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严重迫害官办教会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温州传道人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27日,浙江、温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属建筑、十字架被拆或被覆盖,初步统计有131处,但内部数据可能是这个数据的三四倍。这些被强拆的教堂及其十字架,大都是三自会名下的教会的。如此大规模的强拆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行径,在中共建政历史上,除了“文革”时期外,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海内外的有识之士,面对这一波的强拆,发出了疑问:中国政府是否开始将“统战”为主的宗教政策改变为“消灭宗教”为主的“文革”时宗教政策呢?

另外,在这次浙江、温州教堂及十字架被拆事件中,不少人质疑为什么要为官方教会维权?而且这些替温州三自会名下教会呐喊的,恰恰是些家庭教会出身的基督徒及援助机构,家庭教会人士为什么要关注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呢?

其实这些问题实质是如何对中国当局目前的宗教政策有一个合理的判断。从强拆温州官办教会教堂和其他迹象来看,目前的这一波宗教迫害的确与以前的迫害不同,以往对基督教的迫害主要以打压家庭教会为特征,对三自会名下教会几乎不动。但现在不仅打压家庭教会,而且大规模打压三自会名下教会,如此形势不仅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仇视,也意味着中共宗教政策正从利用、控制和江泽民时代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开始转向为压制、禁锢乃至逐渐消除宗教的政策。这种形势非常类似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一改自1949年建政以来对基督教的统战政策(即打压家庭教会、扶植三自会),而直接采取消灭宗教的政策(不仅消灭家庭教会,也消灭三自会)。

根据吴宗素先生《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一文记载,当中共完成了组建三自会、无情镇压了不参与三自会的家庭教会后,三自会和中共的蜜月也开始结束了。该文根据吴耀宗日记提到:“父亲60年3月12日的日记提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副部长张执一见面。李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及社会的压迫。此两条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灭;现在宗教影响日益减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准备,适应目前的环境和形势。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中共计划提前消灭宗教的企图,事先对父亲通风报信”(注1)。

1964年,代表中共立场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促进宗教消亡”(注2)。

1964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有建筑物,有神职人员、教士等等,这是它的物质宣传工具。有基督教的地区,自由教堂耸立着,这是迷信的标志”。他的结论是迷信很有害,必须破除它,“等待它自行消灭是不行的”(注3)。

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27日大会闭幕集体摄影后,毛泽东与前排的常务委员逐一握手。同吴耀宗握手时,毛询问了吴耀宗的健康,表示关心,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个上帝现在不太灵了”。最高统帅一言九鼎,短短几个字却有极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快要寿终正寝了。(注4)

毛对三自会重要缔造者吴耀宗的话音刚落,“文化大革命”就于1966年爆发了,红卫兵们以“破四旧”的名义拆毁、占领几乎所有三自会下属教堂,拆毁除了医院红十字之外的所有十字架,抓捕、拷问几乎所有三自会神职人员,吴耀宗也被批斗多年。1967年1月,三自会的领导机关中共统战部被解散、宗教事务局也被关闭,“文革小组”领导之一江青宣布要把宗教永远送到历史博物馆(注5)。

以古知今、以过往鉴别当下,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共不仅迫害家庭教会,而且开始大规模地迫害三自会官办教会时,明显意味着中共当局宗教政策的演变,也意味着中共正在朝“文革式”的“消灭宗教”方向迈进。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是当局抛弃“统战”理论的标志,是它开始镇压宗教本身的标志,当然也是它开历史倒车,妄图“红卫兵”当政、复辟“文革”的标志。

因此,当今年以来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的现象愈演愈烈时,家庭教会人士应该意识到这是对基督教整体的迫害、是中共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也因此应该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教会维权、发声、呼吁,并采取有效办法遏制当局宗教政策“文革化”的趋势。对家庭教会来说,这不仅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权宜考量,也是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犯宗教自由的邪恶势力的内在必需。

当下中国当局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文革化”的转向,其实有内在的原因。赵天恩牧师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个关键性因素影响:一是中国官方正统思想及中国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二是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纳的社会进化论的宗教观;三是马列主义宗教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对殖民地进行文化、经济、政治侵略的利器;四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注6)。

这四个因素中,第2、3因素实际上一直在起作用。共产主义者始终认为宗教是落后意识,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消亡的,而如果政治需要,也可以人为地使它消亡,也即消灭宗教是共产主义者的内在目标。这也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大前提。至于统战的需要,乃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而来,即联合次要矛盾的对象,来打击主要矛盾的对象,等消灭了主要矛盾后,再逐渐瓦解次要矛盾。对于基督教,在中共建政初期,觉得有必要联合基督教界爱国人士,来反帝反封建,并打击家庭教会。而在反帝反封建反家庭教会任务完成后,基督教界爱国人士(三自会)又成为瓦解对象。

