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六四—一个1989后高校新生的六四之缘

郭宝胜

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镇压民主运动事件，当时我才是一个远在中国边陲的17岁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与“89•64”本无关系，但上帝的安排却是非常的奇妙。自我1990年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便与六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6月2日，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个月；     1994年6月4日，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我在湖南岳阳被公安逮捕，并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羁押。     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我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1997年12月3日我刑满释放。     1999年“六四”10周年，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这年6月4日，当地公安局长还专门到我家中看我。     之后我在北京定居，每年“六四”少不了北京公安和当地派出所的询问。     2009年“六四”20周年，我在海外，与“六四”的不解之缘拉开新的帷幕。     一个本来与“六四”豪无关系的年轻人，究竟为何与“六四”难舍难分、缠绕一起？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甘愿为继承“六四”遗志而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呢？         1989年是一个对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特别的一年，传统的叛逆、真理的追求、理想的迷茫、年轻的冲动，使尚在高中的我感到这是变革的一年。由于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书报资料，我当时就看过严家其先生写的《文革十年史》《首脑论》等书，西方哲学的书如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书也在高中学生老师间比较时尚，另象《文汇月刊》《新华文摘》《文摘报》办的非常好，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对我冲击很大。后来看了《河殇》一片，感到中国的变革必须要我们每个人参与，不仅要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开始游行，报纸和电视成为我疯狂关注的对象，我废寝忘食地了解着北京的资讯，也跟父母发生些意见冲突。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学生对话团与官方的对话录像时，父亲和一些年长的人说：“这些学生肯定要被秋后算账！”，我对他们的预言不以为然。6月3日夜电视中的一切变了样，当我三番五次听到北京市政府的不让市民出门的紧急通知时，我感到民主运动可能要被暴力镇压下去了。         “六四”之后的日子非常难受，电视中把一切责任推向“暴徒”，但我又惊奇地发现官方在通缉学生领袖。我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连篇累牍批判自由化的大块文章，如《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动乱精英严家其》等，心里痛苦、迷茫。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在广播中听到陈希同发表的关于北京“平暴”的长篇纪实，当时我的心如同街上的雨一样支离破碎了，我感到一段时间以来的新的希望被扼杀了，我象疾风中的芦苇，快被折断。那天的感受我写在我的日记当中。         1990后，我以全省文科前几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之所以上该校该系，是因为我看北大、复旦要军训一年，也看到1989年时的很多知识精英都出自人大。到人大后这里是一片红色恐怖，“六四”后的入校新生，都要接受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送入军营接受军训。大学一、二年级，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苦苦探索人生和社会的真理。经过两年的探索我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再一次的坚定了民主自由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与谎言、专制、禁锢进行不息地斗争。     当时人民大学有个读书社，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活动后，终于从孤独的边缘状态逐渐接近到了这个民族谋求自由的中心。我很钦佩读书社的几个研究生，他们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在执着地探索、不屈的抗争着。我们一起举办讲座，办刊物《大家》，走访89年前的知识界名人，不久我成为读书社的一个骨干成员。          1992年六四前，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导火索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我记得那天下午，午后的阳光十分明媚，在学生饭厅里见到一个读书社的女同学，她神色慌张的告诉我：“他们都出事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的被捕不仅没有吓到我，反而激起我毅然决然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就在那天下午，我决定在大学里要与黑暗的势力进行不计后果的争战。         之后我和一些进步学生认为我们这一代关键是要行动，而非理论探讨，因为理论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开始天天想如何搞些活动激发学生的勇气。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著《外交十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国家妥协的外交政策。         我们进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1992年9月24日中午，我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周虎、王仲秋，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学生刘富强四人到北京使馆区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前呈递一封致日本明仁天皇的公开信。在路上，我知道这次是要彻底地被记在黑名单上、而且是彻底地要走一条与中共对抗的路了。我们到使馆被警察包围，但没有抓我们。公开信当日改为邮寄递送。我到校不久就被老师、保卫处人员包围了。这是1989年后学生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借助民族主义，但对活跃校园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后我成为学校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我意已决，我又在校继续组织了很多讲座、问卷调查活动，并积极与校内外的知识精英们见面。我见到并很快熟悉了我们哲学系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他们在89后超凡的勇气和不屈的抗争也一次一次的激励着我，我们在一个系，所以当时见面的机会较多，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劝勉。王丹出狱后不久，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校学生去看望他。在1993年4月10日，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知识界精英，如胡绩伟、许良英、何家栋、于浩成、戴晴等人。当时我们学生跟北大老师袁红冰关系密切，他的《荒原风》对我学哲学的人来说很对胃口，他对学运的指导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天我们又在一块谈了很长时间。         1993年5月4日晚，我到北大与几个学生组织当夜的“五四烛光吉它晚会”活动。当日晚7时起，在北大图书馆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学生，校内外吉它歌手前后共约近千人一块高唱歌曲。起初我们高唱崔健、黑豹的摇滚歌曲，后来唱一些讽世的摇滚歌曲。之后，学生们高唱《国际歌》数遍，显示了他们的激情和义愤。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压制学生们的活动，两架录像机录了整个过程，我和一北大进步学生于8时左右被警方从草坪上带走。我分别在北大、人大保卫处审查一天后放出。         93年六四马上就要到了，校方不让我去北大。5月31日，我与某广告公司朋友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我的一两个同学也穿了这衣服，我自己穿了一件。我觉得无所谓，但在6月2日我骑车出校门时被警方强行被捕。我被殴打后关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即半步桥）。十余天的监狱生活后，我于19日释放，释放后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没有我犯罪的证据，他们关押我到监狱，目的就是要吓唬我。         之后我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到1994年“两会”前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包括袁红冰等一些进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如李海）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我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也认为学生运动由于被控制严酷，暂时运作不起来，而89年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我们应该走到工人、农民中去。我于是与一些工人维权人士一块到深圳从事工人维权活动，我那时根本不想一般学生所想的工作、毕业这些问题，完全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的青春岁月是非常美好的。在深圳我们开展工作初有成效，但不久也被当地警察关注，5月中，深圳几个工人维权人士被捕，我逃到湖南岳阳一校友处。         1994年6月3日上午，我想我要在岳阳校友家过“六四”了。但是在傍晚时分，我校友家中冲进来一大批警察，对我进行刑事拘留。在岳阳看守所被关押2天他们押送我到了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我在这里一共待了三年半。公安对我超期羁押了三年后，才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个大而不当、非常荒谬的罪名判刑三年半。我被判刑也是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在看守所中的近四年中，每年六四我绝食一天，狱方和牢头狱霸们也没有干涉过。          在狱中，我目睹了人间最为丑恶的人性、最为残暴的管理、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摧残、凌辱、禽兽不如的恶行。我自己也如《圣经》中的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饥饿、污浊的空气、尤其是南方的湿毒戕害了我的皮肤和身心。每年漫长的夏天我都因脚疾一瘸一拐。里面的一切需要另文描述。         1997年我出狱，1998年我在北京活动了一年。1999年是“六四”10周年，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在江棋生先生的《看守所杂记》一书开篇一两页，就记载了我被警方抓捕、遣送的事实。         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我被软禁后几乎每周要与当地派出所警察去谈话、汇报。其实这种软禁更加难受，因为来自老乡、甚至亲人的误解的确很是屈辱。他们认为我很傻，因为我以前是这个县的状元，现在到这个地步。     六四10周年当日，我县公安局长大人开着县里最好的车辆“蓝鸟”来我家。毕竟是乡亲，聊聊家常、谈谈国是，六四很快就过去了。         2000年以后的六四，我在北京度过，每年六四前后，总有些电话问你最近的情况，但我极力隐藏自己，有时候也能见效果。李海出狱后我去监狱门口接他，没想到不仅没有接到他，反而自己进了当地派出所。一个我见过的政治警察出现了。他说你再隐藏还是会浮出水面的。到2008年，我所在小区的派出所警察曾多次到我家找我，我经常不在，但他们就经常来，终于碰上过几次面。2008年底，我感到09年六四我会被控制的更严，所以想办法来到了美国。         2009年六四，我终于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上自由地纪念先烈们、自由地为中国的未来献上祷告和呼吁。六四20周年，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来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恨与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它的里面，有我们的民族的鲜血和泪水、反省和展望。六四不是仅仅属于某一批人、某一代人，它属于全体中国人、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六四是个民族的结、是个文化的结，这个死结必将埋葬黑暗的旧势力、必将复兴民族中的良知、正义和无畏的勇气。它是死亡，它是复活。         正如《圣经》上说：“要恨恶罪非恨恶人”，我们要愤怒声讨那辖制我们民族身上暴力血腥的邪恶势力，但要以极大的爱心唤醒中国人的良心，敦促当权者恢复我们人类共有的良知，抚慰那死者、伤者的哀痛之心。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来说既是揭露指斥又是祈求祷告的日子；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而言既悲痛伤感又充满盼望的日子。             2009年5月2日

