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胜：必须维护死囚的遗体及器官处置权利——从我在看守所的经历谈起

 
   举世关注的聂树斌被冤杀案在2014年12月初有了新的转机，最高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对聂案进行复查。同时，坊间盛传聂树斌之所以在1995年匆匆被处死，原因之一是按需杀人——要摘取这位23岁年轻人的肾脏给当时身患尿毒症的高官章含之换肾。章含之的女儿近期也出来证实其母亲所换的肾来源不明。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由于中国死囚犯器官被摘取有政府的规定和长期以来的实践，所以聂树斌被摘肾也完全有可能。


   
    1984年10月9日中国政府在内部发布了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共同制定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该臭名昭著的规定成为摘取死囚器官的司法依据。该规定虽然指出被利用的死囚尸体只能是三种情况：１．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２．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３．经家属同意利用的。并规定要死囚或家属的书面同意书及给予相关费用。但根据笔者经历及众多案例，该规定在实践上几乎没有征得死囚及其家属同意的例子，甚至连死囚最后与家属的见面权也被剥夺，加上死囚尸体一律火化，所以死囚尸体的被强制利用，在中国是公开的事实。
   
    1994年到1997年，笔者曾因“阴谋颠覆政府罪”在深圳市看守所关押3年半，其间在一个监仓先后与几十位死刑犯共处过。他们都是一审判决为死刑，戴上脚镣，然后等待二审判决和广东省高院的死刑核准书（从2007年起死刑核准权收回到北京最高院）。一般都是晚上快睡觉的时候，监仓里突然冲进来十几位武警和管教，把正在等待二审判决结果的死囚拉出去，告知他们二审维持原判和高院已经核准的结果，清晨就拉去刑场枪决。在这些过程中，根据我的体会，就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死刑犯的很多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而这就造成并加剧了死囚尸体及器官被强制利用的人权灾难。
   
    2007年3月9日政法机关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但事实上在看守所中死囚被执行死刑前根本不会安排与亲属见面，从半夜拉出监号到早晨执行，都在武警严密监视和捆绑中。在深圳看守所中有几次甚至是大清早直接把死囚从被窝里拉出来直接送到刑场的。我出狱后与一些死囚亲属联系，他们也证实在被枪毙前没有见到死囚的面。
   
    根据网上聂树斌母亲的视频，她说她到看守所给孩子送衣服时，管教反问她来干什么，并说她的孩子已经被枪毙了。她得知噩耗后忍痛去中级人民法院，才被告诉日前已被枪毙，而且尸体已经被火化了。死囚犯也是人，不是动物或物体，他们享有基本的人权和人性关怀，与亲属见面权的被剥夺，完全与尊重死囚人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我在看守所近4年，很多死囚都知道自己被枪毙后器官会被摘除，但他们都没被要求写自愿捐献器官书。因为一直以来看守所都是对死囚统一枪毙、统一摘取器官后统一火化的，不存在死囚自己写自愿捐献书的情况。有一次，与我同室的一个死囚犯在等待二审判决期间写了个自愿捐献器官和眼角膜的申请书给看守所，结果被管教警察大骂一顿后退回。因为这里从来没有自愿捐献一说，都是统一枪毙后强制摘取的，你写自愿书倒奇怪了。
   
    统一火化也造成尸体不能按死囚犯自己和亲属意愿、按民族特色或风俗习惯进行埋葬，甚至还造成骨灰并不是其本人骨灰的情况。如聂树斌母亲后来才从中级人民法院拿到聂的骨灰，但这个骨灰是不是聂树斌本人的，的确大有疑问。
   
    最重要的，在中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中国死刑判决的附加刑，一般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来没有附加刑是尸体归国家处置。而世界各国的死刑附加刑，也从未写判决死囚尸体归政府处理。所以利用死囚尸体，本身有违中国和普世的刑事法律。而1984年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不仅违宪，而且有违正式的刑法、刑诉法。
   
    根据人类基本伦理和普世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利就包括其遗体及其器官的尊严和权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侮辱尸体罪。死囚的尸体不是物，更不是废物，而是人身权利的一部分。按照人类基本伦理，死囚的身体及器官应该归死刑犯自己或家属，除非他们同意，否则不得利用尸体和摘取器官。对遗体及其器官的尊重体现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和对人的尊重。
   
    各大宗教都对遗体很尊重，不得侮辱和任意处置遗体，对葬礼更是非常注重程式。罪大恶极的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还在军舰举行了一个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比较体面的葬礼。从对死刑犯的遗体处置中可以看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尊重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在死囚遗体及器官处置上的所作所为，的确有违人类基本伦理，挑战全人类对人性尊严和权利的基本理解和共识。
   
    就在2014年12初聂树斌案被复查之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但海内外均认为这一宣布值得怀疑，一是因为当局至今没有废除1984年有关利用死囚尸体的规定；二是类似的宣布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作过多次；三是黄洁夫在不同场合说一旦死囚自愿捐献，就纳入中国统一的器官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不再存在利用死囚器官的说法。可见，这又是玩弄欺骗世人的手段。
   
    最后，我切切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政府践踏死囚基本人权和尊严、强制利用死囚遗体和器官的人权灾难，并监督中国政府运用法治手段，兑现在2015年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的诺言。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8日）

2014年十大中国基督教被迫害事件

 郭宝胜

2014年是中国宗教当局以“基督教中国化”为大政方针、全面迫害基督教整体（家庭教会、三自会基层教会等等）的一年。不仅家庭教会受到一贯的迫害，而且政府教会即三自爱国会基层教会也被强拆十字架、强拆教堂。一切显示一场配合“中国梦”来抵制基督教、消除基督教对社会影响、修正和改造中国基督教的运动拉开帷幕。2014年中共政权迫害基督教的案例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这些践踏基督徒信仰权利的案例很多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谴责。其中典型的十大迫害案例有：

1.三江大教堂教案：
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当地政府悍然出动一千多名武装警察与暴徒，以重型推土机将基督徒捐款3千多万元，历时12年辛苦建成的，可容纳数千人的大教堂强行拆毁，夷为平地。这是2014年年初就开始的浙江全省强拆十字架运动中最为恶劣的案例。根据统计，2014年全年对浙江全境基督教堂十字架的拆除，年底有据可查的就有400多个十字架被拆，大量被拆十字架还没有被统计。估计浙江各教堂十字架的四分之一被强拆。就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家庭教会海外联祷会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进行了抗议。

2.平阳救恩堂教案：
2014年7月21日深夜，有600名以上身穿制服、头戴钢盔、手持警械、训练有素的暴徒在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前集结，现场有几十辆现场有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大巴车辆。凌晨时许，数百暴徒手持棍棒疯狂殴打守护救恩堂的基督徒，包含委托人在内的几十人被殴打致伤。凶案发生之时，无数基督徒拨打110报警电话求救，但当地警方拒不出警，放任凶案发生。2014年8月14日，救恩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当地黄益梓牧师及多名信徒被抓捕，黄牧师至今未放。维权律师也组成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此教案的受害者。

3.温州、宁波、杭州等浙江各市教堂十字架被拆事件：
除三江堂和平阳救恩堂外，杭州黄湖教堂、舟山市白泉教堂、温州港头教堂、温州沪山教堂、九丈教堂、芦田教堂、永嘉黄村教堂、宁波信德堂、杭州鼓楼教堂等400多座教堂顶的十字架被拆，形成自文化大革命之后最严重的对三自会基层教堂的迫害、举世震惊。当局此举的目的在遏制基督教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是其实现基督教堂建筑中国化的步骤之一。在暴力强拆过程中，引发大量冲突事件，信徒受到人身伤害。如7月28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境内的基督教怀恩堂的十字架，清晨遭强拆。凌晨三四点，两三百名特警和强拆人员抵达教堂周边部署，同时还有重型吊车，消防车及救护车在场配合这次强拆行动。虽然事先有两百多名信徒到场守护，冲突后因官民双方实力悬殊，十字架最终被拆除。

4.南乐教案：
2014年7月4日，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要求释放的河南南乐教会牧师张少杰牧师被重判12年。教案起因是在2013年11月16日上午，由于教产纠纷和主持当地社会公义，河南南乐县基督教会张少杰牧師和20多名信徒被绑架。在南乐县委的统一指挥下，县政府下属各级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宗教局、统战部、宣传部等机构积极参与并实施了对南乐教会的疯狂迫害。他们先后非法绑架、拘禁了几十位基督徒，他们谩骂殴打外地来帮助信徒维权的律师，他们攻击来报道事实真相的国际国内媒体记者。南乐当地迫害基督教的野蛮行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12月18日南乐教会中心堂十字架遭当局强拆，教堂被封闭。教会的四百万元被当局从银行转走。张牧师女儿张慧馨一家不堪忍受迫害，在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下逃亡到美国。

5.柳州教案：
2014年2月18日，广州良人教会在柳州市鱼峰区创办的华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园长程洁与负责后勤的同工莫息柳，突然被国保带走，其后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当局指幼儿园自编的幼儿品格教材，没有书号，涉嫌非法经营。6月23日，良人教会信徒李嘉桃在广州市番禺区住所内，被公安砸门入室抓走，后被柳州国保刑事拘留，同时被抓的还有教会长老黄秋瑞及一位联系印刷业务的员工方斌。他们被控“非法经营罪”。检方认为，四名被告人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情节特别严重。其情节触犯了刑法第225条第四项之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定12月23日的庭审已被无故延迟。流亡美国的广州良人家庭教会王岛牧师指出被捕的基督徒是为了中国儿童拥有诚实守信的品格教育而被当局陷害和审判，其目的是打压人数众多却不肯加入官办教会的中国家庭教会。

6.佛山家庭教会被定邪教罪案：
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案后，中国反邪教协会迅速公布20种邪教名单，其中与基督教有联系的就有15种之多，这为强力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创造了司法依据。2014年9月21日，广东佛山两城市家庭教会——方舟教会及橄榄树教会在进行主日敬拜时，突然遭到警方冲击，多人被抓，圣经、电脑等物品也全被带走。被抓捕的信徒陆续释放，当晚10点，有6位教会主要同工的家属收到刑事拘留的通知，罪名是刑法300条——“涉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从早上抓捕，当晚就以邪教罪刑事拘留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当局蓄意的迫害。9月21日开始的一周内，广州至少有八个家庭教会被警方冲击。

7.北京通州教案：
2014年1月24日，北京市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15名基督徒因集体看望生病的弟兄张文和，被北京市通州区警方全部抓到通州区梨园派出所。25-26日两天，除天津的两位基督徒被送回天津外，其余13名基督徒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团契负责人徐永海长老曾在10月2日，提起国家赔偿。12月1日，通州公安分局答复“决定不予赔偿”。为此，徐永海向北京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处罚。这是一个以访民和异议人士为主的基督教团契，一直受到政府的严厉迫害。

8.山东曹县教案：
2014年6月25日下午3时许，山东曹县家庭教会基督徒赵伟良与其他共计22名基督徒，在曹县庄寨镇路边三五七木业板厂内练习“唱赞美诗”的时候，突然有50名以上的警察和便衣破门而入，抱着“机关枪”闯入唱诗现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定手续，强行将22人拧着胳臂带走，同时带走的还有3个以上儿童，2个儿童不满一周岁，还包括一名孕妇。2014年8月1日，因曹县教案而被抓捕的基督徒赵伟良、成洪蓬已经被批捕。曹县教案发生后，维权律师组成“百年轮回--- 曹州教案律师关注团”，律师团成员李贵生、赵永林、陈建刚等律师为信徒提供法律援助。

9.基督教教育遭严重迫害：
在长达一年的浙江拆十字架运动同时，温州多间教会被勒令停止主日学（教会供儿童、青少年学习圣经的信仰教育）。在柳州教案中，广州良人教会在柳州市创办的鱼峰区华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被当地教育局取缔，8月28日，再被当地政府发出公告，停止该幼儿园的办院资格，并吊销办学许可证。9月初，安徽省阜阳市基督徒所办私立顺昌学校就当局于新学期开学前夕，责令关闭，校长被绑架及抄家，学校被不择手段的方式强迫解散、分流学生和老师。众多基督徒对此发出求助，希望外界关注。

10.新疆多间家庭教会被迫害事件：
2014年3月5日新疆伊犁新源县一家庭教会数十名信徒在家中聚会时，遭到警方及政府人员冲击，两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7月3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一家家庭教会，二十多位基督徒聚会时被冲击，被带到派出所，一位来自美国的音乐老师也被警察强制带往公安机关，最后被宣布驱逐出境。7月10日，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公安冲击家庭教会培训班，五十多人被驱散，公安在行动中拘留至少三名教会负责人。据当地信徒表示，当局以他们“非法聚会”为由，处以其中三名教会负责人行政拘留15天。8月31日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中路一家庭教会的多位信徒在家中唱赞美诗时，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冲击，教会负责人郑雅月被以“在非宗教活动场所从事宗教活动”为名，行政拘留五天。据称，当地7月初以来，已有三位韩国牧师被逐出新疆。

