家中,也为民众争取自由、民主起到了良好作用。比如,在台湾两蒋时期,一批又一批台湾民主人士接受CUT训练,他们回到台湾后,有力地推动了非暴力运动,对抗威权政府,迫使国民党改革,为台湾民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哈扎雷对我们启示的第二层意义就是,持续行动的、群体性、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才是有效的抗争。著名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其名著《群众性防卫》一书中指出:“非暴力行动正如它的名称所说明的那样:行动是非暴力的,而不是不行动。这种技巧并不仅仅是言论上的,而是包括象征性抗议、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涉”。印度的哈扎雷就是这样一个强调行动、持续行动的抗争斗士。

哈扎雷的反腐大业,已经干了30多年。他曾抗议40名林业官员的贪腐,并通过示威,迫使这些官员离职或者调任。1991年,他发起成立了“反腐败人民运动”组织,活跃至今。为了反腐,30多年来,哈扎雷行走一万多公里,向各地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告诉他们:“如果你讨厌哪个贪官,就要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有统计显示,通过发起各种抗议行动,哈扎雷成功地让400多名腐败官员走人。

哈扎雷当前的反腐目标集中在一件事上:出台一部反贪腐法。2011年4月发起“绝食至死”的抗议活动。绝食进行了5天,引起强烈反响。6月,哈扎雷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自己提出的《公民监察法案》,并与当局的版本进行对照。

为让自己的法案进入议会讨论,他组织支持者在8月16日发动绝食抗议,但在抗议举行前一天他被捕了。在巨大的压力下,辛格政府16日晚间宣布释放哈扎雷。但哈扎雷却拒绝出狱,他表示除非政府允许他继续举行绝食抗议,否则决不出狱。辛格政府接受了哈扎雷的要求,专门划定一处公园为示威区。19日,哈扎雷及其追随者微笑着走出监狱,并开始更大规模的绝食抗议示威行动。8月23日,辛格政府见劝说无效,只好与哈扎雷团队进行首次正式谈判。25日,第二轮谈判展开。27日,辛格主动致函哈扎雷,宣布了接受要求,并建议停止绝食。哈扎雷接受辛格的建议,28日,在数万名支持者的注视下,体重剧减7.5公斤的哈扎雷抿了一口橘子椰汁,支持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288小时的绝食抗议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以上过程可见,抗争的持续性是最后获胜的关键,坚持到底就会胜利。另外,哈扎雷很重视团队,有一群人都成为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如“反腐败人民运动”组织的克杰里瓦尔等人在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哈扎雷也注重群体的扩大,他借助影响较大的推特、脸书等媒体,迅速赢得了大批支持者。哈扎雷及其支持者还注册了网站,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活动,并随时发布最新信息。“反腐败人民运动”已成为印度网络热门词汇。截至8月19日,哈扎雷在社交网络“脸书”的网页已拥有超过30万的支持者;8月16至17日,有关他的内容在“推特”网络上点击率最高,24小时内有近万人发布“我支持哈扎雷”等词条。这是抗争活动中群体性的体现。

另外,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也体现了战略规划性:从起初的普遍反贪官;到后来聚焦出台一部法案;到绝食、大规模群体户外抗议、媒体广泛造势等等。抗争的成功,重要之处是哈扎雷团队的精心策划。正如吉恩?夏普在《群众性防卫》所指出的:“非暴力行动如同战争一样,是一种战斗方法。它包括实力的较量和‘战役’的展开,需要有机智的战略和战术,使用许多中‘武器’,并且要求其‘士兵’具有勇气、纪律和牺牲精神”。正因为非暴力抗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所以其首先是战略性。吉恩?夏普在另一本书《自我解放》中指出:“主要的变化不会单单因为一项长期的目标和对现状的抗议而发生。负责任的、明智的和有效的战略性行动是必须的。在面对压迫的情形下,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可以在暴力与被动屈服之间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国内的维权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缺乏战略规划,也没有形成持续行动、缺少核心领导团队,因此哈扎雷的非暴力抗争经验,对中国人权人士有巨大启示意义。