《宗教自由普度共识》的重大意义

郭宝胜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这对匮乏人权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而中国问题的核心根源之一就是宗教自由：无论新疆、西藏问题还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基督教、天主教、新兴宗教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矛盾冲突，都与中国宗教自由问题息息相关。今年年初以来，当局以侵犯教产、拆教堂和十字架的形式对浙江和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的迫害日趋严重、举世关注。在这些形势下，由中国民间发布一份正式的《宗教自由共识》的确是势在必行、众心所盼。

2014年5月5-7日，美国普度大学举行“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 ，参加者包括众多华人律师、牧师和学者。经过三天的热烈研讨，对于宗教自由问题形成很多共识，会议最后发布了《宗教自由普度共识》（Purdue Consensus on Religious Freedom）并且联署签名。该共识的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反响热烈。

这份共识可能是多年以来第一份由民间发布的有关宗教自由的共识。就共识的内容而言，首先阐明了之所以发布共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公民及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宗教自由缺乏正确的界定和认识，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践踏宗教自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阐明宗教自由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

紧接着，共识通过五条条文阐明了宗教自由的内容、价值及其在中国的针对性：

第一条阐明了宗教教育权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敬拜自由、教产（主要是敬拜场所）权利、运用宗教标志、出版宗教书籍等的自由。宗教教育权在中国被抹杀，因为在现行宪法36条有关宗教自由的条文中，其中就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国家教育制度”。这就将成立私立宗教学校的可能性给摒除了。然而在宗教自由国家，尽管公立学校强调不能有任何宗教倾向，但私立学校的宗教特色，政府从来不干涉。该条文对由于信徒日益增长、已生成好几代而产生的宗教教育需求，发出了非常及时的呼声。信徒及其子女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信徒的强烈要求。本条对教产、宗教出版、集会等权利虽着墨不多，但也阐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第二条阐明了宗教自由在人权自由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宗教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会成为空中楼阁。在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宗教自由一直是各国争取人权民主的主线和导火索，如荷兰、英国等等。但由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人权人士大都受无神论影响，是非信徒，所以他们在为人权自由呼吁时，往往对宗教自由并不强调。也由于自身没有宗教体验，所以对新疆、西藏、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等中国每天发生的众多问题缺乏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审视的习惯。所以对宗教自由在中国社会重要性的强调，对人权人士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

第三条主要阐明诸宗教在法律权利上都是平等的理念。这是呼吁中国政府对待各类宗教及某些思想体系时不能有厚此薄彼、不平等对待的情况发生。也提醒中国的各类宗教信徒，在法律权利上以平等的态度相互看待。教义可以不同，但法律权利上是平等的。

第四条主要阐明国家不能设立国教，在中国就是不能把马列主义上升到国家宗教的位置。显然，这是针对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中，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准国家宗教而言的，当然，该共识的表达是一种委婉的正面表达方式。

第五条继续阐明国家不能设立邪教罪，任何国家政权都没有宗教上的权柄（属灵的、教义上的判断能力和权力）来判定各宗教的正邪。这主要是针对现行《刑法》300条及其众多司法解释而言的。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为数不多还存在邪教罪的国家，这是严重违背政治现代化重要标志——政教分离原则的。政府定邪教罪，就是宣称世俗政权具有裁判宗教的属灵权柄。事实上，教义的正邪，只能交给宗教本身和宗教间处理。1688年，英国宪政文本《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了政教分离：“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有关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中国要成为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取消邪教罪是第一要务。

共识最后呼吁：“无论相信任何宗教、教派或非宗教思想体系的中国公民，都有责任在法律上和公共生活中尊重、保护和争取上述宗教自由的原则和价值”。

可见，《宗教自由普度共识》是多年以来民间社会专门就宗教自由问题首次发布的立足于普世价值、具有国际水准声明，也是多年以来首次比较清晰阐明宗教自由的内容及其价值的文本。该共识对中国的基督教界和其他宗教界，都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对保障中国人基本人权、促进中国宗教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实在要吹毛求疵的话，该共识还有两个方面应该强化。首先，该共识没有对宗教教产权利给予足够的强调。众所周知，近年来，对基督教界（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基层三自会）最为严重的逼迫就是对教产的迫害，无论对北京守望教会还是对温州三江教堂，践踏教产权利成为践踏宗教自由的主要形式：或强制拆迁、或 禁止购买、或中断租赁、或拒不归还。当局对教产的侵犯成为侵犯宗教自由的主要切入点，他们在对灵魂无法禁锢的情况下，就开始对信仰活动的物质形式加以禁锢，他们以为掌控了空间就会除灭信仰、剥夺了教产就能消灭宗教。所以，当下的宗教自由共识，应该特别强调宗教活动的场所及其它物质形式是宗教发展的内在要素，宗教财产权利是宗教自由的必备要件。宗教财产权利与公民及法人的财产权一样应该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不得被国家和其他社团侵犯。