聲援被捕記者高瑜研討會上的發言全文及視頻 郭寶勝

聲援被捕記者高瑜研討會上的發言全文及視頻 郭寶勝

郭寶勝 高瑜校友，中國時政、宗教事務評論家。美國華人教會牧師

首先感謝大家參加這個會，這個會議的緣起是因為廖家安，我們是一個系的，他來美國之後說確實想為高瑜大姐發點聲音。海外聲音有，但聲音太弱，或者有些奇腔怪調，所以要發揮些海外的正能量，廖家安說以後要多做些活動，這個可能是活動之一，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
我跟高瑜大姐只見過一次。 2012年臺灣大選的時候，大陸的一些參觀團和海外的參觀團一起到臺灣，我見過她，因為是校友的原因，大家聊到一塊。當時她喜歡藍營的活動，我喜歡綠營的活動，我們互相說服了半天。她是個人情味很重的人，非常樂於助人也很有正義感，這是我跟她見面的過程。
最早知道她是我進入人民大學，那時候我是一個本科生，受廖家安這些老一代“反動分子”的影響，被拉入革命陣營，當時就看到高瑜的一些文章，後來她又傳過來一些資料，介紹陳子明先生在監獄裡寫的很多東西，還包括王軍濤先生在獄中的辯護詞，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鼓舞很大。我覺得高瑜女士在八九之後傳承八九之前的人的使命方面，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讓那些星星之火不致於熄滅，還把星星之火復興起來一波一波地推動。這也就是為什麼八九之後又把她抓起來重判了六年的原因！
她是一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是捍衛中國言論自由的女英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聲望，她最大的特色就是為中國的言論自由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們知道中共的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每個公民有言論自由，作為一個現代的憲政國家，言論自由是它的首要的權利。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也就是美國的權利法案，第一條就是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國會不能制定下面的法律：建立國教，危害信仰自由，但是國會應該制定法律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們知道在美國是放在人民第一個權利裡面的。比美國的憲法修正案更早的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在第九條規定了國會議員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國會議員不能在國會裡的言論而受到審判和抓捕——因為當時在英國國會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議員發表不滿國王查理一世的言論都被抓起來，甚至遭到暗殺。所以言論自由是中國成為憲政國家的必備特征，也是中國人追求個人人權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利，這個胡平先生也有很詳細的解說。
言論自由具有普遍性，針對每一個公民的，但高瑜身上更加可貴的，是媒體的言論自由的問題，是媒體的知情權並報道給公眾的權利，這是高瑜捍衛的重點。我們知道中國抓記者越來越多，像博訊在國內的記者被抓，韋石是最清楚的，不僅官辦的媒體記者被抓捕，還有很多的網絡大腕被抓。高瑜女士寫的很多文章都是來呼籲她的同事、媒體人的言論自由權。習近平上臺以來，我們都知道把網絡上的那些大腕抓的抓、判的判、誣衊的誣衊，所以當時秦火火和薛蠻子嫖娼被抓，在中央電視臺認罪，然後把高瑜女士也抓起來也在中央電視臺認罪，把他們都歸在一類上了，
為什麼單單要挑媒體的大腕認罪呢？是要消除以前他們認為的壞的影響。他們認為媒體人有很大的影響力，你在公眾電視臺再認一下罪，那就是說把以前的影響全都破除了。所以媒體的功能，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公之於眾，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像美國政府的兩黨鬥爭，這些高層的內幕都是可以披露出來的。在臺灣的立法院甚至臺灣的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和他們之間的分歧，還有國民黨內部有各派，民進黨內各派的鬥爭甚至私人衝突等等，這些在媒體上都可以報道。但高瑜更加觸動了中共的忌諱：把內鬥給揭示出來了，其實共產黨從蘇聯的瓦解得出來的結論是，黨內的瓦解對於他們是更危急的，所以他們特別害怕在黨內造成分裂、黨內造成很多衝突、黨內反對派形成一個勢力來瓦解政權，而高瑜一直以來所報道的都是黨內高層的不同意見、表達和衝突，這些在民主國家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一個專職國家就形成了國家的機密，形成了對統治政權的威脅。所以說，高瑜也在捍衛一個媒體工作者的言論自由，捍衛了媒體報道高層政治動態的基本權利，不僅有權報道環境汙染，也有權報道高層政治派別之間的鬥爭——記者是有權利的！美國的媒體記者也有這個權力。高瑜在這些方面非常有勇氣，寫的文章非常大膽，就像剛才蘇雨桐說的，把矛頭指向第一號人物，所以後來問題就顯得非常嚴重。很多人在習近平一上臺都處於觀望的時候，或者說都捧捧他，給他帶個高帽子，帽子越高說不定還可以推動向憲政轉型。但在大家都在戴高帽子的時候，她第一個站出來談及這些事情。
最後想表達的一點，有人說高瑜是“江系的臨時工”，是“黨內派系鬥爭的犧牲品”，說這些話的人是那些指望習近平來審判、整垮江系的一些人，他們同樣也希望通過黨內高層權力鬥爭，能使中國實現政治變革、實現憲政轉型。這是我們海外的人要特別警惕的一件事。首先我們不能把自己團體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其次我們不要希望通過共產當黨內鬥爭、派系鬥爭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各個團體都有自身的利益，有些人就認為自己是被江系迫害的，團結一切力量把江系搞倒，一切就搞成了。實際上共產黨在對付民間力量上是鐵板一塊。高層固然有權力鬥爭，但如果對付不滿者，他們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我們並不能指望通過高層權鬥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共產黨不會單獨解決你一家一派的問題，只有中國全面的民主化才能把各派各家的冤情解決。藏人以前因為與中共談判，所以不敢接觸其他人權團體。他們覺得共產黨跟我正在談判，我不要跟其它的團體拉近距離，要單獨地解決西藏問題。以前“六四”群體裏也有一些人認為，共產黨會跟我們單獨談判，讓“六四”這幫人都回到中國，所以我們不能跟法輪功接觸，不能跟藏人接觸，更不能跟新疆人接觸，我們這派的利益希望通過黨內的鬥爭來讓我們冤情得到解決。但實際上你把江澤民搞定，習近平難道不會繼續整你嗎？統治集團的利益是一個整體啊。我的意見是，海外要把利益看清，大家要團結起來。高瑜出身於一個媒體人，不是哪一個派的，這個派有好的我要報道，那個派出了問題我也要報道，我們不能說她是哪派的代言人，也不希望通過共產黨的內鬥達到自己團體的小利益。各個團體要聯合起來，結束專制，各個具體問題才能解決。就像臺灣的“2·28”，“2·28”家屬也一直想讓國民黨政府單獨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國民黨政府根本不賠償，“2·28”的問題是在臺灣解除戒嚴之後，陳水扁上臺之後才解決的，臺灣徹底民主化了之後才解決的。單獨解決每個派別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只有聯合起來瓦解專制，實行憲政民主，各派的利益才能解決。

謝謝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iDnBVWH9c

郭宝胜牧师推出《拆不毁的十字架》《羔羊必胜》新书

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之风毫无停止迹象的当下，10月12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前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现美国华人教会郭宝胜牧师召开新书发布会，推出其新书《拆不毁的十字架》和《羔羊必胜——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教会、社会和政治》。两书由美国华恩出版社出版，是近年来少有的敢于直面中国宗教形势、为家庭教会和信仰自由呐喊、剖析北京政府拆毁十字架等教案背后目的的力作，是了解中国当下基督教发展、宗教自由状况、宗教政策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拆不毁的十字架——2013-2014对华评论精华选》分为四个部分：强拆教堂及十字架事件、基督教教案与信仰维权、剖析三自会及其基督教统战、基督教界时评与时政评论。该书是对今年以来浙江开始的强拆十字架和教堂事件的剖析和评论，也涉及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基督教教案和北京政府对基督教的统战政策。

《羔羊必胜——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教会、社会与政治》分为四个部分：家庭教会——逼迫中的刚强与大能、时政评论——惟愿上帝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文化更新——从龙、狼文化到羊文化、神学反思——思想的力量与真理的光芒。该书是作者在中国进行宣教、文化更新、推广天职观和羊文化时的众多经典文章的荟萃，也有众多有关基督教与政治、基督教与经济及基督教神学的精彩文章，是了解当下中国基督教发展必不可少的读物。

两新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www.amazon.com已经上市，在该书店搜索 Guo baosheng 即可得到。

郭宝胜牧师两新书发布会实况视频

以下是郭宝胜牧师简介及两新书目录

郭宝胜，牧师、基督徒作家、着名中国时政、宗教事务评论家。美国华人教会牧师。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特约研究员；中国福音会（台湾）特约研究员。中国基督教界天职观、羊文化首倡者，大学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国基督教道学硕士，曾在海内外数百家教会、团契进行讲道与讲座，经常于众多主内外刊物发表文章。曾在大陆出版《天职》、《新职业观》，在香港出版演讲光盘《信仰与经济》，在美国出版《荣耀职场》，其文章、演讲对中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文化基督化作出了有益的推进。

两新书目录：

《拆不毁的十字架——2013-2014对华评论精华选》

目录

第一篇  强拆教堂及十字架事件

教堂中国化与拆十架

强拆十字架与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

严重迫害官办教会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

一场以温州为试点的全国性逼迫已经开始

“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

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

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质是非基督教化

捍卫十架—赞温州基督徒的非暴力抗争

移除十字架是阻止福音的公开化——兼议十字架的实体性和属灵性

打压基督教再升级，该怎么办？

遏制宗教政策进一步恶化是基督徒的责任

就温州三江堂被强拆致中国政府公开信（中英文）

就浙江强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国政府抗议书

对王怡牧师微博言论的两点反思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第二篇  基督教教桉与信仰维权

2013年中国基督教十大受迫害教桉

基督教教桉与推进中国宗教自由与法治

律师介入基督教桉的重要性

宗教歧视下的选择性执法——剖析恩雨书房教桉

逼迫北京晨光基督教书店为那般？

必须将殴打守望教会信徒的恶警绳之以法

南乐教桉与晚清教桉

关注宗教当局对基层三自会的迫害

从张少杰牧师桉看社会公义的担当

就南乐教桉致国家宗教局与全国两会的公开信（中英文）

“反邪教协会”是践踏宗教自由的工具

正教和所谓“邪教”的法律权利都要维护

警惕以“邪教”名义大规模迫害基督教

教会教产权利的圣经依据

教产权利是信仰自由的必备内涵

耶稣在逼迫中诞生——圣诞节纪念受迫害的中国信徒

第三篇  剖析三自会及其基督教统战

警惕中共对美国的基督教统战

评所谓“第二届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

谁是美国基督教界的罗德曼？

对台湾基督教统战的险恶用心

捍卫公义──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牧函

在台湾立法院"防范宗教统战"公听会上的证词（中英文）

家庭教会信徒不是基督徒吗？

玷污信仰的两岸基督教论坛

《服贸协议》与台湾信仰自由的危机

评中共官方教会在WCC大会上的表演

认识一个全面的吴耀宗——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

吴耀宗之子讲真话的特别意义

中国宗教政策会转向开禁吗？——兼议华人基督教界的统战明星

第四篇  基督教界时评与时政评论

2013年中国基督教界十大事件

六四25周年与中国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宗教自由普度共识》的重大意义

林献羔牧师留给我们什么？

追思林伯，将真理的旌旗扬起来

中国家庭教会签署《首尔承诺》的重大意义

抵制反宪政逆流是基督徒的责任

愚昧的反基督教思维该休止——评《较量无声》及其他

当下红卫兵道歉信的信仰意义

必须保障被囚禁人员的信仰权利

请收刀入鞘——谴责中共暴力对待维权公民

镇压网络言论自由 再演重庆唱红打黑

郭飞雄陶醉于自己的勇敢吗？

紧急呼吁温州基督徒探访钱云会等受害者

乌克兰教会在国家剧变中的角色

《羔羊必胜——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教会、社会与政治》

目录

第一篇：家庭教会——逼迫中的刚强与大能

1.立即停止迫害—羊文化首倡人声援广州良人教会

2.爱裡没有惧怕—我与守望教会的交往点滴

3.基督徒每主日去广场为公义祷告书—基督徒茉莉花革命宣言

4.家庭教会与三自爱国会的争论—在长老教会的宣教：对中国的政策研讨会的发言

5.为什么声援守望教会—对《再思》一文的再思

6.茉莉花与家庭教会的被政治化

7.基督徒有必要为信仰自由行动吗？

8.数点人数与生命的抽像化

9.农村为城市作工—农民工福音培训见闻

10.家庭教会要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习什么

11. 台湾长老教会支持中国家庭教会

第二篇：时政评论——惟愿上帝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台湾选战背后的基督教统战阴影

2. 时刻警醒不被吼叫的狮子吞吃

3．非暴力不服从-基督徒当如何应对不义政权

4．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评牧师韩相烈被判刑

5．驳朱维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6．达赖喇嘛的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蒙昧

7．公义先于宽恕—从基督教神学评柴玲言论

8．中国基督徒不希望重回文革

9．不能让拳匪之乱在中国重演

10．国家不能有邪教罪—从镇压“全能神教”看宗教信仰自由

11. 如果这不是犹大，那谁是犹大？！

12. 与狼共舞者必祸及自身

13.不值得的同情：薄熙来的倒掉与政治正义的相对性

14.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六四25周年祷告词

第三篇：文化更新——从龙、狼文化到羊文化

1.2006：从狼文化到羊文化

2.2007：从龙文化到羊文化

3.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精神

4.大国崛起的真正根源

5.孔像进出的尴尬与基督徒的应对

6 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日程

7 佛教的善与基督教的爱

8 康希出事与教会的公义与圣洁

9.林书豪篮坛见证对华人神学的冲击

10..市场经济下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第四篇：神学反思——思想的力量与真理的光芒