最后,哈扎雷向我们启示了绝食斗争的重要性。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中国把绝食更多地看成是自残和伤害自我。但是,在世界几大宗教中,绝食都具有神圣的意味。如基督教教义中就主张为重大的事情禁食祷告,在圣经《新约》中耶稣自己也经常禁食祷告。前不久美国德州州长也带领数万人为美国禁食祷告,北京守望教会为信仰自由的坚韧抗争中,也有众多基督徒多次禁食祷告。

犹太人常看的经典《旧约》中,也有很多禁食祈求上帝的记载。伊斯兰教的斋月,整个白天时间都是绝食状态。佛教和道教中,也多有禁食修炼的教导。在宗教上,绝食更多表示自己内心的虔诚、对上帝的敬畏。甘地、哈扎雷从佛教、印度教中吸收到绝食的宗教意义,而且将之巧妙地与抗争联系在了一起。对于绝食,中国人权人士需要汲取它的宗教意义,在内心为国家为民族祝愿。

绝食有有限期绝食、绝食不绝水、个人绝食或集体绝食等等。无论怎样,绝食比起自焚、自残更有意义,也更有效。当然,进行绝食抗争,需要讲究策略、成本、效应,不做无谓的牺牲。绝食是非暴力抗争的手段之一,目的是抗争。“八九”运动中,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体绝食,是这场运动的高峰,起到了呼吁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的作用,是成功的。中国民间抗争,可以汲取经验,有限地使用这一方是,同时要注意避免极端化、随意化及不顾后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民众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哈扎雷领导的以非暴力抗争推动社会公正的运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特别是该运动的持续性、民众广泛参与、有战略规划等长处。中国维权运动到了一个转折点,开始走向社会、走向群体,成为社会运动,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这个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学习各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经验,将中国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户外抗争,诉求民生——群体事件构筑茉莉花主题



孟渊沛

5月以来,随着茉莉花运动的深入展开和“六四”纪念日的临近,中国各地民众的抗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而且均是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特大群体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

5月16日上午8点半,来自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中共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静坐,他们打出许多横幅,要求河南省委、政府落实复转军官政策。特警阻挡示威复转军人,在省委大门内也布置了防暴武警。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要求生存权利,解决生活问题,大批警察到场戒备,双方一度肢体冲突,围观民众越来越多。

5月14日晚,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周围群众聚集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近百警察的到来更加激起民众的怒火,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

5月14日成都盐市口有城管殴打一位卖杨梅的老大爷,随后城管被近千名群众围观声讨。近百名警察来维持秩序。几位现场仗义直言、打抱不平的成都女孩被国人评为本年度最美美女。

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一家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数千工人不满遣散补偿条件,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及请愿,在向市政府方向游行的途中与约千名公安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及被捕,场面惨烈。

这5起群体事件,有力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斗志,也构筑了正在全国展开的茉莉花运动之基石。在这几次特大群体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民众的游行示威。它有几个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该事件冲突最为激烈:几千南京工人从南京市华飞路欲游行到南京市政府,大游行造成和燕路、中山北路瘫痪!当局出动1500多警察,但是工人们不惧强暴,誓死捍卫权利。工人中午游行到和燕路和中山北路,被约1500名公安筑起人墙阻截,双方发生对峙,工人随后两次突破警方人墙防线,继续向市政府前进,期间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和被捕。最后当局调来大型货柜车,将工人前进的道路封死,并抓捕多人,在4个多小时后游行者被驱散。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冲突激烈的抗争,当局居然调动货柜车堵游行示威的路,这在全世界比较少见,在大陆多年来也是首例。南京人民不愧是革命圣地的英雄儿女,四五运动最初也是在南京被点燃起来的。南京民众继承了群体抗争的传统。