其次，目前中国民间，对宗教自由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各宗教、教派不能在宗教自由这个法律权利上联手互动。各宗教、教派都有为自己争取宗教自由的主动性，但在与其他宗教和教派联手争取宗教自由权利方面几乎是空白。其实宗教自由是个法律概念，无涉各宗教教义，不同教义的宗教及教派，在捍卫宗教自由法律权利上是一致的、共同的。各宗教及教派尽管互不认同各自的教义，但在互相维护各自的宗教自由权利上应该联起手来。这些合理的观点应该成为当下的共识。所以，《宗教自由普度共识》应该在此点上做些强调，以矫正中国公民和各信徒对宗教自由的某些误解，形成各宗教及教派一起呼吁及维护宗教自由权利的合力。

瑕不掩瑜，《宗教自由普度共识》无疑是多年以来中国人关于宗教自由的最好的表达，是最为清晰和最为切中弊端的宣告。而且，共识发表在当今宗教自由被践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及时应对时势，对当政者具有整聋发聩的警示效应，对中国公民和各类信徒，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我们都应该真挚地感谢“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和 《宗教自由普度共识》的发起者们。愿上帝祝福他们。

一场以温州为试点的全国性逼迫已经开始

郭宝胜

种种迹象表明，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教会被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逼迫正在全浙江省蔓延，更有迹象表明，此一逼迫的决策并非止于浙江省，而是北京共产党中央有意展开的对基督教的新一轮全国性逼迫。事实上，根据网络消息，除了浙江全境很多教会收到需要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外，东北各省、安徽、河南等省份的教堂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从全国的此种局面和温州作为中国基督教象征性城市受到的逼迫来看，2014年开始的这场对全中国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迫害和压制，已经以拆除十字架和教堂、侵犯教产权利的方式，无法避免地开始了。

4月3日，温州永嘉县瓯北镇的三江教堂及其屋顶的十字架，面临强拆。但由于3000多名基督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和维权，政府暂时妥协。事前被捕的三江教会陈道真执事被取保候审，三江教会领袖们与政府达成协议：主堂不拆，十字架暂时不拆，双方都同意后再整改十字架。教堂附属楼要自行拆两层。但是温州永嘉政府同时又抓捕了3个政府规划局的人，似乎政府要打算坐实教堂是违章建筑的罪名。三江堂现场稍后传来几次武警来强拆的消息，虽后来被证为不实，但这些迹象为三江事件留下了变数，局势并没有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温州全地、浙江全境风声鹤唳、狼烟四起，更大的逼迫随着三江事件已经在浙江全境乃至全国蔓延。

首先，隶属温州的瑞安、乐清、苍南等地教会，都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拆除十字架或教堂，如苍南县灵溪镇沪山教堂十字架、瑞安市区沙河聚会处十字架。一位温州基督徒在网上说：“我目前知道瑞安已有9所教会接到拆十字架与教堂的通告。三自教会背景5所，家庭教会背景4所”。网络微信群中一位温州藤桥信徒发出祷告文字：“（请发藤桥各信徒）宝贵十架，宝贵教产，警醒祈祷，警醒半小时：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这需要我们一同守望，弟兄遭难，我们岂能袖手？何况我们也受威胁。为了三江，为了埭马，为了横山，暂定4月9-11日，每早上6：30-7：00在藤桥福音堂内，一同向神仰望，呼吁也期待你一起。请转发，请代祷。记得，就明早开始”。

可见，除三江堂外，更多更严重的强拆教堂事件在温州蔓延着。温州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由于温州是外国宣教士很早就扎根的地方，信徒一直为持守信仰而抗争不止，也由于这边民间经济发达，民间基督教势力有足够大的经济基础。故温州教堂林立、教会神学院到处都有。温州也被称为“信仰特区”“信仰飞地”甚至被认为是“信仰租界”。温州无疑成为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象征、是中国基督教兴旺自由和大复兴的标志。而摧毁这个标志，对摧毁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擒贼先擒王”，当局就是凭着这个魔鬼逻辑开始以温州为试点，逐渐向全中国基督教磨刀霍霍的。

从浙江全境来看，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了，2月27日，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门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当地政府派人并动用专用起重机拆除；同日，浙江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白泉基督教堂得到当地政府方面的紧急通知，要求在2月28日、3月1日一定要把十字架拿下来，否则责任自负。浙江当局同时要求全省各教堂将矗立于屋顶的十字架移到教堂内，挂在墙上，成为“上改下”及“大改小”，但不能立在教堂顶上。

由于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对，浙江当局年初拆除十字架一度暂停。但是进入4月份后，浙江全境强拆教会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愈演愈烈。杭州、舟山、台州、奉化、萧山、宁波、丽水、海宁等地教会都传来被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消息。如4月8日浙江丽水地区龙泉市八都镇教会接到镇政府通知，说八都教会的十字架太显眼了，要求教会拆掉，且市委书记也指示下来说：必须要拆！网上有一紧急代祷通知：“今天将有县民宗局领导来沪山教堂查看十字架，请弟兄姊妹切切为此事祷告，求神恩待祝福这些领导，使他们能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办事，不要有基督信仰的歧視的行为。切切”。而一浙江网友在网上写到：“全省所有宗教场所不能亮灯，国道，省道及高速公路两旁十字架分期拆除放在建筑立面上"。永嘉网友写到："今天，永嘉管宗教的人员很“辛苦”，下班时间了，还亲到各教堂要求关十字架的灯，说省拆违领导在永嘉，被看到让他们很为难。21世纪了，能进步点吗？”

以上可见，这股拆除、挪移十字架和拆教堂的歪风已经席卷到整个浙江全境。浙江这个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全国基督教最为兴旺的省份，到处呈现出基督教被打压、受控制、遭逼迫的现象。而且有更多的消息证明，浙江之所以作为迫害基督教的“试点省份”，是因为如此可以警告其他追随浙江的地方，也可以把打压“最具难点”的浙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

表面上，浙江省今年以来迫害基督教的行动，是浙江省“三改一拆”运动的持续。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2月21日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动的通知》（文号：浙政发〔2013〕12号）中指出的：“省政府决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注1）“三改一拆”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制订方案、明确目标。第二阶段：落实措施、全面推进。第三阶段：总结表彰、巩固成果。2014年正是第二阶段。