另如中共统战台湾基督教界,积极拉拢台湾召会中的一些领袖,来打击台湾基督教界的台独势力。但是,当国内家庭教会对其构成严重威胁时,它就不惜与台湾召会恶化关系,悍然宣布召会就是邪教。国内矛盾远紧迫于它在台湾岛内的矛盾。

统战论也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及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文革”结束后,中共认为宗教界也是进行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以团结信教群众,统战联合基督徒为它施行宗教政策的根本。江泽民在1993年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就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而是规范管理,使宗教在适应党的政策和法律的情况下有序发展。这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的10多年里贯彻下来。在这个阶段,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很严重的,但大规模地打压三自会的行动倒是没发生。

自习近平上台后,提出“改革开放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明显否定了以往中共有关“文革”的决议。习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扩张寻衅,大树个人崇拜、渲染西方对华威胁,似乎要倒退到红卫兵当权的“文革”时代。在宗教领域,由于新疆、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宗教问题,所以宗教矛盾不再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成为明显的敌我矛盾。于是,西藏、新疆的合法宗教寺院、学校被大肆关闭、拆毁,禁止众多维族人封斋。针对基督教,也开始抛弃“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指导方针,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侵略工具,无论三自还是家庭教会,都是潜在或明显的意识形态敌对势力,甚至是威胁稳定的重要社会团体。正是这些考量,使中共又一次地回到马列主义最原教旨的对宗教的理解上。于是,使宗教消亡、压制并最后铲除宗教本身,也即宗教政策的全面“文革化”,已经成为当今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势。今年以来,当局以“邪教罪”来对付家庭教会,以图最好禁绝所谓的非法教会;又以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来对付三自会,限制和掌控教产来最终弱化和消除三自会名下诸教会。

理解了这个趋势,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在这次浙江强拆官办教会教堂及十架的大逼迫中挺身而出,因为这事关基督教整体,也事关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捍卫信仰自由权利、谴责中共暴行、遏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的确应该成为海内外基督徒的共同责任。尽管这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坚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10-11)





注1: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84页

注2: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3: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163页

注4: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5: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01页

注6: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7页

中国当局宗教政策的大倒退——评当局对新疆斋月封斋的限制



郭宝胜
自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当局政策急剧向极左路线迈进,标志之一就是其宗教政策已经从“利用”、“控制”转向清除宗教。中国建国初期,其宗教政策是“利用”、“控制”,之后逐步严厉,直到“文革”全面消灭宗教。近年以来,中国对宗教的打压明显更加严厉,如浙江强行拆除诸多教堂及其十字架——即使其隶属于体制内的三自教会;西藏地区强行关闭多处合法寺院和藏学院;在新疆,宗教政策的大倒退表现在对维族斋戒权利的侵犯。

按照伊斯兰教规,今年7月下旬开始本年度为期30天的斋月。之前,中国当局下发文件,限制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参加斋戒活动,特别是禁止党员、公务员、学生、教师参加斋戒及宗教活动。《环球时报》引用新疆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当局鼓励当地人“为了工作和学习好好吃饭”。甚至各单位的职工、干部要签署斋月中不从事宗教活动、不封斋的保证书。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往年新疆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的活动也会受到当局限制,但今年当局的限制措施更为强硬。

莱迈丹斋月,又译拉玛丹月,意为“禁月”,是穆斯林斋戒月。这个月是穆斯林真主安拉(Allah)将《古兰经》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古兰经》明言规定凡符合条件之穆斯林必须于此月守斋戒,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期间停止饮食、性事等活动。斋月进行斋戒,是伊斯兰教最为显著的特征和仪式,犹如基督教的十字架。当局种种干涉斋戒的行径,其目的是在遏制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影响,以最终达到同化、汉化维族的长远目的。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2013年发布的《被玷污的圣权——中国对维吾尔宗教自由的铁血镇压》报告指出:“对维吾尔穆斯林在莱迈丹斋月期间封斋的限制弥漫全疆。对封斋人员、封斋时间闭门谢客的饭馆以及斋月期间去清真寺人员的严格控制是中国政府在2012年对维吾尔宗教信仰权利实施的最残暴侵犯,也是目前为止人权组织记录的最为过头的人权侵犯。”可见,对斋月权利的侵犯是对伊斯兰教信徒信仰的严重侵犯。而这种侵犯,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封斋人员的限制。按伊斯兰教教义(中共不允许其党员信奉宗教),在新疆,应该除了维族中共党员外,所有的维族人都要进行封斋,但自2009年“七五事件”后,当局除了限制维族共产党员封斋外,也限制普通维吾尔族民众斋戒,如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所有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监狱囚犯,甚至私营企业和部分农民,都不得封斋。迪里•夏提在自由亚洲电台说:“另外在农田上,中国政府维稳工作队在当地实行‘三陪’,陪吃、陪住、陪劳动,监督维吾尔农民是否在斋月封斋”。当局还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斋戒,如提供免费午餐、派人在各单位监督、以开除对干部、教师、学生进行威胁,等等。可想而知,在新疆,今年封斋的维人大幅度减少。