其次,这次抗争是南京市民发起的“梧桐树集会”之后的又一次抗争。茉莉花运动开展后,3月19日,南京市民反对当局对城市梧桐树的乱砍滥伐,自行组织民众到市图书馆前集会静坐,在1000多市民的静坐、集会压力下,南京市政府被迫答应不再砍伐梧桐树,地铁建造路线也答应更改。梧桐树运动取得胜利后,大大激发了南京市民的斗志,让他们看到了户外集体抗争的有效性,也看到民众自身力量的可贵性。抗争的胜利会激发人民再次抗争,上次抗争的胜利会鼓励民众积极投入到下次的抗争中,民众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确信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都为实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创造了条件。

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群体事件的精髓在于: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民众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不是外人来解放民众,而是民众实现自我解放。是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不断获得阶段性胜利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

最后,这次游行示威,是近年来首次集体在户外喊出“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工人的抗争,主题是民生问题。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城管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但事件主体诉求的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如生存、工作、免受欺辱和殴打等等基本人权,都涉及到联合国人权文件所宣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而已,而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易于让当局妥协。总之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

不仅诉求民生主题,这次南京工人还喊出了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市民告诉香港《明报》记者,目前百物腾贵,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现在就是物价高啊,农民的菜价两毛多钱出售,最后到菜场卖,翻了十倍,中途被物流,交警罚款、然后就是高速公路和过桥费,也占了很大部分,然后汽油、柴油也涨价,中间环节太多,老百姓看到菜场的菜价高”。参与游行示威的工人对《明报》记者也表示:“今天的物价如此高,公司给予工人的遣散费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

物价问题是与每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普遍民生问题,也是最易于调动老百姓参与热情的主题,当然也是当局最为恐惧的百姓诉求。这个诉求如果大规模开展,就有可能导致维稳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当南京工人喊出这个口号后,就不仅是替自己,也是替全国老百姓在呼吁,这个呼吁就有可能遍及全国、形成全国燎原之势。如果一场反对高物价、高房价的全国性、全局性、统一性的群体事件爆发,那是当局最为害怕的。

我们也观察到,由茉莉花信息地等茉莉花运动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的茉莉花散步主题之一就是反对高物价、高房价。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具体很表面,似乎与专制制度无关,但实际上它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也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而会越来越突出。除非专制瓦解,这个问题只会更加剧。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专制制度造成的官剥削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官僚吞吃了,所以造成了“高物价、低工资”的现状。面对此现状,老百姓除了上街抗议外,再也无其他办法。而上街抗议,会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全国民众都行动起来,再多的公安、武警、军队也无法应付,就是专制者引爆原子弹也无法自救。

总之,全国民众要学习南京市民、工人自梧桐树集会以来的户外抗争,将伸张基本人权、结束专制统治的群体抗争,与最基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如此才会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获得阶段性的次次胜利,最终导致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民众将获得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益。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劳动权利与茉莉花运动



孟渊沛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最值得庆祝的当然是上海港口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工人进行人权抗争、争取劳工权益是极大的鼓舞,也是对中国茉莉花 运动的极大的激励和推进。茉莉花运动已经在中国蔓延,它将继续进行下去。实质上,中国发生的种种群体事件、人权抗争都属于茉莉花运动;而每起具体的人权抗 争、群体事件也都在推动中国的茉莉花运动。

茉莉花运动是全民民权运动,不仅需要全民参与,也需要具体化实际化,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在行动的过程中,消除民众恐惧、增长民众的自信力,扩大力量、影 响和范畴,最终促成茉莉花运动的成功。由上海罢工事件看,当局最害怕的就是群体维权事件导致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因此,上海发生罢工后,《环球时报》就发表 评论员单仁平的文章《群体事件不是“革命”的信号》。而我们要探讨的,恰恰是如何使民众争取劳动权利成为茉莉花运动的催化剂。

劳动权利是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当下国人最为迫切的人权诉求,它是人人获有尊严与价值的保障。世界众多人权文件中都规定有劳动权利,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23条规定:人人有工作权、同工同酬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2001年2月28日人大批准)第7条中规 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最低限度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保证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 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