在4月3日温州《乐清日报》文章《“三改一拆” 打响攻坚战》（注2）一文中写到：“去年，我市‘三改一拆’工作在温州‘三区两市’中排名末位，今年一季度全市拆违进度不理想。市长林晓峰说，把4月份作为‘三改一拆’攻坚月，打好‘三改一拆’攻坚战、主动仗和翻身仗”。乐清市长林晓峰强调，“三改一拆”工作要抓重点、抓难点、抓示范。所谓的抓难点，就是“依法稳妥有力地推进宗教违法建筑拆除”。

根据浙江瑞安市《关于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违法建筑调查甄别统计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环县《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注3），浙江当局的确把宗教建筑的拆除当做最为重要的拆除工作。两文件显示，浙江民族宗教部门，配合“三改一拆”行动，制定了一个“七必拆”或“七先拆”的违法建筑细目。根据《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这“七必拆”指的是：

一是未经审批登记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必拆；

二是对依法登记活动场所未经审批搭建的违章建筑及规划审批超面积部分必拆；

三是违法违规占用农耕地的小庙小庵必拆；

四是影响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五是严重影响村庄规划或美丽乡村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六是交通干线两侧的小庙小庵必拆；

七是借教敛财的小庙小庵等非法活动场所必拆。

这“七必拆”在浙江另外一些市政府的文件中写为“七先拆”。无论如何，宗教建筑在拆违中列为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也即家庭教会场所）在宗教建筑中被列为首位。不仅若此，在《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到：“倡导节能理念，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建筑景观和宗教标志物平时一律不得亮灯”。为什么各级政府、党委还有娱乐场所的灯晚上不节能，偏偏要叫教堂等去“节能”灭灯呢？

这些当局的通知、方案等文件似乎给中共强拆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以合法的理由，而且这些文件表面上也给世人一种只事关拆除违章建筑、无关乎宗教信仰的感觉。所以当温州三江堂事件发生后，当局操纵其媒体和网络五毛，大肆宣传这只是拆违、不是有意针对基督教；任何宗教建筑违章，都要拆除。有些基督徒也上当，质疑温州基督徒为什么不顺服掌权者。

实际上既然仅仅事关拆违，但为什么“七必拆”的规定却是由浙江省民族宗教部门制定的呢？又为什么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在“七必拆”内首当其冲呢？另外既然是拆除违章建筑，为什么对教堂顶端的十字架那么在意呢？为什么大多数显眼的十字架都要卸下而且晚上也要关闭十字架的灯呢？为什么很多并非违章建筑的教堂屋顶的十字架也要被拆除、挪移，这跟“三改一拆”有什么关系？！

其实，当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只不过通过“三改一拆”的名义，行打压基督教之实；籍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实施打压基督教影响力、控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维稳战略。

正如浙江基督徒作家昝爱宗在年初《致习近平关于浙江拆除部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紧急呼吁》中指出的，这些行动完全是浙江省委书记及高层打压基督教的措施：“2014年1月8日，在舟山视察工作的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夏宝龙路过舟山白泉镇基督教堂（《浙江日报》报道证实夏宝龙当天在舟山定海），说白泉教堂十字架太醒目，太张扬，要把十字架拿下了”。夏宝龙曾任浙江政法委书记，在其任内发生过政府动员千名武警强拆萧山党山教会教堂事件。他一向把基督教视为西方意识形态和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工具，他对基督教的仇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他及浙江高层对基督教在浙江的蓬勃发展早已寝食不安、筹划镇压由来已久。这次他们借“三改一拆”行动，开始对基督教大开杀戒。

不仅如此，众所周知，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02年调任浙江任省委书记时，夏宝龙隔年就调任至浙江做其副手，两人一同工作4年时间。夏宝龙的所作所为，习近平不仅都知道，而且相互都有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以浙江（尤其是温州）为试点，压制基督教，然后把压制模式推向全国。

自习近平上台后，权力高度集中、大搞个人崇拜。意识形态上急剧往左转，不走西方的“邪路”，高举毛泽东旗帜，俨然开创“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习纵容极左军方拍摄《较量无声》，该片煽动中国人仇视美国和西方文明，大有与整个西方国家决一死战的姿态。该片在伴随国内基督徒敬拜的画面的解说词说道：“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一亿人。”

前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在最近的《习近平决心激活传统文化以解困局》一文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心议题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我们看到，共产党中央排斥西方文化及其宗教和普世原则、宣传有利于其统治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的主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已经达成一致，借所谓“三改一拆”、违章建筑为幌子，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来达到对整个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使基督教的发展，始终处于“非法化、隐蔽化、地下化、分散化、控制化”（注 4）的弱势状态。

一场以中国基督教的象征城市温州为试点、全国性的对基督教的逼迫已经拉开序幕。诗篇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温州、浙江乃至全国的基督徒们，不要被仇敌和魔鬼撒旦的攻击吓破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逼迫带来教会的复兴、更大的逼迫带来更大的复兴。一切正如温州基督徒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浙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致主内全球基督徒肢体代祷信》中所写到的：“这不是一场关于物质的争执，而是属灵的争战。文革逼迫使得温州教会教产全面被封或被毁，然而却迎来温州基督徒的空前复兴。我们有理由相信：那只是一个序幕！主恩浩瀚！今天将进入另一个阶段！经上说，“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殿就是圣徒团契。这是我们的立场！”


注1：《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动的通知》
见：http://www.zj.gov.cn/art/2013/3/13/art_13012_77021.html

注2《“三改一拆” 打响攻坚战》 见《中国乐清网》
http://www.yueqing.gov.cn/xxgk/dzdt_1/mryx/201404/t20140403_707552.html

注3 《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http://www.yuhuan.gov.cn/yggc/shamen/zcwj/201312/t20131218_70014.html
注4.《五化——我对当下中国家庭教会宗教政策的理解》
http://kan.weibo.com/con/3543089432846963?_from=text

捍卫十架—赞温州基督徒的非暴力抗争

郭宝胜


使徒行传5：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次浙江（尤其是温州）全境强拆教堂及十字架的迫害基督教飓风中，温州基督徒不惧强暴、不顺从渎神的凯撒、坚决捍卫信仰权利，进行了一系列符合圣经的非暴力抗争，虽然争战还在继续，但却已经在中国谱写了一曲公义、壮美的基督徒抗争凯歌，值得海内外华人和人权人士们声援与效法。