1.预定论及其神学、社会意义

2.圣约神学对中国的神学、社会意义

3.清教徒灵修神学对家庭教会的意义

4.神的旨意与人的祷告

5.千禧年观影响下的中国教会与社会

6.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论《约伯记》中的神观

近日就香港占中运动（又称雨伞革命）的几个媒体访谈

1.香港「佔中」的背景與展望台湾中央电台放眼大陸專訪郭寶勝
台湾中央电台放眼大陸
访谈两岸三地声援占中 网络组主要负责人 郭宝胜先生

收听地址：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host/?recordId=95

2.李席舟長老專訪郭寶勝牧師談香港占中何去何從

美国德州中文台李席舟長老專訪郭寶勝牧師談香港占中運動何去何從

地址：

http://www.robertleeefc.net/2644624109333113526440670

3.臺灣中央電臺就香港佔中專訪郭寶勝


中央廣播電臺0930早安臺灣 持續關注「佔中」行動！

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1fzpWmflp8

收听地址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detail/?recordId=789#link_6948

專訪「兩岸三地聲援佔中」網路組主要負責人郭寶勝，談網路串連兩岸三地聲援者，目前網路支持人數？對佔領中環行動的看法？聲援占中、譴責暴力聲明內容？對於真普選，目前看來中國無任何軟化態度，正如89年64一樣，中共不會在拖延的時間內妥協、國際社會也不會在拖延的時間內施以援手。香港民眾面臨何種危機？對於佔中行動，大陸官媒一開始對此視而不見，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發表譴責聲明，直指佔中是「嚴重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製造混亂動」的非法集會活動，「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多數大陸媒體報導此為非法活動，具譴責正當性，事態發展至今，香港抗爭出路在哪兒？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重大意義

2014年9月19日，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束，獨立公投以45％贊成、55％反對的差距宣告蘇格蘭獨立派此次公投失敗。但獨立派行使了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雖敗猶榮。這次公投的意義不在結果，而在公投本身。當蘇格蘭能就獨立與統一問題進行投票時，它對中國、臺灣的重大意義就顯示了出來，無論結果如何，這次公投如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獨立公投一樣，對當今世界人類政治生活有很正面的意義。我認為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有以下四點意義：

首先，蘇格蘭公投告訴世人任何主權國家內的任何地區的人民，如果有獨立的意願，都有可以進行公投的權利。以前人們經常引用1960年聯合國文件《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認為只有處於外國殖民、占領和奴役下的民族，才有民族自決權和獨立公投的權利。但是如同魁北克省的獨立公投一樣，蘇格蘭獨立公投時蘇格蘭人並沒有處在殖民、占領和奴役中，他們同樣可以有獨立的意願和行動。所以，當今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人民不管什麼理由，只要想獨立就可以進行獨立公投。對於中國和臺灣來說，即使不存在中共對西藏、新疆等的占領和殖民，不存在對臺灣的武力恐嚇，上述地區想獨立都可以進行獨立公投。

其次，蘇格蘭的統獨問題不僅沒有通過武力來解決，而是通過和平的投票方式來解決。按照傳統專制社會的思維和歷史，蘇格蘭獨立一定會跟英國發生武裝沖突，只有當蘇格蘭武裝起義打敗英國後才能獨立，此外別無出路。但英國和蘇格蘭獨立派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而是按照公民投票的和平方式，來決定了蘇格蘭的前途。因為英國和蘇格蘭獨立派都很尊重民族自決權及其相關的聯合國公約，他們共同感到讓獨立派行使國際法授予的權利，是非常應該的。我們知道，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這是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 而在聯合國的兩個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這對中國政府一個很大的警示，如果要做尊重聯合國公約的普世正常國家、如果要做地球村的正常居民，就應該以和平的公投方式，而非暴力方式，來處理新疆、西藏以及臺灣的政治地位問題。

再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告訴世人，蘇格蘭的命運是由蘇格蘭地區的530萬人民自己解決的，而非由6300萬英國人來決定蘇格蘭人的命運的。中國政府一直口口聲聲，臺灣地位由13億中國人解決，香港地位由13億中國人解決，這是完全違背現代政治常識的野蠻說法。通過這次公投，我們看到在蘇格蘭統獨問題上，6300萬英國人沒有發言權、沒有投票權，蘇格蘭的統獨問題，只有530萬的蘇格蘭人民才有發言權、投票權。同理，在目前的臺灣、西藏、新疆以致香港、內蒙等統獨問題上，只有當地人民才有發言權、投票權，所謂的13億中國人，毫無發言權及投票權。

最後，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除了強調民族自決權外，也再次強調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政治原則。眾所周知，從17、18世紀英美憲政建立以來，就確立了人權高於主權、主權為人權服務、國家不過是實現個人人權的手段和工具、國家為個人而設而非個人為國家而設等普世政治原則，這些原則已經成為地球村的共識，而違背這些原則的政權必將為人類所不齒。中國人受國家高於個人、集體高於個人的大一統思想毒害很深，但這次蘇格蘭公投，給予我們一個解毒的機會。

兩岸四地的人民和政權都應該明白：國家只是實現個人幸福的工具、一旦國家踐踏個人人權到一個地步那麼這個國家的存在意義也將失去；個人為了自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建立新國家或者更換新國籍，都是天賦人權、普世法則。在此意義上，中國人應該認識到，即使你不希望臺灣、西藏、新疆等獨立，但你要尊重臺灣、新疆、西藏等地區人民有自己決定自己政治地位並舉行獨立公投的權利。

接受自由亚洲、美国之音访谈；并在纽约论坛进行演讲

律师介入基督教案的重要性

   郭宝胜
   
     海外媒体认为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联合早报》8月31日报道称，这是中共首次在中央全会上针对法治建设进行专题讨论，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都在期待中共能“依法治国”、“依法治党”。虽然法律在中共政权眼里并不值钱，但是“依法治国”这块遮羞布它还是不愿意扔掉。中共政权管理社会并与国际社会交往中，也确实感到法律的重要性，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彻底走到尽头，还有可以运用的价值和地步。而维权律师们的不歇努力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法律也有一些可以拿来维权的精神和条款。而就众多教案而言，由于律师的介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他法律权利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如在今年发生的曹县教案中，由于维权律师的参与，很多被抓的信徒被取保候审。2014年6月25日， 山东曹县警方抓捕了20多名基督徒，诬以“反党邪教"罪名刑拘。情势危急，在受害者家属的同意下，“百年轮回——曹州教案律师关注团” 成立，律师团成员：李贵生，赵永林，王朝峄，付永刚，刘书庆，刘连贺，张海，荊高传，王学明，刘金滨，岳金福，郑湘，陈建刚等。律师团很快奔赴曹县办案，在律师们依照现行法律的、非常专业的据理力争下，截止到2014年7月23日，警方通知取保的有：唐照汝、张慧玉、闫喜明、苏全刚、刘思省、姚发义、陈丽圆等7位信徒。陈建刚律师在《曹县教案进展通报》中写道：“我们赞赏曹县警方对部分当事人及时取保候审，以免扩大违法程度，加剧对无辜者的侵害。但是信仰无罪，我们绝不接受以承认所信基督教是邪教、以自己认罪，‘脱离邪教’为条件的取保候审”。
   
    8月初，湖南邵阳当局羁押了13名教会领袖及信徒。邵阳教案爆发后近20名维权律师迅速赶往湖南邵阳，为各自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们和被抓的基督徒家属去当地公安部门交涉。律师们用法律条款指控当地公安滥用公共权力，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宗教迫害。如果任意抓捕具有正常信仰和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将来上庭时警方和公诉方将会闹出笑话，甚至会被受害人及其家属提出刑事控告。律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截止8月27日为止，邵阳教案所有被捕基督徒都被释放。
   
    另在最近发生的以迫害广州良人教会和基督教幼儿园为特征的柳州教案中，5名基督徒被捕后，8位维权律师组成维权律师团，赶赴柳州。虽然至今没有争取到取保候审，但争取到了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权利。使当事人能在狱中权利有一定保障。
   
    由于律师的介入，9月5日，柳州鱼峰区教育局张姓局长到幼儿园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理由是“案情发生重大变化”。幼儿园委托的律师曾就此致电法院，查询正被行政诉讼的鱼峰区教育局案受理情况，法官解释是政法委书记命令教育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原因是如果开庭审理，教育局没有处罚幼儿园的有力证据，必输无疑，于是教育局撤销行政处罚。可见法律在此起到了威慑作用。
   
    但到9月12日，教育局再次发出《行政处罚通知书》，处罚内容与前一份大致相同。对于教育局撤销对幼儿园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再作处罚决定。柳州案代理律师闻宇说，处罚决定书曾写有“幼儿园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通过听证会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上一次他们没有举行听证会就作最后的决定，这是违法的，所以律师去法院起诉，他们就赶紧把处罚决定撤下，但是他们马不停蹄，刚刚撤销没几天，他们又跑过来要处罚，这回他们说会举行听证会，我们肯定会要求举行听证会”。可见，由于运用法律武器，起码赢得了举行听证会的权利。
   
    另在温州平阳教案中，当地公安非常害怕律师介入教案，采用各种手段阻止当事人委托代理律师。8月27日，当代理律师王宇等陆续到达平阳时，平阳县公安局拒绝接待律师。后来，被抓捕的信徒谢作忠竟然从看守所打出电话给多位律师，就一个要求，要求律师回去，不要过问平阳迫害基督徒的案件。显然，这是受公安的胁迫所致。但这也说明了当地公安是如何畏惧律师的介入。
   
    由于神学观念和众多历史原因，基督徒受迫害后大都不愿意诉诸法律，这在这次浙江拆十字架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突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基督徒们在受迫害时，第一时间想到的首先应该是法律武器。在王红杰律师《法律去哪儿了 ——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温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写到：“遇到打击，要么东躲西藏，要么以患难为荣誉，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回避法律。又或者花钱找关系疏通关系换得一时平安，这就是勾兑法律”。“用法就是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要使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要勇敢的监督政府，对于政府的任何违法行政行为，要遵守法律的程序进行追究。目前温州开始聘请律师采取法律手段维权，这也是非常好的开始”。
   
    今年9月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政的根本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政权遵守法律。法律之于当局，虽然是一块遮羞布，但还是有可以运用起来维护公民权益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受迫害的基督徒们应该运用法律武器、积极邀请维权律师介入教案、来申张权利、谋取公义。
   
    这一切，正如王红杰律师在《法律去哪儿了 ——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温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写到的：“现在温州的弟兄该怎么办？第一要紧的，就是采取法律的思维和法律的手段，对这些问题做法律的梳理，看看我们哪些合法，那些不合法，有哪些补救措施；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地方特色问题，我们也要有策略性的做法。对于政府的合法行政要配合，对于不合法的要坚决维权。 十字架与我们同在！十字架与法律同在！我们与法律同在！”

重演六四惨案？香港的危机与出路

    香港的局势已经宛如北京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的序幕，民主派和市民的抗争已成必然之势，而北京中共政权及其香港代理人的暴力镇压也成必然之势。一方面，香港人已经没有退路，这次不抗争，就会长时间为奴，即使他们知道中共当局不会妥协，知道中共会动用坦克镇压，也一定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已经做好了在香港实施戒严、暴力镇压占中、彻底扼杀香港民主派的准备和决心，正如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普选方案即将出台时说的：“香港会发生一些事情”“中央政府已经做好了部署”；也如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日前表示，占领中环是企图推翻政权的“港版颜色革命”，坚持占中的下场是“头破血流”，管治者必须“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更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9月1日针对占中说的：“中国政府相信香港政府和警察有能力解决，中国政府将是香港强有力的后盾。”以上足见真正的香港人与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尖锐化，成为决一死战的生死矛盾。血腥镇压在即，如何避免六四在香港重演？
   
     在北京即将公布普选方案前，我在推特上就写到：“中国北京政府应该明白：香港不是西藏、香港不是新疆、香港也不是1989年时的天安门，不是你动辄用坦克和机关枪血腥镇压就可解决问题的。香港起码有80万不屈的灵魂、香港起码有百年与国际接轨、共享普世价值的历史，香港人作过真正的人！香港人不是北京政府用暴力恐吓甚至镇压就能吓倒的！”当然，这只是声援占中者们的呼吁和正告，但在北京政权眼里，香港与西藏、新疆已经没有区别。香港已经回归，驻港部队按《基本法》18条完全可以戒严香港、全港军管，如对待新疆西藏一样暴力镇压香港也是内政，有什么顾忌的呢？在国际社会奉行不干涉主义和对邪恶实施绥靖政策的今天，在中共因经济实力而趾高气扬而西方国家为经济利益与中共把酒交欢之际，普京和想作毛泽东第二的习近平已经毫不在乎美国、欧盟等国际社会的关注、呼吁甚至经济制裁了，而且美国、欧盟对叙利亚、乌克兰的绥靖政策无疑鼓励了中共，国际社会对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持续侵略乌克兰毫无办法，而普京的路习近平也要再走一遍，军管香港并剑指台湾，已箭在弦上。
   
    就占中派而言，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瘫痪交通等等都是必需的。但这些也只能是拖延时间，正如8964一样，中共不会在拖延的时间内妥协、国际社会也不会在拖延的时间内施以援手。非暴力抗争能拖延时间，但遇到军管、戒严、机关枪和坦克，也就无法持续了。8964就是一例，乌克兰也是一例，最终还是要军事的冲突才能解决问题。但民主派毫无武力，也不会有西方国家派兵或者航母来保卫香港。何谈武力对决呢？难道香港是必死的结局？香港的民主自由还有没有出路呢？
   