建立独立工会和罢工也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4款宣告:“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政治权利公约》第22 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对组织和参加工会的 结社自由则做了更加详尽的规定。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明确了劳工4项的权利,第一项就是劳工的“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 体谈判权利”。关于罢工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第1款(丁)项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1919年 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在涉及罢工权的案件处理过程中,以“判例法”的形式承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罢工行动是工人及其组织为捍卫或增进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可 以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罢工属于国际劳工公约第87号公约《结社自由及保障组织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的工人组织有权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这 项权利范围内的行动。中国在1975年的《宪法》、1978年修改后的《宪法》、1980年的《宪法》中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在1982年修宪 中,这项权利被取消。

可见,从基本人权的角度,争取劳工权利是中国公民天经地义的正当行为。目前中国,独立工会荡然无存,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被剥夺。权贵阶级残酷剥削、垄断行 业、横行霸道;国企工人被迫“下岗”,农民工讨不到薪水,黑砖窑、黑煤窑事件层出不穷,劳工跳楼、自杀事件不断出现……尤其目前,物价高涨,各界职工更是 苦不堪言。中国民众到了最后的时刻:被迫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

不仅从基本人权角度,而且从社会运动角度,劳动权利也是茉莉花运动最该关注的。如果说自由化运动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言论领域,知识界是主体;那么 茉莉花运动则是全民的社会运动,要行为、要走上街头、要广大民众参加。而真正改变社会的是后者。因此,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理念必须要与民众的具体权利结合 起来,要转化为民众行为,成为社会运动,最终才能实现社会变革。否则只能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因此,人权工作者也需要深入到基层中,从维护民众具体权利 做起。每一具体维权案例的成功,都将消减民众的恐惧、增强自信,鼓舞民众的热情,促使更多的民众参与。而民众在争取自身权益中,得到了权益和尊严,他们就 会接受民主理念,并付诸行动,由此扩张,而形成改变社会的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看到,上海工人罢工后,工潮迅速延烧至天津与宁波等地,为避免骨牌效应,当局不得不让步,23日晚间,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紧急发布公告,表示 将“取消货柜集中场的燃油附加费及夜间操作费,并调降部分规费”,同时降低集装箱道路运输的部分收费。罢工获得初步胜利,港口逐渐恢复了正常运营。

上海罢工暂时消停了,但全国劳工受上海罢工的启示,抗争的动力急剧增长,天津与宁波等地的连锁反应就是明证。劳工尝到了罢工和群体抗争的好处,也更自信。 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抗争不是没有意义,政府是纸老虎,只要有勇气做得正,就会有收获。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认为的:“要根本解决问题,首先要从 法律上和制度上健全对工人权益的保障,对工人的劳动成本、劳动报酬以及各种附加收费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关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工人集体权利由 谁来代表?他们用什么样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可不可以成立工会,工会能不能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保障劳工权益不能从制度层面 解决,罢工、群体事件、社会运动就不可避免。

著名非暴力抗争专家吉恩?夏普在《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政权或其他压迫的行动战略规划指南》一书中指出:“对抗强大的压迫,在大问题中采取小型而具体的主张 进行作战,往往是聪明的,并且能赢得胜利。经过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权能也会得到提升。”“普遍而言,在解放的抗争中,长期的冲突需要分阶段进行。根据 人们的能力及形势的需要而采取行动,每一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努力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聚焦在有胜算的单一或极少数目标,以求实现。为了整体运动,战 略规划者需要选择一个或者极少数的攻击点”。在诸如茉莉花这样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中,每一个具体群体事件实际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只有结合每一个群体 事件,才能将茉莉花运动持续下去,并获得最终胜利。