二是对维族饭馆、食品店的限制。按照伊斯兰教传统,维族饭馆和食品店在斋月期间白天要全天关门,夜间才有开放。但当局强行要求这些饭馆、食品店白天正常营业,而晚间则要关门,不给那些实行斋戒的人提供食物;如违反这些规定,轻则关门,重则被抓捕。据维吾尔人权项目《被玷污的圣权》报告,2012年克拉玛依市工商界开始要求清真饭馆在斋月按以往正常时间营业,54个饭馆签署了遵从规定的保证书。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在2008年9月报道,一名在阿克苏经营快餐店的33岁的维族男子潘哈江(音),因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要所有餐厅在斋月开门营业的政策,结果在封斋月的前两天就被拘捕,并遭到当地公安局一名副局长的毒打。该部今年7月报道,喀什师范学院严禁维族学生参加斋月活动和禁食,在开斋之前的半小时,校方关闭了校内外的所有食堂和小卖部,如果小卖部给开斋的学生提供晚间食物,店主将受到惩罚。

三是严格控制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斋月是穆斯林最为神圣的月份,这期间的每周五在清真寺的礼拜就显得非常重要,斋月结束的日子是穆斯林最为隆重的开斋节,期间有很多宗教活动和欢庆活动。中国当局担心这些活动会导致人员聚集、引发事态,所以对斋月期间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严格限制。据维吾尔人权项目《被玷污的圣权》报告:2012年,喀纳斯:政法委制定计划、安排干部对清真寺进行安全检查以及周围巡逻。喀什州:官员们被要求在斋月期间强化对清真寺的内部管理以及确保学生接受官方意识形态教育。迪里•夏提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周在喀什的新疆最大艾提尕尔清真寺外,有十多人被抓:“从当地获得的消息中,上周五主嘛日,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中国的安全人员在寺门前,逮捕12名维吾尔青年,指控他们非法聚集在当地,另外,喀什和和田,还有阿克苏地区,到处在针对维吾尔斋月,进行清查,严防人们所谓的非法聚集”。

总之,这三方面的控制正是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践踏,是遏制伊斯兰教、清除其影响的表现。无独有偶,据博讯网消息,日前中国某些省区,正在开展针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两清运动”:清理规范阿拉伯语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清理两校的外省区师生(注1)。该运动与限制斋戒,都说明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大倒退。

从近代以来的治疆宗教政策来看,目前的宗教政策也是严苛的。1885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作为第一任巡抚的刘锦棠在给光绪的奏折中主张新疆宗教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意即:“改行省、设官吏,而郡县之以养以教,视同赤子,然而宗教、俗尚、伦理之间,未尝强而合也,饮食、衣服、言语、文字,未尝聚易而强之同也”(注2)。国民政府首任新疆长官杨增新对伊斯兰教也很开明,提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公家自未便干预”(注3),“专恃兵力压制,绝不济事”(注4)。

1949年后,中国在新疆设立伊斯兰教协会,利用宗教配合统治,宗教政策相对宽松,维族能拥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但好景不长,到1966年的“文革”,中共极左路线当头,消灭伊斯兰教成为治疆政策:伊斯兰教协会和几乎所有清真寺都被关闭、阿訇被逮捕和批斗、民族服饰被禁止、斋戒也被禁绝。文革时出生的维人几乎忘了自己民族信奉伊斯兰教。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恢复,诸宗教活动开始复兴。但自1997年伊宁事件和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越来越紧。习近平等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对新疆宗教政策似乎要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了,真的开始了“红卫兵治国”。