    笔者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占中如果能迅速引发中国大陆的内乱、台海的冲突、国际社会的慌乱，那么中共才有可能妥协。在不能指望国际社会干预的情况下，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及海外华人联手自救是唯一出路。就大陆而言，香港占中一旦开始，大陆民间力量就迅速介入，必要时冲关入港，引发广东的内乱，进而引发怨气冲天的内地的人民起义，这无疑是对占中最大的支持，也是对暴力镇压香港的有效遏制。就香港而言，罢课罢工罢市等非常好，但最要紧的时要对香港几万警察和公务员进行心理战、必要时呼吁他们起义倒戈，对付驻港部队。就台湾而言，台湾如果感到唇亡齿寒，要主动介入占中，台湾人全面进入香港支援占中。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如果有意愿出兵保护香港，那是最好的（引发台海矛盾，美国才可以军事介入）。就海外华人而言，全面进入香港，支援香港占中，呼吁全世界关注香港自由人士紧急驰援香港，呼吁各国媒体、政要、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员都应该前往香港，也是保卫香港的应做工作。
   
    香港事件的全面中国化、两岸四地化、国际纠纷化，似乎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如此，香港引发的全中国的动荡、台湾军事的介入、国际社会的除军事外的全面介入，也许才能使中共香港政策有所改变。
   
    总之，面对香港不容乐观、非常危险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已紧急开始推动制定《台湾难民法》的程序，以应对将来大批香港难民到台湾纷纭逃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机会，努力地扩大占中人数及效应，扩大非暴力抗争的力度和广度，并且竭力使香港事件全面中国化、两岸四地化、国际纠纷化。愿正义压倒邪恶、愿上帝保守香港！

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聖經》 哥林多前書2:2：“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十字架代表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辨別的外在標誌。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浙江等地區，毫無法律依據和法律文件支持，野蠻拆除十字架、毆打抓捕阻止強拆十字架的信徒，並阻止律師和海內外媒體介入教案。截止2014年9月，有近360多個十字架被拆除。7月21日淩晨，政府為拆除溫州平陽救恩堂十字架，動用600多警力粗暴毆打手無寸鐵的信徒，造成數十人受傷、多人住院、更多人被拘留逮捕的“平陽血案”。


以上令人發指的暴行嚴重傷害了中國乃至全世界基督徒的宗教情感、粗暴地踐踏了基督徒的信仰權利、也是對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會及其文明的挑釁和對抗。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對中國政府踐踏基督徒信仰權利的如此野蠻行徑，表達強烈地譴責和抗議，並希望中國政府能懸崖勒馬、停止迫害。


種種跡象表明，以浙江省為主的、打著“三改一拆”名義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完全是針對基督教而來。根據披露出來的3月28日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顯示，“三改一拆”的目的是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禦意識形態的滲透”。可見，這是一場專門針對十字架及基督教的蓄意迫害，政府有意將十字架背後的福音和基督教看為西方文化的侵略、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顯然，拆十字架，就是為了阻止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和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社會影響。


8月5日，中國宗教當局召開大會，確定了“基督教中國化”的新政策方針。而基督教中國化，實際上是強勢地以黨的標準來改造、修正和閹割基督教，其中所謂的教堂中國化，就是導致眾多十字架被拆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反對中國政府任何人為地改造、閹割基督教的政策。


總之，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本著同感一靈的肢體關系，對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表示強烈地關註，我們也強烈呼籲國際社會、美國教會界能關註此事，呼籲海內外華人教會能挺身而出，援助受害者、譴責施暴者。在此我們對迫害信仰權利、發動強拆十字架運動的中國政府，提出以下的幾點要求：


1.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強拆十字架的暴行；
2.所有被強拆的十字架都要歸回原位，賠償因強拆十字架而造成的所有損失；
3.立即釋放所有因保衛十字架而被抓捕的信徒及教牧人員；
4.立即停止“十字架背後政治問題”“基督教中國化”等有悖常理的謬論及其實踐。


紐約部分華人基督徒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2014年9月9日

“中国特色神学”是什么货色？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5日，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对基督教政策主题。在宗教局长王作安和官方教会头头傅先伟、高峰的发言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打造中国特色神学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要内容。透视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的本质，抵制宗教当局炮制的伪劣神学，的确成为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关注中国基督教发展人士的当下要务。
“中国特色神学”并不是新话题，早在清末民初，很多外国宣教士就提出过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议题。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提出：“孔子加耶稣”应该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方向。不久，外国差会和中国教会自发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其中吴耀宗、赵紫宸等人提出的神学上的本色化调整也引起很大争议。不幸的是，在中共建政前后，中共抢夺了“三自”运动的领导权，使“三自”运动成为中国基督教会隔断与西方普世教会联系、完全降服在中共强权和意识形态的专制工具。中共操纵下的“三自”运动，也提出了爱国爱党、本色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神学，其中由三自头目丁光训主教在1990年代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建造“中国特色神学”的主旋律。
丁光训及中共宗教当局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是一套以当前中共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某些传统文化为标准，修改、改造、阉割基督教正统教义，鱼目混珠的假冒基督教理论体系。如果说神学思想建设及中国特色神学是“挂羊头卖狗肉”“山寨版基督教”“假冒基督教的异端邪说”，也不为过。就教义而言，以理性取代神性、将“因信称义”改为“因爱称义”；无视耶稣基督的神性，只强调其作为伦理道德楷模的人性；消除神的审判、公义和人的罪性，高唱所谓神的无原则的爱、和谐；消解基督徒改造世界的文化使命，使基督教成为逆来顺受的服务性社团；调和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和异教关系；将基督教会变成一个没有宗教性的伦理道德团体等等，都构成了所谓“神学思想建设”的特征。
1996年12月，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提出了“为了办好教会，要加强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要求，这是“神学思想建设”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国教会正式文件中。1998年9月，《丁光训文集》出版，其被称为“指导神学思想建设的力著”。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正式发起。之后，全国各级基督教“两会”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也先后召开，神学思想建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起来，直到最近召开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在这次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局副司长刘金光以“倡导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为题发言。他提出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和谐神学，需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义和中国的传统特征。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以“在社会主义处境中建造中国教会——对丁光训主教社会神学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言。他提出，丁主教努力协调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和教会性自我。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认为基督教神学可以为中国教会服务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以上神学思想建设及建设中国特色神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光训及《丁光训文集》具有显要的位置，正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前副院长、陈泽民教授所吹捧的：“《丁光训文集》的出版，使我们不能再说没有中国神学这样的话了。我们应该看到，《丁光训文集》标志着中国神学的出现。”可见，要想透视所谓“中国特色神学”，必须要了解丁光训其人其说。
在中国宗教学术网的一篇《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丁光训主教谈神学思想建设》一文中，丁谈到：“神学思想的导向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神学思想要有一个导向，引导信徒对世界和现实抱肯定的态度，用神学的语言，优雅地表达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批评教内有人说世界卧在恶者手下之类的语言。这就是导向”。
“我希望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一个新型的中国基督教，一个讲理智的，一个分清是非并有敏锐的是非感的中国基督教，一个高举基督也高举道德的中国基督教，介绍一位很美、很同情人类的爱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残暴的上帝的中国基督教，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国基督教，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到，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挪移掉基督教的“罪”“世界和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公义审判”“上帝的超然神性”“文化使命”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使之成为爱国爱党、歌颂世界和社会主义、服务于政权的伦理说教。显然，丁的神学思想建设实质是在否定基督教基本教义。
在《丁光训文集》286 页，丁写到：“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後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麽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显然他否定“因信称义”。
在《丁光训文集》中他否定上帝的公义和主权：“上帝不分善恶，残酷粗暴是令人害怕的阎王”，（286-287页）。“是冷酷的道德家”，（87、109、111、112页）。“行事像推土机，上帝是虚假的神明，是暴君……”，（112、231）。“上帝在政治上的如此反动”，（140、144）。
李克牧师在《剖析丁光训的本质》一文中写到：“丁光训在2003年9月在《天风》上说：‘教会里有些人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极力传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是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宗教’。”
李信源先生在《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一文中写到：“丁先生在《呼唤》一文中又‘试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来到，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从被称为“中国特色神学思想里程碑”的《丁光训文集》内容及丁光训其人其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无非是背叛圣经原理、颠覆基督教基本要义，投共产极权之所好，改造、阉割基督教之后的产物。这样一种产物，只能是维护共产政权和谐与稳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国教的附属宗教，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大梦中小梦，而绝不是基督教本身。
总之，在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更加强势，悍然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企图开始强硬、彻底地改造基督教为其所用。而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构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神学思想建设，就是“中国化”后的基督教教义。这个教义明显违背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无疑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主义的“二奶”而已，希望海内外基督徒们都能提高警惕，认清敌基督狡猾伎俩的真面目。

教堂中国化与拆十架（多图）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广东汕头的得石堂

自年初以来席卷浙江大地的强拆十字架风暴毫无停止的迹象，海内外人士也一直苦苦探究中国政府强拆十架的真正目的。随着宗教当局于8月5日“纪念三自爱国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的召开，中共当局进行强拆十架运动的真实目的，似乎才浮出水面。而所谓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就是浮出水面的目的之一。

这次两会大会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此主题显然成为习近平时代对待基督教政策的大政方针，也是基督教界配合“中国梦”的宗教战略。此政策也比江泽民时代“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更加地强势。强力改造基督教为党所用主要从三方面进行：1.当局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神学思想，也即丁光训等提出的“因爱称义”为核心的所谓的神学思想建设（另文阐述）；2.文化上要基督教要彻底摒除西方文化的痕迹，用中国文化来改造基督教；3.政治上使基督教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性团体，共建和谐社会、共圆中国梦。

而第二部分有关中国文化改造基督教，就牵涉到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问题。在最近几期的三自会机关刊物《天风》上，连续推出了《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关于我国基督教教堂建筑设计的若干浅见》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也被浙江两会网站在第一时间发布。这些文章的主题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政策，如何实施在中国的教堂文化中。从这些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强拆十字架运动，不过是当局既定宗教政策自今年年初的实施而已。

其中《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一文作者就是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此职位一般都有统战部、宗教局的人直接担当，他的发言代表了中共宗教当局的立场和政策。根据吴耀宗儿子吴宗素的回忆录《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历届三自会总干事和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如李储文等。阚保平在文中写到：“从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筑风格反映的仅仅是表现形式，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神学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们才执着于建洋教堂。如果中国基督教真的是中国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而教堂建筑风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现。”

阚保平在文中认为目前哥特式（被拆毁的温州三江堂式样）教堂“是殖民主义时期的教会记忆”“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坐首位的思想”。他认为：“广东汕头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陕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鸿德堂等教堂建筑都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谁能说它们像佛教寺庙或者不像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虽然大部分是外国宣教士所建，但都采用寺庙风格，中国基督徒并不喜欢这些教堂风格。但是照阚保平的意思，当大多数教堂风格象以上教堂，才符合基督教中国化，他说：

“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国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才能获得适合中国人的对福音的表达方式和信仰方式。当中国建筑风格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主流风格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中国基督教’，因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内在思想观念的改变”。

从基督教协会总干事的这番言论来看，铲除高耸入云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风格成为寺庙、道观或其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宗教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在《天风》发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一文认为：“似乎在中国，只能允许存在一种教堂模式：即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所带来的哥特复兴式样式。我不知道，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在今天还要不惜工本、大兴土木建造哥特复兴式教堂？”作者认为尖塔、突兀十字架的哥特样式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体现，中国人应该建中国特色的教堂。

《天风》第三篇文章《关于我国基督教教堂建筑设计的若干浅见》中指出：“我们的教会在观念上要避免‘只有照搬某种形式才是教堂建筑’的想法。教堂建筑的设计应该从实际出发。。。。。。建造更多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相平衡的中国式教堂。今天如果孤立讨论十字架的大小、位置是不全面的，应将其放置在教堂建筑的整体性之中来探讨”。

从《天风》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这是在为基督教堂中国化作宣传，也无非是在为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作辩护。从今年的各种现象来看，基督教中国化和基督教堂中国化政策，其实是自习近平上位、自提出“中国梦”以来，就是被宗教当局拟定好的既定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当局以基督教最为兴盛的浙江省为试点，借“三改一拆”来实施基督教堂中国化，并可能在今后整改出众多中国特色教堂。这个判断也可以从浙江省众多行政指令得到印证。

2013年12月，浙江玉环县政府下发《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里面提到：“着力解决部分宗教建筑外观不符合有关规定的问题，对未经审批或违反审批限定擅自搭建的宗教建筑外立面或宗教景观进行整改”。建筑的整改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的，这个规定估计是事先拟定好的有关基督教建筑中国化及拆除教堂塔顶十字架的规定。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的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准，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当局始终认为，突兀的十字架与周边环境不协调，根不能体现民族特色，所以要拆除。而要代之以体现民族特色的某种外观形态。

在2014年6月13月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关于成立协助各地基督教活动场所办证及建筑设计规范化工作小组的通知》中又重申：“成立‘场所建筑设计规范化指导小组’是为了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建筑设计规范，帮助各地教会在新建教堂建筑设计过程中，让教堂的建筑物更好融入浙江的人文环境，倡导教堂建筑中国化，以其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从该浙江省两会通知中可以看出三点意思：一，浙江各教堂建筑要按照规范进行建设，各教堂建筑要中国化；二，设立两会内部的指导小组来负责该事；三，基督教活动场所不仅要登记、办证而且要被整改，符合规范化管理。

在最新一篇浙江省三自会副主席孙彰道的文章《基督徒也要遵纪守法》中写到：

“对于涉及十字架超高超规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十字架是信仰的标志，但是并没有规定十字架越高越好，越大越好，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只要美观、庄重就可以的”。“主动参与整改，启用教会中从事建筑设计领域工作的基督徒参与整改方案的设计”。“整改方案更加符合信仰要求，信教群众理解得了，也符合政府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