中东茉莉花革命已经蔓延到中国,并在中国掀起波澜,中国民众由此表达对专制当局愤怒和不满,比如北京王府井的聚众围观。但是,由于当局的高压,中国的茉莉花运动还有模糊性,也就是其宗旨还不便明确地提出,目的是不给当局镇压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将茉莉花运动与维权运动相结合,确立阶段性的有关民众权益的 具体而明确目标,则会有力地推动茉莉花运动,这也算中国特色吧。比如,南京梧桐树事件、上海工人罢工等大型群体事件,都是茉莉花运动的有机组成,为之注入了活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群体事件也需要茉莉花运动来带动、支持,使民众维权全社会化、持久化。比如,如果没有茉莉花革命的背景和压力,南京民众保护梧桐树、上海工人罢 工不一定能赢。在茉莉花运动的大潮中,正是民众奋起维权的好时机。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 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见《中国报道》 2010年第1期)。这说明,民众维权只是孤立事件,彼此没有联系,很难有成效,当局会轻易地将之打压下去。因此人权活动者很有必要借助茉莉花运动,将孤 立、分散、此起彼伏的维权抗争、群体事件联合起来:社会化、全局化、持久化;将分散的维权抗争、群体事件提升整合为社会运动——茉莉花运动。将民众维权与 茉莉花运动二者结合起来,就会最终实现改变社会的目的。

——为2012五一国际劳动节作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基督徒的人权抗争-守望教会信仰自由的追求


孟渊沛

不少人根据《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见马太福音6:39),误以为基督徒都是逆来顺受、不管世事的。但这次北京守望教会为自己信仰权利所进行的不懈抗争,则让世人对基督徒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当局为达到分散、消解家庭教会的目的,在2008年、2009年对守望教会进行了持续打压,但是该教会没有屈服;今年以来,当局进一步加重打压守望教会,比如对教会租房的房东施压,逼迫守望教会离开该教址,在新的聚会地点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守望教会不得不在4月10日举行户外聚会。此次户外聚会有近300名信徒勇敢前往,其中100多位信徒被警察带走,后被释放。在接下来的7周,守望教会每周发布周日户外敬拜通告,众教友不惧压力、坚持每周前往户外聚会地点进行敬拜。此7次敬拜聚会中,虽有数百名信徒和教会带领人被软禁在家中,但每周日都有几十名信徒明知会惨遭迫害、仍前往户外聚会地点进行敬拜活动,即使他们被警察从现场带走。我们相信,只要当局不给守望教会自由崇拜的权利,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就不会停止。这样一种坚韧顽强的抗争精神,的确让世人敬佩。

守望教会举行户外敬拜以来,海内外基督徒就以各种形式积极声援守望教会,与当局进行抗争。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事件刚发生时,就有一群基督徒发起《致政府陈情书》签名活动,至今已有300多人签名。紧接着,北京及各地20多家家庭教会,发起为守望教会的联合祷告会,为守望教会祷告。不久,由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发起,北京、成都、上海、武汉、温州、西安等地家庭教会牧者联合向全国人大请愿,要求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成立“宗教信仰自由”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北京守望教会无处稳定聚会的事件进行调查,并督促北京市政府依法妥善解决。这是建国60年来家庭教会第一次公开、整体地向全国人大发布请愿书,此举引起国际社会、多家媒体的强烈关注。

与此同时,海外基督徒也不甘示弱。位于美国加州的基督徒公义联盟多次发表宣言,声援守望教会追求信仰自由的权利;基督教背景的对华援助协会也积极报道此事件,联络美国政界和美国基督教会一起声援守望教会。由海外著名牧师王志勇、刘同苏等发起的《海外信徒声援守望教会公开信》活动,截止美国时间5月30日,已有242人签署了中文声援,有268人签署了英文声援。这次公开信活动,也是多年来海外基督徒首次联合发起的对中共当局宗教政策的抗议。

诸多基督徒就守望教会事件进行的人权抗争,不仅引起世人关注,尤其在“茉莉花革命”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情况下,更让人看到基督徒的抗争,将是导致中国向民主自由转型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实,当我们从基督教关于人权的教导、其对信仰自由的内在要求及其在历史上对民主自由的贡献中,也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毋庸置疑,人权理念很大部分都来自基督教教义。当我们说“天赋人权”、“自然权利”、“造物主赐给我们人权”等等时,实际上已经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教义中内含着人权的神圣性。“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创世记1:27》)人是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对人权尊重的最根本来源。而且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神作牺牲后从罪中救赎来的,人是何等的宝贵和至尊。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倡导的“因信称义”和加尔文“预定论”,都将个人的救赎和价值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而扫除了皇权、政权、教权等一切中间环节的虚假霸权。新教倡导的价值观乃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的人权观。