从今年年初开始，浙江省就出现众多教堂被勒令拆除、十字架被勒令拆移现象。由于遭到海内外基督徒网络上下一致的反对，拆移行动一度中断。但从4月份开始，浙江尤其是温州数十个教堂均收到通知，要求配合“三改一拆”运动，自行拆除违章建筑、整改十字架。尤其是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的三江教堂及其屋顶十字架，因气势宏伟，被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指“太耀眼”而成为违章建筑，4月3日，地方当局下达通知称，该教堂属违法建筑，欲强行拆除。面对这一系列的政府逼迫和威胁，温州基督徒没有胆怯，反而采取一系列自发的抗争行动，在海内外形成了巨大影响，也迫使当局作出了一些让步。


抗争行动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在网络、海内外媒体发布公告书、联名信等文字形式的多种舆论传播和网络信息交流；二是地面上的在要被拆除的教堂里面的聚会、昼夜守护行动。


4月初，一些收到地方政府通知要求拆除违章建筑的教堂发布教堂《长执会告知》，积极应对政府的无理强拆。如温州基督教会瑞安市光明堂长执会发布《光明堂长执会告知》（附图1），其中指出：“得知位于十八家工业区的企业均未收到拆除通知，但此区域的几间教堂都有收到”“但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本着公正、合理的态度来处理，坚决不同意选择性执法，就各处教会要求被拆十字架的事件来看，若是出于针对基督教信仰迫害的，或是宗教歧视的，我们将坚决捍卫自己的信仰”。《长执会告知》形式也被很多教会采纳，向政府和全社会宣告教会的立场。


4月初，温州各教会被勒令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时，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温州牧者、基督徒，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温州基督徒，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十字架，十字架--就浙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致主内全球基督徒肢体代祷信》。该代祷信情词迫切，指出“这不是一场关于物质的争执，而是属灵的争战。文革逼迫使得温州教会教产全面被封或被毁，然而却迎来温州基督徒的空前复兴。我们有理由相信：那只是一个序幕！主恩浩瀚！今天将进入另一个阶段！经上说，“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殿就是圣徒团契。这是我们的立场！”。此信经推特、微信、微博、网站等社交媒体传播海内外，致使海外媒体、各华人教会及信徒开始高度关注浙江强拆事件。


4月6日，温州基督徒在网上发布《温州基督徒关于政府“强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联合声明》并征集签名，该《联合声明》指出：“我们相信圣徒相通，众信徒在耶稣基督里连合一体。保护十字架和教堂建筑免于拆除是所有基督教不同宗派、不同传统、不同地区教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此声明发布后，全世界各地温州基督徒和非温州基督徒纷纷签名，签署者众多。4月8日，从公布的首批签署名单看，签署者已经达1000多人，以教会牧师、长老等教牧为主。温州鹿城教会、苍南教会、永强教会、瓯海教会、永嘉教会、乐清教会、瑞安教会、平阳教会、洞头教会的大批牧者积极签名，温州散居在山西、山东、安微、云南、青海、新疆等全中国各地的教会牧者也签名支持，温州散居在全世界的意大利华人教会、法国华人教会、西班牙马德里教会、匈牙利布达佩斯教会、葡萄牙华人教会、瑞士日内瓦法语福音复兴教会、美国华人教会等积极参与签名。非温州人的海内外华人教会也积极参与签名。


与此同时，温州基督徒发起“十万基督徒签名护教”《联合声明》签名征集活动。在动员令中写到：“众同工已起草并发布了一份声明，首轮千名教牧签名已完成。为了加重声明力度，呼吁政府终止这一不正当的、针对基督教的拆十字架和教堂建筑行动。现开始征集第二轮“十万基督徒签名”活动。恳请各大牧区同工全力推广和落实征集签名活动。鼓励教会领袖当众宣读文本声明，通报相关信息，在主日或其他聚会活动中，将此事项列入聚会程序，代祷事项中。邀请全会众签署”。十万基督徒签名护教行动正在展开中，相信它的实现会给肆意妄为的当局更大的压力。


浙江强拆不仅涉及三自会名下的教堂，众多家庭教会也被涉及。4月中，温州家庭教会发布《温州市各教会三日一餐禁食祷告》函（附图2），指出在4月21日到23日，温州市各教会三日一餐为“拆十字架及教堂”事件而禁食祷告，本周的星期一至星期三，三天中每天有一餐是禁食，（早、中、晚任何一餐都可），并希望弟兄姐妹切切为教会及当前的环境祷告，盼望众肢体行动起来，互相转告。“求神的灵感动政府，使政教分清，教产归还教会”。“为浙江省关于拆十字架、拆教堂祷告，求神除去抵挡真理的灵，保卫他的教会”。联合就是力量，这次家庭教会和三自会名下的注册教会联手抗强拆，展现了“文革”以后少有的温州教会合一的图景和力量，令人鼓舞。


与此同时，温州三自会名下的众多教会，以退出三自体系的倡议，来给宗教当局和行政当局给予警示，纠正他们的非法行径。一位温州基督教协会委员在名为《致温州牧者的谏言》倡议书中写到如果强拆进行，三自会名下教会应该立即启动退出两会。网上也出现《是时候说再见了：退出基督教两会倡议书》，此倡议书指出：“是时候了，与无力捍卫基督信仰、保护广大信众权益的官僚组织断绝关系”。


除了网上发布这些声明、倡议书、公告函、代祷信等文字外，网络也起到了组织联络、呼吁信徒前往将被拆教堂聚会的功能。网络上也不断出现文章鼓励信徒积极地参与抗争，排除了一些错误观念、辨明了“有形十架”和“无形十架”、“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等重大关系，为温州基督徒们捍卫信仰的行动添加了力量。网络传播也带来众多世界级媒体对浙江拆移十字架事件的报道和关注。


这次温州基督徒的抗争中，比网络更显重要的是地面的聚会和教堂里的守望。一次次政府预定的强拆日子，都因基督徒在教堂里的全体聚集而不断取消；一次次当局的强拆图谋，都在数千名基督徒的祷告、赞美声中化为乌有。其中温州三江堂基督徒非暴力的“保卫战”令全世界瞩目。


4月3日，地方当局下达通知称三江堂属违法建筑，要求信徒疏散，准备强拆。一时整个温州各教会基督徒纷纷前往三江堂，在教堂前面、里面跪着祷告、唱赞美诗歌，信徒越来越多，誓与教堂共存亡。4月4日一整天，温州将近3000名基督徒前往三江教堂，在教堂内外祷告、赞美上帝。而先前到达三江堂现场的各教会领袖也召开紧急会议，达成以下共识：一、十字架不拆、不改。二、主堂不许拆。

三、第一、第二点任何教会无权妥协，副堂根据教会特殊情况酌情处理。四、任何教会第一、二点被触碰，所有教会一起出来。五、不设立组织，由信徒自发来处理此事，通过微信群发聚集，任何人都是组织者。六、若有温州地区教堂或十字架被拆，全体教会到市政府前聚会！