从以上的政府宗教部门指令和官办教会领导层发言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堂的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教堂，及其相应的十字架及教堂外观的整改，完全是共产党中央、政府宗教部门、基督教官办教会高层等已达成一致的既定政策和实施方案。由于如此的政策和方案，便出现了目前为止浙江230多处十字架被拆除的罕有的践踏宗教自由的现象。这些被拆的十字架，大多是在哥特式教堂的顶端、在塔顶、在突兀的高层、在天空中张扬着雄奇的姿态。中共铲除它们之后，要进一步进行教堂建筑中国化的行动。也许今后官办教会教堂，外观上与庙宇、道观类似，也不奇怪。

从基督教中国化到基督教堂中国化，中共当局改造、阉割基督教的丑恶行径真是罄竹难书，而改造、驯化的目的，无非是要逐渐地朝灭亡基督教的终极目的迈进。这个与神作对的敌基督政权，昼日思念的无非就是彻底地消灭基督教。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魔鬼撒旦现在的一切作为都不过垂死挣扎、回光返照。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到那时一切魔鬼撒旦、敌基督政权都要受到公义的最后审判，正如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附图：中国官办教会认为的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中国化教堂

上海的鸿德堂

安徽宿州的福音堂

宿州的福音堂内景

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质是非基督教化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12日23点多，浙江杭州百年教堂鼓楼堂十字架被当局强暴拆除。这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召开纪念三自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后被拆除的首座教堂十字架，这说明大会确定的基督教政策是认同拆十字架运动的，宗教当局（统战部、宗教局）和官办教会高层（三自会、基督教协会高层）对浙江省拆十架的既定政策不仅会继续支持下去，而且让其成为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近年来，中国宗教当局有意组织多次研讨会、高调宣传“基督教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教堂”主题，欲把这些主题作为今后管制基督教的大政方针。基督教中国化其实是三自会自发起以来自治、自养、自传等所谓的“本色化”“处境化”主题的延续，这些主题的前提就是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要使基督教适合中国人，就必须摆脱外国差会、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摆脱西方文化对中国教会及信徒的影响，使基督教不是改造、征服中国社会和文化，而是彻底地适应和服务于中国文化与社会。

尽管除了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政策外，当局一直强调诸宗教要与中国特色、政治环境相一致，绝不能唱反调。但相对于江泽民时代（1993年）提出的“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更加反映出国家意志的强势。“相适应”是对基督教等宗教还算尊重的提法，使基督教能够在确定自身本质的情况下，与中国政权和文化和谐相处；但“中国化”就是以中国政权和文化为主，以中国（或中共）的标准来改造、修理基督教，使其不得与政权和中国文化产生丝毫冲突，任何有碍中国化的基督教自身特色，都会被当做“洋教传统”“西方特色”而铲除，基督教自身本质的流失也是“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显然，“基督教中国化”相比于“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更加强硬、保守和左倾；“基督教中国化”虽然比“消灭基督教”的文革式政策和口号稍好一些，但其实已经在朝“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方向迈进，这也显示了习近平等红二代的愚拙和强势。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基督教逐渐丧失其内在本质和独有特色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共宗教学者和官员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关论述中印证这个判断。被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推荐的御用学者李平晔在《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一文中写到：“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基督教必须通过本色化、处境化来洗清自己的殖民主义痕迹、帝国主义色彩，还基督教本来面貌。这是基督教被中国人民心理认同的前提。。。。。。基督教中国化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但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则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归主’也只是一个梦想”。

在纪念三自会60周年大会前，宗教当局就召开了一个“基督教中国化”座谈。其中指出：“对中国教会而言，基督教中国化既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基督教的处境化要求。它能提升基督教对所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和适应，同时反过来又能让社会增加对一个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纳，有利于社会和谐以及在‘共圆中国梦’中做出基督教的贡献，也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为主做见证”。

8月初三自会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结束后，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主要论点摘录》一文阐述了主要观点。其中总干事阚保平牧师指出：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晓峰博士：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丁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理念。

国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长刘金光：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许磊： “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可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言论可以看出，被当局高调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实质是强势地用中共的“中国梦”“和谐社会”等马列主义的后嗣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来解构、改造和修理基督教，从文化上而言，要彻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东方文化特色、伦理道德性、社会服务性的某种伦理社会团体；从政治上而言，继续服服帖帖地为中共政权服务、共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丝毫不能有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改造社会和文化的野心，绝对不能与中共各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丝毫冲突。

毋庸置疑，这样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在消解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摒除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改造力，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中国化就是非基督教化，是在阉割基督教、变相消灭基督教。

正如华人牧师龚天明在其文章《基督教需要‘中国化’吗？》一文中指出的：“我们绝不容许人随便写几篇文章，向异教徒出卖基督教，还美其名曰‘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不愿看到中国基督教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似儒似佛似道，混而不明。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在异教重重包围的恶劣环境中求发展，努力传扬别人没有、我们才有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又再复活，要救万民的福音”。

也如著名基督教学者安希孟在《基督教“中国化”随想》中写到的：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约翰福音1: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自习近平等新中国领导层上台后，国际关系、对内施政都更趋于强硬，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政策就是这种强硬和顽固的凸显。基督教中国化是他们一上台就制定的政策，而这次官方基督教两会的大会，像中共的其他大会一样，只不过是这个中央既定政策的宣传、推广而已。正如今年以来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并没有终止的迹象一样，基督教中国化会被他们一直推行到底、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而强拆十字架，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是在为建设中国特色教堂投石问路、扫清路障。至于基督教中国化与“建设中国特色教堂”的更详细分析，需要另文阐述。切望读者继续为中国基督教会及信徒祷告、施以援手。

就溫州三江堂被強拆致中國政府公開信

2014年4月28日整整一天，中國政府不顧當地基督徒一個多月來的持守和維權、不顧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對，悍然對被譽為“中國耶路撒冷”的溫州市區雄偉壯觀、具標誌意義的三江教堂強行拆毀、夷為平地，那高聳奪目的十字架最終坍塌在廢墟裏。目睹此一慘案，全世界基督徒無不悲慟欲絕、痛哭流涕。此一暴行舉世震驚、人神共憤，是對中國基督徒信仰權利的粗暴踐踏，是對他們正常信仰生活的無理幹預，也是對全世界基督徒信仰情感的嚴重侮辱。此一暴行挑戰人類文明和道德倫理的底線，是典型的反人類、反文明、反普世價值的瘋狂舉動。此一暴行已經受到全世界民眾強烈的譴責。

與此一暴行相當的，是2001年3月塔利班政權摧毀阿富汗巴米揚（Bamiyan）大佛、引全球公憤。塔利班踐踏宗教自由價值、挑戰整個人類文明、威脅人類的生存和權利。同樣，中共政權拆毀三江教堂，無疑不僅向基督教宣戰，也向全人類宣戰。塔利班在摧毀大佛半年後，就與本拉登一起發動了對美國的911攻擊。我們不僅要問，摧毀三江教堂的中共政權，在半年後要給世界、全人類帶來什麽？拆毀三江堂與摧毀巴米揚大佛的性質同樣惡劣，應該引起全世界人民和國家首腦的強烈關註與高度警覺。

不僅如此，如同“文革”中以溫州為試點展開全國“消滅宗教”運動，今次的逼迫也以福音興旺的溫州開刀，然後向浙江全境和全國鋪開。教堂被毀、十字架被移、牧者和信徒被捕，狼煙四起、哀鴻遍野，一場全國性反基督教的運動正在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一日千裏，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邊緣走向中心、從支流走向主流，已成為大趨勢。但自來到中國就發動過“非基”運動的共產政權，竭力遏制基督信仰公開化、主流化、社會化進程，企圖埋葬福音於地下。這次全國性的迫害既是對中國基督徒“山上之城”異像的沈重打擊，也是對全球關註中國福音宣教的愛心人士的野蠻拒斥。鑒於此，我們作為關註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基督徒，就三江堂被毀向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四點強烈要求：

1.立即停止這次以強拆教堂和十字架為特征的對基督教的全國性迫害運動，摒除對基督教和世界文明的敵視態度和抵制行為；

2.追究強拆溫州三江教堂的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對該教會及信徒的損失進行賠償；

3.請尊重《溫州基督徒關於政府‘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聯合聲明》，停止在溫州、浙江和全國的一切形式的侵犯信仰權利的行徑；

4.厘清政教關系、徹底解決三自會和家庭教會的獨立性、合法性、公開性問題。兌現中國憲法承諾的每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

對華援助協會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2014年4月29日

强拆十字架与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

在自今年开始的浙江强拆教堂及十字架运动愈演愈烈之际，2014年8月5日，中国政府基督教两会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三自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走中国化道路，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三自会主席傅先伟提出：“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教会需要党政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也对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提出了建议（注1）。

无疑，这次大会也是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调的会议，是确定今后中共对待基督教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大政方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何谓基督教中国化？目前强调基督教中国化标志着中共对基督教政策的是放松还是收紧呢？而发生在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与“基督教中国化”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兴起时提出的“本色化”“当地化”“处境化”等原则，最初的本色化是因为不少信徒和教会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决心摆脱外国宣教机构的控制、自立教会，实现中国教会由中国基督教徒自治、自养、自传。但很快这一运动被中国共产党所操纵，成为中共全面控制、改造基督教会、贯彻中共宗教政策的一大工具。所谓的“本色化”“中国化”就成为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基督教会联系、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中国文化来全面改造基督教的过程。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学者在《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文中所写的：“所谓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就是使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中国化。一方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教会，一方面建立起“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李景雄：《本色神学──旧耕抑新垦》）的本色神学。基督教的本色化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而所谓中国社会，就是指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耶稣基督是出生于特定的民族、地区和文化，而使犹太文化中诞生的耶稣基督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里的耶稣基督是非常荒唐的一样，基督教的特色决定了它不能被某个民族民族化、某个国家国家化。也正是这个特色，又使基督教成为普世的而非单一民族国家的宗教信仰。而基督教中国化实质是使基督教切断与普世信仰的联系、失去基督教之为基督教的特色、成为党国的独立宗教王国，所谓基督教中国化完全是在改造、驯化、阉割基督教，其最终目的是要促使基督教消亡。

从中共建政以来，它就一直在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今次大会再次强调中国化主题，说明中共当局要下大力气、全面地改造、阉割基督教。不仅从神学教义、敬拜礼仪、组织结构，而且也要从基督教标志、建筑等外在形式上着手，摒除当局不喜悦的特色、强加众多利于其意识形态和统治的特色。这一切，赵天恩牧师在很早就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中揭示出来了：

“虽然中共一直宣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其目的仍是要促进宗教之消逝。例如在基督教方面，籍着‘三自会’的成立，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对中国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即使在实施‘修正主义路线’时期，对宗教采取温和的策略，也只是考虑到宗教之‘统战’价值，及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好处。但宗教信徒仍需要接受改造，以致他们的宗教信仰，能逐渐为共产主义所取代”（注2）。

联系到今年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其实这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宗教当局实施“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自强拆事件发生后，很多消息说这只是浙江一地、夏宝龙一人的政策，中央实际上不知情或者不愿意。近日又传出统战部高官到浙江调研、明令禁止强拆十架。其实夏宝龙如果没有高层的默许，他是轻易不会在基督教这个非常敏感的事情上下手的。而这次基督教两会高调强调“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不仅从教义、而且从建筑设计上，全面地改造、驯化乃至阉割基督教是中共宗教当局自上而下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既定国策。

正是在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方针指导下，才出现了浙江官方文件中“警惕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等命令，而关于基督教建筑方面，在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的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准，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而在2014年5月2日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准，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强拆十字架的同时，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强调：“以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文化礼堂不只是一个建筑，应该是一个建筑群，一个组合’。陈一新强调，农村现在缺的是思想、文化，温州各级党委政府要以红色文化去引领老百姓去构建真正的农村精神家园，让老百姓在这个家园里得到熏陶、得到教育、得到启迪、得到成长”（注3）

这些文件及新闻显示官方有意要使基督教建筑（教堂及十字架）具有中国特色，也即实现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把教堂的十字架拆除，教堂就可能与一般的楼堂馆所区别不大，与中国社会和环境的特色就不会构成冲突；把教堂名字改为“文化礼堂”，就直接实现了基督教的文化化、红色化。可见，拆十字架已经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步骤。

总之，跟梁燕城等政协委员基督徒的一厢情愿或者涂脂抹粉的说法——中央已经勒令浙江停止强拆十架相反，最近召开的宗教当局和全国基督教两会纪念三自会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大会明白无误的告诉世人，中国宗教部门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已经高调地突出为——基督教中国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不能阻挡基督教于国门之外的情况下，将基督教改造、阉割、驯化，不仅从教义、而且从建筑设计等等方面使基督教中国特色化、社会主义化、共产党化。而近来愈演愈烈的强拆教堂及十字架运动，也无非是基督教中国化、尤其是基督教宗教建筑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样的形势，作为基督徒首先要识破撒旦的诡计、认清仇敌的阴谋，然后在上帝大能的帮助下，刚强壮胆，正如以弗所书6:11-13：“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注1：见中国基督教网站 http://www.ccctspm.org 《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沪召开》一文
注2：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94页
注3： 见2014年6月5日中新网新闻：《温州市委书记：以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6-05/6249594.shtml

遏制宗教政策进一步恶化是基督徒的责任

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被美国政府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同时，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美国注意到也非常关切中国境内教堂的十字架被拆事件，人民有表达言论的权利与信仰自由，尽管美中关系复杂且广泛，美国还是会继续坚定支持这个价值观。

可见，今年以来的浙江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不仅引起媒体，而且也引起西方国家政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谴责，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华人基督徒，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停止如此暴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浙江当局并无停止迫害的任何迹象。根据3月28日这次行动的指导性会议“浙江省‘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电视电话会议”内容，这次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底、制定计划阶段（2013年12月——2014年2月）