在基督教教义,尤其在加尔文神学中,基督徒个人参与政治是被鼓励的。加尔文的神学中的“文化使命”(culture mandate)观指出:神创造人类作为神的代理,在地上进行全面的管理治理,一个基督徒必须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全面彰显神的公义、圣洁和慈爱,正如《圣经•阿摩司书》说的:“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5:24》)

基督教的英文是Protestant(也被称为新教、抗罗宗),就是抗议的意思。基督教本身就是反抗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专制的产物。《圣经》罗马书13章所说的顺服,是一种“有条件”的顺服,而非无条件的顺服。这个条件实际上就是《罗马书》中对政权的界定:政权必须是神授的,政权必须是公义的。而如果政权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信徒应该以不服从为原则、为使命。在《圣经》使徒行传4:1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信仰自由是1989年后凸显的人权。八九之前的人权抗争,主要体现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层面(如胡平著《论言论自由》)。八九之后,信仰自由问题由于法轮功、家庭教会、新疆、西藏问题而更加凸显出来。实际上,信仰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是一个人确定自已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权利,它甚至先于人的生存权和言论权,对于信徒来说,宁可肉体死亡也不会更改他的信仰;信仰可以不通过言论而保持心灵和灵魂的自由,所以信仰自由先于言论自由。正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基督徒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的其它自由。人类的思想自由是从信仰自由自然衍生的,而出版自由是从《圣经》等宗教经典的自由出版开始的(在宗教改革时期表现为用自己国家语言翻译出版《圣经》);人类的集会自由也是从宗教崇拜活动的自由开始的。与中国家庭教会处境极其类似的英国清教徒们,刚开始的出发点,仅仅是按照《圣经》原则来组建教会、理解圣经和自由敬拜。但这个出发点,却导致一连串大事件后、英国宪政的确立。

从1534年亨利八世颁布《最高治权法案》,宣布设立国教,脱离罗马天主教,到“血腥玛丽”大规模屠杀清教徒,到查理一世迫害清教徒,导致体制内外、激进温和的清教徒联手成立新模范军,清教徒中的激进派领袖克伦威尔率军战胜了国王军队,1688年清教徒主导光荣革命,英国成为宪政国家,1689年颁布《信仰容忍法案》(The Toleration Art)英国清教徒彻底获得信仰自由。不仅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历程与英国宪政基本吻合,而且信仰自由成为英国民主化的根由和线索,而这一切并不是当初清教徒追求的初衷,他们追求的仅仅是自由地按真理敬拜神。正如历史神学家K.Kuiper正对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所说:“英国改教运动的特点是,政治性超过宗教性;强调组织超过强调教义”(见《历史的轨迹》303页、祁伯尔著、李林静芝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

目前家庭教会在中国是非法的,它虽累受迫害,但在改革开放后有巨大的发展,尤其在1989年后,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使它开始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影响力。家庭教会的情形与英国在成为宪政国家前的清教徒非常相似,当时英国的国教,就是以国王为元首的国教圣公会。为了坚持纯正的信仰,清教徒成为“不从国教者”,并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国教、独立于政权的教会体系。中国家庭教会的性质与英国的清教徒非常相似,也是完全独立于政权并且独立于政府三自教会的教会体系。

由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权、宪政、社会公义关怀等价值观,也由于中国家庭教会与清教徒运动历史处境的相似性,所以清教徒要走过的路,也许是中国家庭教会要走的路。清教徒们只想自由的敬拜,没想到这种追求最后竟成就了英国的宪政民主。而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们单单为信仰的抗争,将不仅拓展他们信仰权利的疆界、扩大他们的信仰自由度,也会让他们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承担某种意想不到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