由于信徒们的坚定抗争态度，由于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来到三江堂，由于海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当时政府有些妥协，扬言十字架和主堂不拆，后面附属楼要拆2层。但自4月5日起，各种迹象表明当局一直还试图拆三江堂。因此在长达二、三周的时间里，信徒们白天在教堂里聚会、晚上住在教堂里，与教堂共存亡。


4月21日下午，当局对三江教堂附近实施交通管制，在交通要道距教堂一公里处设卡，不准车辆进入。教堂附近有防爆警察、保安随时待命。多辆工程作业车、大巴警车停靠在旁，便衣警察分散在人群中。但温州信徒1000多人来到三江堂声援，信徒们打着伞，穿着雨衣，自带干粮。教堂内教徒们进行敬拜祷告会，户外唱诗、祷告。很多信徒们坐在三江堂的大门口形成人墙，阻挡强拆人员进入。22日，有约3000人来到三江教堂声援，他们唱赞美诗、讲道，互相鼓励。气势磅礴、显示出爱与公义的强大。当局看此局势，暂不敢强拆。


目前，三江堂每天每夜的聚会仍在继续，众多牧者登台讲道、信徒死守教堂。温州信徒也在网上发布“新八荣八耻”、持续抗争：“以高举十架为荣，以整改十架为耻。以合力护教为荣， 以门户之见为耻。以三江讲道为荣，以纸上谈神为耻。以板凳守夜为荣，以观望低调为耻。以八方支援为荣，以搪塞借口为耻。以平凡信徒为荣，以无为领导为耻。以转发信息为荣，以视而不见为耻。以去三江为荣，以待家中为耻”。


除三江堂外，乐清前潘教堂也抗争成功。4月11日，温州乐清前潘教会接到拆除教堂通知，政府强拆人员连续几天前来教堂寻机强拆，但前潘教会信徒及附近教会信徒连续聚会10天左右，使当局无机可乘。会众昼夜聚会、敬拜赞美，成为最有效的阻止强拆方法。


这这些聚会抗争中，基督徒们约定“非暴力、多唱诗、常祷告”的原则（附图3），使故意生事的当局便衣、特务束手无策。尽管当局要强拆教堂的顽固目的依然没变，尽管参与抗争和维权的众多基督徒被威胁查账、被威胁开除公职、被公安喝茶、传唤甚至行政拘留、刑事拘留，但温州信徒的斗志依然不减，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给他们力量战胜一切的仇敌。“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相信温州基督徒们的非暴力抗争，因得着属天的帮助，必然得胜。


温州基督徒的抗争也引来不少基督徒的非议，基督徒仅仅祷告就行了，用得着采取行动为公义抗争吗？其实，神创造人类作为神的代理和管家，人必须付诸行动、在全地彰显神的属性并履行神的使命。祷告也是行动，但除了祷告，神的使命更需要有众多人类行动来回应。神是爱，神也是公义。真正的爱是要使不义改变为义。爱要有力量有行动。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雅各书2：17：“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基督教的英文是Protestant（也被称为新教、抗罗宗），就是抗议的意思，基督教本身就是反抗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专制的产物。基督徒对黑暗权势的抗争和对社会的关怀精神是不能丢失的，否则就很难与最初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精神来相称。


在基督徒的非暴力抗争方面，加拿大和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走在中国教会的前面。他们开发的城乡宣教运动(URM——Urban Rural Mission)，以一种体验式培训的方式训练基督徒成为社会事件中的抗争者。URM的精神就是强调基督徒的爱要有公义、有行动、有力量。身受逼迫的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非暴力为手段组织人民，争取权利。URM的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在推进台湾的人权、民主事业过程中，正在做着积极的贡献。URM提出了非暴力抗争的六大精神，对深受迫害的中国基督徒和基督教会非常有益：1. 对抗邪恶的勇气：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就没必要成为社会活动组织者。2.为义受苦的勇气：要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3.创造性的少数：必须有一批人要先于大众站出来，主动组织、策划。4.相互成为资源的结盟：社会活动必须是互为肢体、凡事团队的精神。5.爱与非暴力6.争取被压者的尊严。


通过这次浙江抗拆除教堂及十字架的基督徒行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基督徒非暴力抗争的勇气让世人震惊、而非暴力抗争的智慧和方法也层出不穷，中国基督徒们的非暴力抗争逐渐成熟起来，它必然为维护中国公民的信仰权利、为促进中国人权运动做出巨大的贡献。一切正如圣经所言，阿摩司书5:24：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打压基督教再升级，该怎么办？

郭宝胜

自2014年4月28日全球关注的温州三江堂被当局蛮横粗暴地强拆后，对整个中国基督教的打压，明显地升级。一方面，由于最大目标三江堂被消灭，所以浙江各地的小教堂、教会接连遭殃、无一幸免。另一方面，打压开始迅速地从三自名下教会转向家庭教会，而且有向北京等更加敏感的大城市扩展的趋势。

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5月6日下午四点半，温州乐清雁荡白溪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据称该教会并没有违章且手续齐全。到5月7日，温州苍南县一天主教堂和一安息日会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海宁一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杭州市乔司礼拜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平阳桃源天主堂的十字架被“蒙头”。5月8日下午温州市瑶溪街道河滨礼拜堂被拆毁，夷为平地。此外，温州鹿城区藤桥镇的下安山、呈岸、林山、仁地等教堂的附属建筑及十字架，近期也会被强拆。由于抗争最持久的三自名下温州三江堂被夷为平地，那么厄运和噩耗似乎必然要与浙江众多三自名下教堂及其十字架联系在一起了。

三江堂被毁后，当局当即将魔爪伸向了温州家庭教会。温州伯大尼教会是温州非三自的城市教会中有较高知名度的教会。但在5月5日，该教会接到一份名为《温州市鹿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责令停止活动通知书》，其中写到：南汇街道献华一栋六楼的住户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违反了《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和《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因此责令立即停止宗教活动，清除建筑物内的宗教设施并解散参与活动人员。通知书还要求“活动负责人”持身份证件到宗教局“接受谈话处理”。不仅温州伯大尼教会，其他多家温州基督教家庭教会也收到类似通知。

除针对教堂与聚会点外，据媒体可靠消息，温州正展开排查公务员信教情况，以为下一步打压宗教自由做提前统计预备。这一切情况都说明政府打压基督教整体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新阶段，那就是打压了三自名下教会的象征三江堂后，对家庭教会及其敬拜场所开始打压，对教会聚会的信徒打压后，对体制内的信徒也开始打压。对三自是拆教堂和十字架，对家庭教会是取缔聚会点，就是不让聚会。形式虽不同，但实质都是通过剥夺教产和教会物理空间来危害信仰权利、干预信徒正常信仰生活、遏制甚至要泯灭基督教的发展。