（二）全面实施整治阶段（2014年3月——2014年9月）

（三）总结验收巩固阶段（2014年10月——2014年12月）

由此看来，按照当局的计划，强拆行动要到2014年年底才会结束。所以单方面期望政府能自动停止强拆行动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地方当局的执意作恶、“按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是当过红卫兵的习近平继续向极左路线迈进、对内持续高压、对外寻衅滋事，一副誓与西方国家及其思想文化决战到底的派头。地方与中央的意图都说明，强拆十字架行动绝不会停止，而且也不会止于浙江省，有可能向全国蔓延。

面对急剧恶化甚至有“文革化”倾向的宗教政策，作为海内外的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坐以待毙，而应该奋起抗争、采用多种方法遏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而且从以往的经验看，信徒们的抗争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

根据赵天恩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和本人的体会，影响当局宗教政策的因素除了马列主义原教旨的宗教观、无神论；毛泽东统战理论和政治形势外，宗教政策的制定也考虑到信徒的抗拒程度。例如由于农村家庭教会信徒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地依法维权、与政权抗争，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对农村家庭教会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1990年代，城市家庭教会兴起后，由于城市家庭教会信徒依法维权、采用户外敬拜等多种抗争方式，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对小规模的城市家庭教会，也采取默认的态度。根据赵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国基督徒在1990年代后越来越意识到抗争不抗争，都会受到逼迫；而如果抗争的话，还有胜算的可能，所以中国基督徒开始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学习法律运用法律蔚然成风。

浙江强拆事件发生后，有基督徒说，上帝通过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温州教会自己的丑陋，反思温州教会自己的罪错。但是，也许上帝还通过这件事，让信徒以行动来证明自己信仰的纯洁热忱、护教的坚贞不渝，以此逼迫来考验信徒到底爱不爱主。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前问三次问彼得的问题：“彼得，你爱我吗？” 对神的忠贞不渝，就表现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敢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正如后来的彼得所说的：“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敢于对践踏信仰者说不；也如历代殉道者一样，对神说我宁愿死，也要捍卫真道。

如此的抗争精神，在温州这次强拆事件中已经出现，如坚守三江堂一个月的信徒，如三个留下遗书准备殉道的温州传道人，如在各教堂被拆十字架时由于拦阻暴行而惨遭毒打的众多弟兄姊妹们。当这样的殉道精神和抗争精神，大规模地在浙江乃至全国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就要考虑强拆行为的成本。成本足够大的时候，它也许就会退缩。最近有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谈到政府对教会的打压，他说政府对一个教会的打压——搜查、抓人、拆十字架等等，每次的行动，都要联合其他很多部门进行，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要花大量的时间，要花大量的金钱。而且政府负责人和执行者大部分心中都明白干这些事是不光彩的，他们的内心道德压力也非常巨大。尤其是这些逼迫行动被司法控告、被海外媒体乃至海外机构报道、声讨，政府逼迫者的所受压力就会更大。

就中央习近平而言，他是想做毛泽东第二，但时迁境移，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时的中国，市场经济、海外交流、信息技术等，都使民众的素质和维权意识比文革时的中国老百姓高很多。习近平的权威和魔力都与毛泽东无法相比，而习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外交问题，都会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如同他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退缩一样，他想如毛泽东那样彻底地消灭基督教、完全掌控基督教，肯定不会心想事成。他将遇到巨大的拦阻、付出巨大的成本完全是必然的。这一切正如圣经诗篇1:6：“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以上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逼迫者其实并不可怕，它们完全有退缩和止步的可能。而基督徒面对他们最关键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逼迫者的各种压力，直至他们因为承受不了道义、物质形式等方面的压力而放弃施暴和逼迫。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如积极在各类媒体上发布强拆信息、集体穿抗拆文化衫、祷告会、静坐、联名信（联合三自内的同情者、基督徒名人等等）、到各级政府机关集体请愿、上访，海外温州基督徒和其他华人基督徒，可以开祷告会、研讨会、到中国政府驻外领事馆递公开信等方式表达抗议，也可以到基督教普世机构、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处进行请愿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给逼迫者以足够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放弃对基督教的逼迫、放弃进一步恶化宗教政策的图谋。

纵容邪恶就是罪。面对邪恶的甚嚣尘上、疯狂猖獗，作为神的儿女，绝不能消极坐等、坐以待毙。而要拿出行动的勇气和力量，与邪恶者一搏，遏制邪恶的进一步蔓延、遏制中共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是我们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正如圣经 诗篇18:27-30：“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严重迫害官办教会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温州传道人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27日，浙江、温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属建筑、十字架被拆或被覆盖，初步统计有131处，但内部数据可能是这个数据的三四倍。这些被强拆的教堂及其十字架，大都是三自会名下的教会的。如此大规模的强拆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行径，在中共建政历史上，除了“文革”时期外，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海内外的有识之士，面对这一波的强拆，发出了疑问：中国政府是否开始将“统战”为主的宗教政策改变为“消灭宗教”为主的“文革”时宗教政策呢？

另外，在这次浙江、温州教堂及十字架被拆事件中，不少人质疑为什么要为官方教会维权？而且这些替温州三自会名下教会呐喊的，恰恰是些家庭教会出身的基督徒及援助机构，家庭教会人士为什么要关注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呢？

其实这些问题实质是如何对中国当局目前的宗教政策有一个合理的判断。从强拆温州官办教会教堂和其他迹象来看，目前的这一波宗教迫害的确与以前的迫害不同，以往对基督教的迫害主要以打压家庭教会为特征，对三自会名下教会几乎不动。但现在不仅打压家庭教会，而且大规模打压三自会名下教会，如此形势不仅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仇视，也意味着中共宗教政策正从利用、控制和江泽民时代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开始转向为压制、禁锢乃至逐渐消除宗教的政策。这种形势非常类似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一改自1949年建政以来对基督教的统战政策（即打压家庭教会、扶植三自会），而直接采取消灭宗教的政策（不仅消灭家庭教会，也消灭三自会）。

根据吴宗素先生《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一文记载，当中共完成了组建三自会、无情镇压了不参与三自会的家庭教会后，三自会和中共的蜜月也开始结束了。该文根据吴耀宗日记提到：“父亲60年3月12日的日记提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副部长张执一见面。李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及社会的压迫。此两条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灭；现在宗教影响日益减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准备，适应目前的环境和形势。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中共计划提前消灭宗教的企图，事先对父亲通风报信”（注1）。

1964年，代表中共立场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促进宗教消亡”（注2）。

1964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有建筑物，有神职人员、教士等等，这是它的物质宣传工具。有基督教的地区，自由教堂耸立着，这是迷信的标志”。他的结论是迷信很有害，必须破除它，“等待它自行消灭是不行的”（注3）。

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27日大会闭幕集体摄影后，毛泽东与前排的常务委员逐一握手。同吴耀宗握手时，毛询问了吴耀宗的健康，表示关心，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个上帝现在不太灵了”。最高统帅一言九鼎，短短几个字却有极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快要寿终正寝了。（注4）

毛对三自会重要缔造者吴耀宗的话音刚落，“文化大革命”就于1966年爆发了，红卫兵们以“破四旧”的名义拆毁、占领几乎所有三自会下属教堂，拆毁除了医院红十字之外的所有十字架，抓捕、拷问几乎所有三自会神职人员，吴耀宗也被批斗多年。1967年1月，三自会的领导机关中共统战部被解散、宗教事务局也被关闭，“文革小组”领导之一江青宣布要把宗教永远送到历史博物馆（注5）。

以古知今、以过往鉴别当下，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共不仅迫害家庭教会，而且开始大规模地迫害三自会官办教会时，明显意味着中共当局宗教政策的演变，也意味着中共正在朝“文革式”的“消灭宗教”方向迈进。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是当局抛弃“统战”理论的标志，是它开始镇压宗教本身的标志，当然也是它开历史倒车，妄图“红卫兵”当政、复辟“文革”的标志。

因此，当今年以来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的现象愈演愈烈时，家庭教会人士应该意识到这是对基督教整体的迫害、是中共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也因此应该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教会维权、发声、呼吁，并采取有效办法遏制当局宗教政策“文革化”的趋势。对家庭教会来说，这不仅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权宜考量，也是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犯宗教自由的邪恶势力的内在必需。

当下中国当局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文革化”的转向，其实有内在的原因。赵天恩牧师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个关键性因素影响：一是中国官方正统思想及中国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二是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纳的社会进化论的宗教观；三是马列主义宗教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对殖民地进行文化、经济、政治侵略的利器；四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注6）。

这四个因素中，第2、3因素实际上一直在起作用。共产主义者始终认为宗教是落后意识，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消亡的，而如果政治需要，也可以人为地使它消亡，也即消灭宗教是共产主义者的内在目标。这也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大前提。至于统战的需要，乃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而来，即联合次要矛盾的对象，来打击主要矛盾的对象，等消灭了主要矛盾后，再逐渐瓦解次要矛盾。对于基督教，在中共建政初期，觉得有必要联合基督教界爱国人士，来反帝反封建，并打击家庭教会。而在反帝反封建反家庭教会任务完成后，基督教界爱国人士（三自会）又成为瓦解对象。

另如中共统战台湾基督教界，积极拉拢台湾召会中的一些领袖，来打击台湾基督教界的台独势力。但是，当国内家庭教会对其构成严重威胁时，它就不惜与台湾召会恶化关系，悍然宣布召会就是邪教。国内矛盾远紧迫于它在台湾岛内的矛盾。

统战论也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及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文革”结束后，中共认为宗教界也是进行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以团结信教群众，统战联合基督徒为它施行宗教政策的根本。江泽民在1993年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就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而是规范管理，使宗教在适应党的政策和法律的情况下有序发展。这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的10多年里贯彻下来。在这个阶段，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很严重的，但大规模地打压三自会的行动倒是没发生。

自习近平上台后，提出“改革开放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明显否定了以往中共有关“文革”的决议。习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扩张寻衅，大树个人崇拜、渲染西方对华威胁，似乎要倒退到红卫兵当权的“文革”时代。在宗教领域，由于新疆、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宗教问题，所以宗教矛盾不再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成为明显的敌我矛盾。于是，西藏、新疆的合法宗教寺院、学校被大肆关闭、拆毁，禁止众多维族人封斋。针对基督教，也开始抛弃“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指导方针，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侵略工具，无论三自还是家庭教会，都是潜在或明显的意识形态敌对势力，甚至是威胁稳定的重要社会团体。正是这些考量，使中共又一次地回到马列主义最原教旨的对宗教的理解上。于是，使宗教消亡、压制并最后铲除宗教本身，也即宗教政策的全面“文革化”，已经成为当今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势。今年以来，当局以“邪教罪”来对付家庭教会，以图最好禁绝所谓的非法教会；又以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来对付三自会，限制和掌控教产来最终弱化和消除三自会名下诸教会。

理解了这个趋势，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在这次浙江强拆官办教会教堂及十架的大逼迫中挺身而出，因为这事关基督教整体，也事关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捍卫信仰自由权利、谴责中共暴行、遏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的确应该成为海内外基督徒的共同责任。尽管这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坚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10-11)





注1：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84页

注2：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3：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163页

注4：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5：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01页

注6：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7页

中国当局宗教政策的大倒退——评当局对新疆斋月封斋的限制

郭宝胜
自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当局政策急剧向极左路线迈进，标志之一就是其宗教政策已经从“利用”、“控制”转向清除宗教。中国建国初期，其宗教政策是“利用”、“控制”，之后逐步严厉，直到“文革”全面消灭宗教。近年以来，中国对宗教的打压明显更加严厉，如浙江强行拆除诸多教堂及其十字架——即使其隶属于体制内的三自教会；西藏地区强行关闭多处合法寺院和藏学院；在新疆，宗教政策的大倒退表现在对维族斋戒权利的侵犯。

按照伊斯兰教规，今年7月下旬开始本年度为期30天的斋月。之前，中国当局下发文件，限制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参加斋戒活动，特别是禁止党员、公务员、学生、教师参加斋戒及宗教活动。《环球时报》引用新疆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当局鼓励当地人“为了工作和学习好好吃饭”。甚至各单位的职工、干部要签署斋月中不从事宗教活动、不封斋的保证书。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往年新疆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的活动也会受到当局限制，但今年当局的限制措施更为强硬。

莱迈丹斋月，又译拉玛丹月，意为“禁月”，是穆斯林斋戒月。这个月是穆斯林真主安拉（Allah）将《古兰经》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古兰经》明言规定凡符合条件之穆斯林必须于此月守斋戒，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期间停止饮食、性事等活动。斋月进行斋戒，是伊斯兰教最为显著的特征和仪式，犹如基督教的十字架。当局种种干涉斋戒的行径，其目的是在遏制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影响，以最终达到同化、汉化维族的长远目的。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2013年发布的《被玷污的圣权——中国对维吾尔宗教自由的铁血镇压》报告指出：“对维吾尔穆斯林在莱迈丹斋月期间封斋的限制弥漫全疆。对封斋人员、封斋时间闭门谢客的饭馆以及斋月期间去清真寺人员的严格控制是中国政府在2012年对维吾尔宗教信仰权利实施的最残暴侵犯，也是目前为止人权组织记录的最为过头的人权侵犯。”可见，对斋月权利的侵犯是对伊斯兰教信徒信仰的严重侵犯。而这种侵犯，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封斋人员的限制。按伊斯兰教教义（中共不允许其党员信奉宗教），在新疆，应该除了维族中共党员外，所有的维族人都要进行封斋，但自2009年“七五事件”后，当局除了限制维族共产党员封斋外，也限制普通维吾尔族民众斋戒，如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所有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监狱囚犯，甚至私营企业和部分农民，都不得封斋。迪里•夏提在自由亚洲电台说：“另外在农田上，中国政府维稳工作队在当地实行‘三陪’，陪吃、陪住、陪劳动，监督维吾尔农民是否在斋月封斋”。当局还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斋戒，如提供免费午餐、派人在各单位监督、以开除对干部、教师、学生进行威胁，等等。可想而知，在新疆，今年封斋的维人大幅度减少。

二是对维族饭馆、食品店的限制。按照伊斯兰教传统，维族饭馆和食品店在斋月期间白天要全天关门，夜间才有开放。但当局强行要求这些饭馆、食品店白天正常营业，而晚间则要关门，不给那些实行斋戒的人提供食物；如违反这些规定，轻则关门，重则被抓捕。据维吾尔人权项目《被玷污的圣权》报告，2012年克拉玛依市工商界开始要求清真饭馆在斋月按以往正常时间营业，54个饭馆签署了遵从规定的保证书。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在2008年9月报道，一名在阿克苏经营快餐店的33岁的维族男子潘哈江（音），因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要所有餐厅在斋月开门营业的政策，结果在封斋月的前两天就被拘捕，并遭到当地公安局一名副局长的毒打。该部今年7月报道，喀什师范学院严禁维族学生参加斋月活动和禁食，在开斋之前的半小时，校方关闭了校内外的所有食堂和小卖部，如果小卖部给开斋的学生提供晚间食物，店主将受到惩罚。

三是严格控制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斋月是穆斯林最为神圣的月份，这期间的每周五在清真寺的礼拜就显得非常重要，斋月结束的日子是穆斯林最为隆重的开斋节，期间有很多宗教活动和欢庆活动。中国当局担心这些活动会导致人员聚集、引发事态，所以对斋月期间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严格限制。据维吾尔人权项目《被玷污的圣权》报告：2012年，喀纳斯：政法委制定计划、安排干部对清真寺进行安全检查以及周围巡逻。喀什州：官员们被要求在斋月期间强化对清真寺的内部管理以及确保学生接受官方意识形态教育。迪里•夏提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周在喀什的新疆最大艾提尕尔清真寺外，有十多人被抓：“从当地获得的消息中，上周五主嘛日，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中国的安全人员在寺门前，逮捕12名维吾尔青年，指控他们非法聚集在当地，另外，喀什和和田，还有阿克苏地区，到处在针对维吾尔斋月，进行清查，严防人们所谓的非法聚集”。

总之，这三方面的控制正是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践踏，是遏制伊斯兰教、清除其影响的表现。无独有偶，据博讯网消息，日前中国某些省区，正在开展针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两清运动”：清理规范阿拉伯语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清理两校的外省区师生（注1）。该运动与限制斋戒，都说明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大倒退。

从近代以来的治疆宗教政策来看，目前的宗教政策也是严苛的。1885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作为第一任巡抚的刘锦棠在给光绪的奏折中主张新疆宗教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意即：“改行省、设官吏，而郡县之以养以教，视同赤子，然而宗教、俗尚、伦理之间，未尝强而合也，饮食、衣服、言语、文字，未尝聚易而强之同也”（注2）。国民政府首任新疆长官杨增新对伊斯兰教也很开明，提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公家自未便干预”（注3），“专恃兵力压制，绝不济事”（注4）。

1949年后，中国在新疆设立伊斯兰教协会，利用宗教配合统治，宗教政策相对宽松，维族能拥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但好景不长，到1966年的“文革”，中共极左路线当头，消灭伊斯兰教成为治疆政策：伊斯兰教协会和几乎所有清真寺都被关闭、阿訇被逮捕和批斗、民族服饰被禁止、斋戒也被禁绝。文革时出生的维人几乎忘了自己民族信奉伊斯兰教。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恢复，诸宗教活动开始复兴。但自1997年伊宁事件和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越来越紧。习近平等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对新疆宗教政策似乎要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了，真的开始了“红卫兵治国”。

总之，新疆当局，在斋月严格限制维族民众的斋戒，不仅严重侵犯了维族人宗教信仰的权利，也是对伊斯兰教的打压，限制其发展，清除其影响，最终将维族同化。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肯定不会允许以上践踏宗教信仰的行径。海内外所有的宗教信徒和关注宗教自由的人士，都应该在今年穆斯林斋月（20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期间，谴责中国当局践踏宗教自由的举措，并要求其兑现宪法，兑现它所签署的国际公约，落实宗教自由，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权利。



注1：见博讯网7月6日新闻：《中国对穆斯林开战“两清”运动，正引起广泛反弹》。

注2：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121页。

注3：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207页。

注4：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209页。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

南乐教案与晚清教案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7月4日，河南濮阳市南乐教案中的关键人物张少杰牧师被南乐县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如此重判，举世震惊。7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基督教牧师张少杰被捕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少杰，并敦促中国停止滋扰张少杰的家人和教友。美国政府的呼吁，似乎对张少杰案二审能够被轻判或改判带来了希望。跟其他侵犯人权的案子一样，当“内政”转为“外交”，有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来呼吁改善中国人权、甚至把中国人权案件上升为外交事件时，受迫害者也许才有从轻或者免受迫害的可能。

内政转外交，教案才有公平解决的可能，这一特征，跟100多年前晚清时期教案非常类似。当时很多被地方官吏、士绅杀害的宣教士或信徒，在外国公使和政府给清政府巨大压力时，才能得到较为公正的解决。除了这个特征，张少杰牧师教案，跟晚清教案还有众多相似的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引发晚清教案的原因很多，有东西文化的冲突、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对西方人的仇视和谣言等等。但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在云南大学学者方慧和胡兴东所写《清末民初基督教对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论文中提及：

“很多教案的出现，都是教徒与非教徒,特别是非教徒中汉民士绅，少数民族中土官、土目对自身权力下降的一种反抗，或说是一种不正常手段的结果”。“各少数民族信教后，改变了当地不同民族、家族、阶层的权力结构,导致不同群体间出现冲突，同时也产生官方与教民权力上的冲突。如在教民内部产生纠纷时,不再通过家族、宗族、士绅来解决,而是通过教会来解决，导致教民与家族、宗教、士绅和本民族势力脱离，进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这从清末教案中可以看出,很多教案都是地方士绅煽动起来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对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云南大学方慧、胡兴东著）

可见，引发国际关注的晚清教案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牧人员、信徒触犯了当地官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特权，引起这些当权者、既得利益者的不满而引发教案的。这一特征跟张少杰案非常相似，张少杰牧师在腐败黑暗的河南当地，为捍卫地方的公义，为教会众多信徒维权，与大企业、各种官僚机构甚至公检法机关去谈判、讲理，由于他牧师和政协委员等身份，很多维权个案都获得了成功，但是，对当地当权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大权旁落、利益受损。张少杰牧师在被抓后，当地官员就传出要判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恐吓，足见当权者对作为信徒领袖的牧师的痛恨。

腾讯网转型中国第08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一文也指出：“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可见，晚清时代这些作为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信徒们，本来是任官僚劣绅鱼肉和欺辱的贱民、屁民，但一旦有教会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与官府叫板，本来这是公民正当权利的行使，但在蹂躏人民习惯了的当权者来看，的确大逆不道、非要报复不可。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的《清末教案》一书指出：“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建立教会。由于西人很难接受中国旧式的监狱管理、卫生条件、拷打酷刑，以及凌迟处死等野蛮残酷的刑罚（当时就有传教士如文乃尔被地方官判凌迟处死），因此西方的领事被授予处理所有与本国公民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权利，即领事裁判权。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传教士便不受清政府管辖，导致官员感觉到‘官权’受损。此外，当时的中国信徒往往受到清朝各级官员的嫉恨，如易贞美等人因拒绝缴纳建醮迎神的摊钱捐份，便被地方官员判处死刑，遭受虐杀；所以传教士出于人权考虑，要求审判程序正义、禁止私下用刑和刑讯逼供、同等抗辩机会等，正如传教士自己表白的那样：‘当我们看到这些受到极不公正的污辱、由破产性的诉讼而贫穷化或为了获得和平而被迫背教的新信徒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悲痛欲绝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 第四册，中华书局，2000年，241页）可见，跟中共多年宣传的相反，所谓治外法权和“教民”与官府的叫板，只不过是当时的宣教士们要求清政府司法公正和人道、能逐渐实现普世价值而已。

目前中国各教会组织固然没有治外法权，也不在西方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的法定保护之下，西方国家顶多能对中国目前发生的教案进行口头呼吁、媒体报道而已。除非是在满清时代，南乐这样的教案才能上升为外交事件。但是，由于张少杰牧师要求司法公正、为信徒维权的所作所为与晚清时代的宣教士的所作所为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南乐教案与晚清一些教案很有可比性。

生活在腐败专制之下的基督徒信众，在自身遇到众多不公平事件时，上访、申诉却无门，而在这时张少杰牧师就成为这些弱势群体的救命稻草。作为地方人数不少的教会的领袖、又敢于为信徒维权，而且有着河南南乐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兼基督教协会会长、南乐县第九届政协委员等特殊身份，所以张少杰牧师的众多维权活动取得了成功，如南乐县人赵军领、陈丁根、张雨晴、岳丽娜等多人都在张牧师的维权下从官僚机构、当权者手中赢回来公义。这些成功的案例，使张牧师在信徒中威望也越来越高。（参加对华援助新闻网对华评论文章《从张少杰牧师案看社会公义的担当》）

张牧师维权胜利时的状况，跟晚清时期宣教士某些时期的状况非常相似。根据贵州地方史料记载：1903年宣教士党居仁进入威宁苗族、彝族地区传教。一开始就接待张雅各、张约翰、潘流便和杨西门四位苗民，并帮助他们把自己猎到的野猪从当地权势者手中要了回来。这四人信主后又与他人一起进行了一系列与当地官员、地主士绅、土目的斗争，教民在教会支持下,连连获胜。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大量加入基督教，以致出现“男男女女,从一百里、二百多里的遥远山寨,星夜兼程,云集昭通”,“他们成群结队,背着一袋袋干粮,到村边泉水饮水、歇脚就走”。（见《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五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7年版,第265页）

但是，正义越得胜，邪恶就越不满；教会越兴旺，官府就越焦虑，无论晚清还是当今中国，都是如此。这是因为渴慕正义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公义象征，一个新的公义中心出现了，人们肯定会拥戴这个中心。但是对于邪恶腐败的旧权力中心来说，这个新中心对他们威胁巨大，不仅影响声誉，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权的安全。

正如晚清宣教士们为信徒维权、主持地方正义的行径遭到地方官吏和士绅的痛恨，官绅们就大肆造谣，煽动非信徒对信徒的仇恨、中国人对洋人的仇恨，终于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中外的教案一样，张少杰牧师主持地方正义的一系列举措和基督教会越来越扩大的发展状况，引起当地官僚的嫉恨和仇视，他们终于恼羞成怒、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诈骗罪”“扰乱社会秩序罪”重判张牧师（所谓的受骗者竟然被公安从张牧师家非法绑架走至今被关押在黑监狱中）。中共地方当局之狠毒，与晚清贪渎残暴的地方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诸多学者拿当今中国比作晚清一样，从张少杰牧师的教案中，我们更加看清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确与教案频发的晚清时代非常相似：朝廷落后顽固、一群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义和团或红卫兵占据中枢；地方官员腐败专横、无法无天；而老百姓的各项权利被践踏、上告却无门；而一些出于上帝的大爱、伸张社会公义的教会领袖、维权英雄，虽深受民众的爱戴，但被官府劣绅嫉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更加不幸的是，当今中国不像晚清时期，西方国家还没有直接的权力作为外交事件来干预教案，所以，当一个个中国牧师被判重刑后，能上升到外交层面的凤毛麟角，大多数只能忍辱负重、背起“十字架”在监狱中渡过漫长的煎熬。

但上帝是公义的，张少杰们在患难中必更加受到上帝的祝福和奖赏，正如马太福音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那些贪赃枉法、仇视基督教的各级官吏们，也必然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中国社会已经非常相似于晚清，“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正如辛亥革命的正义江河曾以摧古拉朽之势埋葬了晚清王朝一样，上帝公义的滔滔江河、滚滚大水也必将洁净这个国家、更新这个民族。



2014/7/8

与狼共舞者必祸及自身

郭宝胜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发动新一轮打压「邪教」运动。6月3日，中国反邪教协会公布20种邪教名单，将地方召会、水流职事站、福音书房等与邪教联繫起来，这引起了海内外召会信徒的强烈抗议。

6月10日台北市召会提出三点声明，指出地方召会绝对不是「呼喊派」邪教；6月16日，中国福州地区众召会代表林子隆等发布声明，对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地方召会是邪教提出严正抗议；6月23日，台北灵粮堂周神助牧师等台湾基督教界一些领袖齐聚一堂，就地方召会和台湾福音书房遭受中国反邪教协会不当指控，发出反对声音；美国和加拿大众召会也于6月22日，在洛杉矶、纽约、温哥华等地区的《世界周刊》刊登通启，抗议反邪教协会的错误指控、证明自己的清白。

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教牧，我们首先支持台北及世界各地召会表白自己、反对邪教指控的声明。在中国政府罔顾政教分立、政权无权干涉宗教事务的普世原则，悍然由政府和政府操纵的伪民间组织来公布和打压所谓邪教的危险局面下，地方召会勇敢表白自己不是国家法律意义上的邪教，也不是宗教界认定的邪教，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认为在某些地方的召会的声明中，支持中国政府有权认定并打压某些「邪教」，是不周全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权力判定和打压召会为邪教，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判定和打压任何宗教团体为邪教。因为根据现代社会法律常识和普世原则，政权无权裁判宗教之正邪，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邪教罪。鉴于没有任何法律和政府意义上的邪教概念，所以在表白自己的声明中，认同政府以邪教罪来打压其他宗教团体，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会引火上身、苦害自己。