在温州家庭受到迫害的同时，当局对北京乃至全国有象征意义的北京守望教会的打压，也开始升级。根据中国数字时代 (China Digital Times) 4月16日报道，中国国信办最近发出通知：各网清理删除《户外敬拜三周年之际 北京守望教会 告会众书》一文及相关评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针对基督教会的举措。

5月4日是主日聚会日子，也是北京守望教会2014年户外敬拜的第16个主日，有30位弟兄姊妹因参加户外敬拜被带走。其中三位弟兄姊妹陈佑伟、兰小方弟兄和代丽樱姊妹，被带到海淀分局的看守所， 三个人都是行政拘留5天，警方巳通知家属。这是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以来第一次对参加户外敬拜者施以行政拘留，明显显示当局对守望教会的打压升级；也显示自4月28日强拆温州三江教堂后，政府全国性对基督教的逼迫已经从三自会波及到温州及北京的家庭教会。在这种打压升级的背景下，当局对守望教会领导层的软禁、喝茶等非刑事措施，是否会演变为刑事拘留甚至起诉判刑呢？最新消息说守望教会参加户外敬拜的信徒正被所在单位、学校进行新一轮调查，守望弟兄姐妹已经做好进拘留所、看守所甚至监狱的准备。守望的前景让人担忧。而如果守望事件刑事化，那么中国其他家庭教会，也是否要面临各种刑事处分呢？

面对三江堂被毁后当局对三自、家庭教会的进一步打压；对浙江、北京乃至全国基督教会的全国范围内迫害，我们作为与受迫害者同感一灵的肢体，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作为基督徒，必须行动起来为受迫害者呐喊。祷告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求上帝来保守中国基督徒们免除魔鬼撒旦的侵害，但是仅仅祷告是不够的，神也愿意让我们这些地上的管家，在地上为他“打美好的胜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耶稣基督的爱、对信仰的忠贞不渝，必须要用行为表现出来。基督徒们应该通过微博、微信或其他媒体发出抵抗逼迫、谴责迫害的声音，牧者要通过讲道、组织代祷会、联名信甚至地面抗议等等方式，发出抵抗当局新一轮大逼迫的最强音，只有表达我们宁死不屈的彻底、无畏决心，中共当局的新一轮大逼迫才不会得逞。

其次我们必须懂得联手教内、教外人士，以团结产生的力量，来共同维护宗教自由权利。宗教自由是个法律权利，是个法律概念，它不是宗教概念。宗教自由其实一点也不涉及宗教具体的内容。虽然各宗教、各教派在教义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宗教自由这个法律权利的享有和捍卫上却是一致的，即任何宗教和教派，都应该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同时，对某个宗教或教派宗教自由权利的呼吁，并不表示认同其教义。“我”虽不认同“你”的教义，但我应该来捍卫“你”的信仰权利。因为信仰权利不仅是普世人权，人人该享有，而且它并不关涉教义，不涉及对自己信仰是否认信、执着和背叛的问题。

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基督教内的三自、家庭等其他派别，已经到了联手维护宗教权利的时候了，这不仅因为今天你不维护他人的权利，明天你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侵害（那些在三江堂受迫害是观望的家庭教会成员，很快自己也成为了受迫害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捍卫宗教自由权利上联手互助，才能产生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才能制止仇敌的攻击。当局的狡诈就在于他充分利用基督教内各派别互不支援、互相隔离的现状，各个击破、全面瓦解。

在目前整个基督教界受到逼迫、教会受到也许是“文革”之后最严重的一场逼迫危险时刻，教内各教派不仅应该在捍卫宗教自由权利时联起手来，甚至我们也可以联合教外人士或其他宗教，来共同维护宗教自由这个法律权利。只有当中国的各类信徒充分意识到宗教自由权利无涉教义、并且需要联手来捍卫时，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才能有彻底改善的可能性。

在强调行动、强调联手的情况下，各类具体的应对措施倒是很多。具体而言，在国内，我们可以主动联系律师、进行法律维权，或者组建维权律师团，主动就教堂被拆、聚会点被取消进行法律维权，我们也可以组织基督教界各派、诸教会间的联合行动、发表声明、组织代祷会等等。我们也可以联络统战系统和三自体系里面的开明人士，就新一轮对基督教的大逼迫发声。我们也可以组织国内学术界、宗教界，召开研讨会，为中国宗教自由发声。

至于在安全的海外，我们应该制造更大的效应，来引起全世界媒体、政界要人、宗教团体对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新一轮大逼迫进行关注和发声。如联系联合国人权、宗教自由机构、联系各国国会、联系普世基督教机构为此次迫害作证、发声，也可联络世界各地温州等地华人基督徒，组织代祷会，或到领事馆抗议。也可联络台湾、香港诸教会、机构，为目前中国形势以各种方式来做出回应、发出呼吁。

圣殿被毁，曾是以色列人的浩劫，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耻辱。但如今也成为中国基督徒的重大羞辱。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才能洗刷掉这个羞辱，遏制迫害的进一步蔓延。让我们谨记圣殿被毁后以色列先知耶利米在诗篇137篇中所写的：

诗篇137:1-7：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

移除十字架是阻止福音的公开化

——兼议十字架的实体性和属灵性
郭宝胜

《圣经》马太福音：5：14－16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铸造山上之城、谋求福音的公开化、社会化和主流化，是改革开放后从地下走到地上、从边缘进入中心、从末流汇入主流的中国基督徒的共同异象。而这一异像，必然与无神论共产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及权力结构产生巨大的冲突。

自2014年年初以来，为浙江（尤其是温州）为代表，当局以“三改一拆”、清理违章建筑的名义，开始了大规模的拆除教堂、移除十字架的行动。以温州三江堂为代表的数十个教堂，都收到地方政府的通知，限期拆除教堂、移除和整改十字架。浙江全境的三自教堂和各家庭教会都人人自危、四面楚歌。在这些行动中，我们发现当局对十字架特别敏感，有多个政府文件显示，地方政府对待所谓的违章教堂不仅规定要拆教堂，而且特别提到要拆除十字架；对没有违章的教堂，对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也被勒令移除、整改，决不能放在教堂顶部，要摘除下来后放在教堂里面或教堂围墙下。于是温州出现不少没有了十字架的教堂和十字架被戴“黑头套”的蒙面教堂。当局也以节能的名义，强令所有教堂的十字架在夜间必须关灯。例如浙江最有影响的杭州崇一堂，原本夜间明亮的十字架今年已被熄灯。