台北召会自身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台北召会的某些人受欧阳家立等人影响，近年来积极与中国三自会发展关係，参与举办「两岸基督教论坛」，并积极在全台湾打击中共认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还赞助支持「台湾基督徒信仰研究学会」以抵制中共认定的邪教。但是如此的卖力，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吃力不讨好，自己被列入了中共当局最新的邪教名单中。实际上这一结局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支持中共政权有认定和打击邪教的权柄，那麽滥权者完全有可能肆意妄为，坑害一切宗教信仰团体。

中共敌基督政权也不会因为台北召会某些人的讨好而平反召会，与其与虎谋皮，不如彻底地立定真理，与家庭教会一起，捍卫信仰权利、抵制邪恶的中共政权。

转自台湾教会公报

“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

郭宝胜
   
    战略学者赵楚在东网发表文章《正在上演的中国宗教战争》（以下简称《正》），该文富有洞察力的指出目前强拆教堂及十架的“大规模平毁行动是出自新领导班子的意志”，该文也合理地预测到：“当局会更加严厉和蛮横，而本来一贯政治上低调的基督徒们必然会滋生更广泛与自觉的现实政治关切。这与当初在东欧和南非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并没什么中国特色或宗教特色”。但是，该文还有众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指出来以提升国人对宗教问题尤其是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辨别和认识。
   
    首先，该文题目“中国宗教战争”，让人以为中国开始了宗教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基督教与佛教等其他宗教、教派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共产主义作为准宗教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该文一开始就以中世纪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十字军东征等）、近代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的战争（30年战争等）为例进行论述，给人的感觉也是在讨论中国宗教之间战争。但是，从后面的大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作者所要阐述的是中共政权对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诸宗教的迫害、压制及形成的“宗教战争”。
   
    其实目前中国并不存在类似十字军东征、30年战争等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各宗教、教派之间并没有发生过、近期内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穆斯林与藏传佛教之间、基督教与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团体之间，大都相安无事、无宗教战争的可能。各宗教内部，也不会像现在伊拉克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发生冲突和战争。目前中国发生宗教战争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确像极了掌握了政权的一种宗教组织（如果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共产主义者虽然号称无神论，但其学说不止于世俗的政治理论，它还勾画了地上天国和个人获得终极意义的美好蓝图，它给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和终结、历史和宇宙的规律等终极问题给出了答案，而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也符合某些宗教组织的特征（在本人所写的《驳刘亚洲“党性基督论”—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吗？》一文中对此有详述，在此不赘述）。
   
    为了维持在宗教解释和精神领域的霸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少有的强势宗教的特性之一，就是它与所有其他宗教天生为敌、并竭力抵制其他宗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影响力、并以铲除其他宗教为终极使命。因此，如果目前中国存在宗教战争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把持了政权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具体而言，就是中共与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传统宗教和法轮功等新兴宗教之间的战争。
   
    可见，所谓“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乃是共产党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稳定所导致的，也是维护其教义真理地位、宗教霸权或者意识形态安全所引发的。就此“中国宗教战争”涵义，《正》文却语焉不详，实为一憾。这一缺憾，也导致该文无法解释目前受迫害的教会大多是一直以来接受当局直接监管的教会。
   
    《正》文没有注意到，这次被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会，大多是依附于政权的基督教三自会名下的教会。众所周知，三自会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扶植起来的体制内教会、合法教会、国家教会，三自会的领导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而统战部的领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三自会在文革期间也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与家庭教会（即地下教会、官方所谓的非法教会）一起成长起来。这些教会大体上都对中共政权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从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他们一直“把身家性命像1949之后的30年那样重新托付给宗教局与走马灯一样的书记市长”（见《正》文）。显然，大多数被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会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一直受当局直接监管的教会，而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和压制，显然不主要是接受监管与否的问题，而是另有他因。
   
    所谓宗教战争，更多的是教义之争，并不牵涉政治和经济利益。共产党组织与其他宗教的冲突，就体现出这个特点。例如在1920年代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时，就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的基督教对中共毫无威胁，但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基督教是他们教义之争的头号敌人。又例如在文革爆发前，中共已经彻底地将中国诸宗教控制在自己政权魔爪下，这些宗教对政权毫无威胁性，但中共变本加厉，以消灭宗教的政策将各宗教送入“历史博物馆”中，并将宗教局、统战部都统统关闭。
   
    这种教义之争，就表现在当局对浙江三自会的迫害上。这是因为就是接受监管、依附政权的三自会，也包含大量基督教的元素，如高高矗立在公共空间的十字架、如圣经等。这些元素成为了红卫兵出身的新领导班子们嫉恨的符号，成为与“宇宙真理教”争夺中国人精神和灵魂领域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浙江当局专拆十字架、而且在其内部文件中一再告诫基层干部要注意“十字架背后的政治目的”的深层原因，这显然是一场针对基督教本身的战争。一切大有复辟文革、消灭宗教的迹象。
   
    可见，目前强拆事件的本质并不是宗教组织接受政权监管与否，而是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遏制和打压，是共产主义者对基督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的的意识形态之战，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战争。
   
    所以目前的宗教战争，还不是如《正》一文所总结的诸种宗教是否接受中共当局直接监管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自诞生以来的对其他宗教的仇视和灭绝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爆发。就是这些宗教接受了政权监管，毫无威胁政权政治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由于其教义和宗教实力，随时会与欲保持宗教和意识形态霸权、精神和思想绝对真理地位的共产党发生冲突。
   
    总之，正如学者赵楚所言，目前中国的确在上演一场“宗教战争”。但这个宗教战争，不是中国诸宗教之间的战争，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中国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源，不仅因为这些宗教组织的发展威胁到共产政权的政治稳定，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些宗教组织与共产主义者们的宗教冲突：即教义、宗教影响力、宗教感召力之争。面对这场战争，诸宗教捍卫自身宗教权利、并联手结束中共政教合一的专制独裁，建立一个政教分立、诸宗教享有平等法律权利和自由的社会，的确是唯一的出路。

“反邪教协会”是践踏宗教自由的工具

郭宝胜

最近以来，一个叫“中国反邪教协会”的组织引起海内外华人基督教界的强烈愤慨。台北召会及台湾基督教界部分人士、福建地方召会、北美召会、中国福音会研究人员等基督教界人士，都对中国反邪教协会于6月3日颁布的所谓邪教名单表达了反对意见。中国反邪教协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为什么中共当局要叫它出面颁布邪教名单呢？如何应对中国反邪教协会践踏宗教自由的各种行为呢？

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于2000年11月，由所谓中国科技界、社科界、医学界、法律界、宗教界和新闻界等著名人士组成。这些人有庄逢甘、龚育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王渝生等依附于中共当局的社会名流。该协会自命是“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法律尊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会团体。实际上，该协会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1999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运动鸣锣开道、提供学术和宣传等的支持。短短10来年，它在全国几乎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大中型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不仅法轮功，它成立之后，也对与基督教有联系的信仰团体和众多基督教教派，以邪教之名进行攻击，并积极协助当局践踏宗教信仰自由。

举国关注的山东招远“5 28”惨案发生后，6月3日，该协会突然发布20种邪教名单，并对主要的11种所谓活跃邪教进行了详细说明。为什么官方在公布公安部、国务院等公布的14种邪教名单之后，又要由反邪教协会公布这份名单呢？由公安部或其他政权机关颁布名单不是更有法律效果吗？一个协会只是民间机构没有法律效力，由它来发布有何原因和意图呢？

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从《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协会秘书长李安平的文字中得知，根据《环球时报》文章，李安平说：“官方此前从未正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至于早前发布的14种邪教名单，只不过是“来自公检法部门在历年打击行动中使用的手册，用于内部参考”。而这个最新的20种邪教名单，是“由协会内来自科技界、法律界、宗教界的反邪教人士共同制定，20个组织都是当前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见环球时报《反邪教协会批驳中国打击邪教干涉宗教自由说法》文章）

以上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已经开始矢口否认它曾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所谓的14种邪教名单只不过是内部参考的行动手册。从这一否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对自己颁布邪教名单有所忌讳。究其缘由，这是为了避开政权裁判宗教、政权掌控宗教的嫌疑。而由表面上是民间协会的反邪教协会发布，似乎可以让当局避开由政权来裁定宗教正邪而带来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嫌疑，封住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干涉宗教的指斥和批评。当然，这也说明中共政权开始意识到由政权来宣布一个邪教名单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是非常不妥甚至荒唐的。

由反邪教协会来说“官方此前从未正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这显然是为中共政权的政控制教行为在洗白，由“民间协会”来认定邪教名单，似乎符合宗教正邪问题不由国家政府，而应由宗教界、宗教和教派之间来界定的国际惯例和普世规则。中共当局费尽心机成立反邪教协会，并由它来发布名单，主要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反邪教协会显然不是民间协会，在中共严密管制社会团体的今天，类似反邪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一定是中共完全操控的工具（法轮功媒体报道其记者费力查询北京各部门，都找不到这个协会的电话和人员），而所谓最新的20种邪教名单，无疑也是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可见，中国反邪教协会及其名单，实际上是中共当局玩弄世人和蒙蔽西方国家的新花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国家自17世纪奠定现代国家以来，就确立了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事务、宗教事务由宗教界自己裁判的原则。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 洛克在其书《论宗教宽容》中指出了政府官长无权干涉宗教事务的三个原因：

一．谁也没有责成官长比他人更多地掌管灵魂的事。

二．掌管灵魂的事不可能属于民事官长，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外部力量，而纯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则存在于心灵内部的信仰。

三．灵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属于官长掌管，因为即令法律和刑罚的威力能够说服和改变人的思想，却全然无助于拯救灵魂。（见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宗教宽容》一书）

2014年5月14日由中美等国宗教学者、牧师、律师在普度大学发布的《宗教自由普度共识》的第4条、第5条也指出： “宗教自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范围的一种限制，即国家不能判断任何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在教义和道德上的对错和正邪，更不能以此作为处罚公民的依据”。“宗教自由意味着国家无权或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合法宗教’与‘封建迷信’、‘正教’与‘邪教’或‘正统’与‘极端’之间进行区分和判断”。

以上可见，作为地球村的普世价值，政权无权界定宗教之正邪。在举世共识前自知理亏的中共当局明白政府赤裸裸地宣布邪教名单并进行镇压肯定会遭致全世界反对，所以它才老谋深算地成立反邪教协会并公布所谓邪教名单。其实这一举动无非是它践踏宗教自由、敌对普世价值的新花样而已。

如何应对中国反邪教协会公布所谓邪教名单及其他践踏宗教自由的各种行为呢？首先，在所谓邪教名单中涉及到的所有宗教团体，都应该发布声明，指明自己不是当局认定的邪教。自反邪教协会名单公布后，除其他宗教外，基督教界已经有众多教派发布声明：

一. 6月10日台湾台北市召会通过媒体对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将召会视为“邪教”之一“呼喊派”的错误与印象提出三点声明，指出“地方召会”绝对不是“呼喊派”，无任何资料显示李常受在1962年成立过“呼喊派”。

二．6月16日，中国福州地区众地方召会代表林子隆、陈立、李美全、陈信光等信徒，通过属灵人网发布声明，对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地方召会”是“邪教”提出严正抗议，称这一指控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6月23日，台北灵粮堂牧师周神助牧师等台湾基督教主要教会领袖齐聚一堂，就“地方召会”和“台湾福音书房”日前遭受中国反邪教协会不当指控为“呼喊派”，发出反对声音，共同发表对召会的支持，并声明要到北京去申诉。

四．北美众召会声明自己并非中国官方及其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的邪教，北美众召会于6 月22日，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区周末发行的《世界周刊》刊登两页的通启，抗议反邪教协会的错误指控、证明自己的清白。

五．中国福音会在其内部通信中指出，被中国反邪教协会列为11种活跃邪教的全范围教会和反邪教协会的邪教名单中涉及的华南教会，均不是邪教。全范围教会又名重生派(B.A.M.)，由徐永泽创立于1968年。重生派是一个以河南省为基地的家庭教会网路，成员有数百万之多。著名家庭教会传道人李天恩、中国福音会牧师赵天恩、知名中国农村教会史专家张义南等认为重生派不是异端，只是某些地区某些同工在教导方面有所偏差。而华南教会的信条——“华南教会十三条”都是历代正统教会传留古老的信仰内容，华南教会也是正统的基督教教派。

当然，发布声明要作到完美的话，在声明中最好不仅要为自己教派捍卫宗教自由权利，也应该为其他被反邪教协会定为邪教的教派捍卫法律权利；不仅要将反对的矛头指向中国反邪教协会，也应该指向幕后的真正元凶——中共当局。如此的声明，才算是比较完美的声明。

除了发声明外，也应该组织众多非暴力抗争活动，如到中国驻各国领事馆前游行、示威、静坐等，还可以组织论坛、研讨会，就此一话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扩大影响。也可以主动要求中国当局的宗教、统战或其他部门官员进行对话，甚至直接到北京，进行上访和申诉。

总之，中国反邪教协会是中共操控的、欺骗全世界的、践踏宗教自由的工具而已，对其的种种恶行，基督教界不应该沉默。切实采取行动，对邪恶者说不，应该是神的儿女的本色。而邪恶者在整个基督教界的抗争下，肯定会原形毕露、一败涂地。这正如圣经 哥林多后书11:14-15：“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