无神论政权的如此行动，表面被人们揣测为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个人行为，他巡视时发现浙江教堂林立、十字架处处高耸，于是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基督教的天下。实质上，这是共产党中央对日益壮大的中国基督教的新一轮逼迫行动。中国基督教从“文革大革命”的沉睡、隐蔽中苏醒后，一日千里，经过短短30多年的发展，人数已经接近一亿，基督徒在文化、商业、慈善关怀、维权公义等社会诸领域正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尤其是以北京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家庭教会，以“山上之城”为异像，谋求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和福音对主流社会的更大影响力。对这一现况寝食不安的无神论政权，出于维护自己意识形态霸权的考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日益壮大和公开的发展趋势做出回应。

彻底铲除基督教、发动如镇压法轮功一样的运动，当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当局肯定会遏制基督教的发展、阻碍福音公开化的进程。铲除基督教是不可能的，但辖制它，使它隐蔽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对主流社会产生影响，这一点似乎可以做到。神州大地上林立的教堂、户外高耸的十字架，最直接地标志着福音的公开化、社会化，而这正是当局要遏制的。为什么当局对外在有形的十字架特别在意呢？为什么一定要移除有形的十字架呢？这是因为外在的十字架作为基督教最核心的标志，最能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力，亮丽、高高矗立的十字架，不用任何言语就把基督信仰崇高地张扬了出来。当局为了阻止福音的公开化、社会化、主流化，对外在的、实体的十字架下毒手，也就木已成舟。

显然，这次以温州为试点的全国性逼迫行动，遏制基督教发展、阻碍福音的公开化是行动的目的，铲除教产和移除十字架是手段，违章只不过是借口。但在这次大逼迫中，主内也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在说：有形实体的十字架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心、属灵的十字架，没必要在乎有形实体的十字架如何放置。问题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外在标志，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哥林多前书2:2：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外在标志直接来源于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个真真实实的十字架——罗马政府的特殊刑具，耶稣曾背着它上死难之地，也被钉在上面受死。这个真实存在过的物理性的十字架，后来成为基督教的符号和标志；这个真实存在过的十字架，也很快成为耶稣基督对罪人救赎宏恩的象征，这个象征性的十字架后来即成为属灵的十字架、心中的十字架。

圣经中记载十字架有80多处，其中实体的十字架和属灵的十字架几乎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四福音书中出现的大多是物理性、真实存在过的那个十字架。如马太福音27:35：“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在保罗书信中，开始大量出现属灵十字架，如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信徒钉十字架，并不是指钉死在耶稣受死的的那个实体十字架上，而是指信徒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罪得赦免。

实体的十字架和属灵的十字架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实体十字架是基础、是源头，在时间发生上来说是在先的。先有了外在的十字架，再经过属灵的归纳和提升，才升华为属灵的十字架。属灵十字架是从外在的、物理性的十字架基础上演化、属灵化出来的。否定或者不重视实体的十字架，单强调属灵十字架，就会犯柏拉图Plato 的错误。柏拉图认为先有理念Idea世界，然后再派生出现象世界，先有概念和理念，再有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派生的、不完美的。套用中国名家的说法，先有了“马”这个概念，再派生出一个个具体的马，如黑马、白马等等。马先于白马、马非白马。而我们知道柏拉图的错误是将理念与实体脱离、理念变成没有根基的纯精神存在物。单强调属灵十字架，也同样犯了这个错误，没有实体的十字架，实际上也就无法灵化为属灵的十字架。

单强调“属灵的、无形的十字架”，也有可能再犯诺斯替派Gnosticism的错误，也即否定道能成为肉身、否定物理世界和肉体，一切在非物质性的灵中打转。难道耶稣钉死在属灵的十字架上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难道不是发生在时空中的真事吗？十字架既有属灵性、更有物理时空性。丢掉了物理时空性，也就否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必要性和真实性。

论到浙江这次拆移十字架事件，事件一开始，主内强调“属灵的十字架”的一股力量一直阻止我们为外在的、实体的十字架去辩护、去捍卫。实际上，只有心中而没有外在的、实体的十字架，那有关部门的目的就达到了，后者真的希望中国基督徒都变成地下基督徒、哑巴基督徒；中国教会没有任何外在标志、毫无外在影响力。把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力降低到零，这是有关部门的政策目标。而那些单单强调“属灵的、无形的十字架”的肢体，不在意地上的、人类社会中的十字架，显然无意中帮助有关部门促成了政策目标！

我们所信的，难道只是个灵，历史上难道没有真实存在过？消除信仰的一切形式，肯定会堕入信仰的虚无主义。基督教从反抗天主教的形式主义中出来，但还是保留了圣餐、洗礼两大形式，我们没有听说过仅仅吃属灵的圣餐、仅仅受属灵的洗的教训。对十字架这个圣经上明显的基督教的标志，既有属灵的重大意义，更有它作为形式、外在标志的教训和传统之传承。基督教反对敬拜有形式的一切偶像，但是保留了实体十字架作为我们信仰的记号、标志、对主的纪念，如同保留了圣餐和洗礼。虽无圣经直接明说，但如“三位一体 Trinity”一样是普世教会的准则与传承。

其实这次有关“有形十架”的争论性质与当年对北京守望教会主动去民政部门去注册的争论是一样的，对后者他们说：上帝认可的家庭教会事实存在就好，为什么要去注册呢？圣经里也没有讲教会必须要注册的。事实上，一方面，守望是争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公开化、合法化，“实体十架”是在彰显福音的公开化主流化。另一方面，守望教会不仅强调教会的属灵性，更注重教会的地方性。教会在地上、在一个国家，也是个社会团体，拥有教产、在国家独立注册，都是应当的。而“实体十架”不仅强调十字架的属灵性，也强调有形实体十字架在我们信仰及基督教会中的重要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反对北京守望教会独立注册和反对捍卫实体十架是同一思维。近日确证北京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也联名支持《温州基督徒反对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声明》。可见金牧师也和温州肢体们同感一灵，深感基督教会的地方性物理性、教会教产、有形十架实际上与教会的属灵性、宇宙性、属灵的十字架都是同样重要的。尤其在目前中国，前者对教会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

正如北京守望教会长老孙毅在《作山上的城》一文中写到的：“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强调‘山上之城’外向方面的含义，即我们异象中公开化的方面。它涉及教会在成长到一定规模或身量的时候，特别是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公开化’出来，又不加入官方的‘三自’爱国会时，必然会遇到政教关系的冲突。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政教关系的冲突之中”。（见《杏花》2013年秋冬合刊）基督信仰的公开化、主流化，必然引起黑暗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总之，这次发生的浙江的移除十字架行动，本质是在阻止基督信仰和福音的公开化、社会化、主流化。面对逼迫，我们不应该退缩，我们更应该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公开化、主流化进程进行到底，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胜有余。正如以弗所书5：8－11：“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