总之,新疆当局,在斋月严格限制维族民众的斋戒,不仅严重侵犯了维族人宗教信仰的权利,也是对伊斯兰教的打压,限制其发展,清除其影响,最终将维族同化。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肯定不会允许以上践踏宗教信仰的行径。海内外所有的宗教信徒和关注宗教自由的人士,都应该在今年穆斯林斋月(20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期间,谴责中国当局践踏宗教自由的举措,并要求其兑现宪法,兑现它所签署的国际公约,落实宗教自由,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权利。



注1:见博讯网7月6日新闻:《中国对穆斯林开战“两清”运动,正引起广泛反弹》。

注2: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121页。

注3: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207页。

注4: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209页。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

2014年7月9日星期三

南乐教案与晚清教案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7月4日,河南濮阳市南乐教案中的关键人物张少杰牧师被南乐县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如此重判,举世震惊。7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基督教牧师张少杰被捕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少杰,并敦促中国停止滋扰张少杰的家人和教友。美国政府的呼吁,似乎对张少杰案二审能够被轻判或改判带来了希望。跟其他侵犯人权的案子一样,当“内政”转为“外交”,有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来呼吁改善中国人权、甚至把中国人权案件上升为外交事件时,受迫害者也许才有从轻或者免受迫害的可能。

内政转外交,教案才有公平解决的可能,这一特征,跟100多年前晚清时期教案非常类似。当时很多被地方官吏、士绅杀害的宣教士或信徒,在外国公使和政府给清政府巨大压力时,才能得到较为公正的解决。除了这个特征,张少杰牧师教案,跟晚清教案还有众多相似的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引发晚清教案的原因很多,有东西文化的冲突、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对西方人的仇视和谣言等等。但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在云南大学学者方慧和胡兴东所写《清末民初基督教对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论文中提及:

“很多教案的出现,都是教徒与非教徒,特别是非教徒中汉民士绅,少数民族中土官、土目对自身权力下降的一种反抗,或说是一种不正常手段的结果”。“各少数民族信教后,改变了当地不同民族、家族、阶层的权力结构,导致不同群体间出现冲突,同时也产生官方与教民权力上的冲突。如在教民内部产生纠纷时,不再通过家族、宗族、士绅来解决,而是通过教会来解决,导致教民与家族、宗教、士绅和本民族势力脱离,进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这从清末教案中可以看出,很多教案都是地方士绅煽动起来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对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云南大学方慧、胡兴东著)

可见,引发国际关注的晚清教案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牧人员、信徒触犯了当地官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特权,引起这些当权者、既得利益者的不满而引发教案的。这一特征跟张少杰案非常相似,张少杰牧师在腐败黑暗的河南当地,为捍卫地方的公义,为教会众多信徒维权,与大企业、各种官僚机构甚至公检法机关去谈判、讲理,由于他牧师和政协委员等身份,很多维权个案都获得了成功,但是,对当地当权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大权旁落、利益受损。张少杰牧师在被抓后,当地官员就传出要判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恐吓,足见当权者对作为信徒领袖的牧师的痛恨。

腾讯网转型中国第08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一文也指出:“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可见,晚清时代这些作为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信徒们,本来是任官僚劣绅鱼肉和欺辱的贱民、屁民,但一旦有教会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与官府叫板,本来这是公民正当权利的行使,但在蹂躏人民习惯了的当权者来看,的确大逆不道、非要报复不可。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的《清末教案》一书指出:“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建立教会。由于西人很难接受中国旧式的监狱管理、卫生条件、拷打酷刑,以及凌迟处死等野蛮残酷的刑罚(当时就有传教士如文乃尔被地方官判凌迟处死),因此西方的领事被授予处理所有与本国公民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权利,即领事裁判权。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传教士便不受清政府管辖,导致官员感觉到‘官权’受损。此外,当时的中国信徒往往受到清朝各级官员的嫉恨,如易贞美等人因拒绝缴纳建醮迎神的摊钱捐份,便被地方官员判处死刑,遭受虐杀;所以传教士出于人权考虑,要求审判程序正义、禁止私下用刑和刑讯逼供、同等抗辩机会等,正如传教士自己表白的那样:‘当我们看到这些受到极不公正的污辱、由破产性的诉讼而贫穷化或为了获得和平而被迫背教的新信徒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悲痛欲绝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 第四册,中华书局,2000年,241页)可见,跟中共多年宣传的相反,所谓治外法权和“教民”与官府的叫板,只不过是当时的宣教士们要求清政府司法公正和人道、能逐渐实现普世价值而已。

目前中国各教会组织固然没有治外法权,也不在西方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的法定保护之下,西方国家顶多能对中国目前发生的教案进行口头呼吁、媒体报道而已。除非是在满清时代,南乐这样的教案才能上升为外交事件。但是,由于张少杰牧师要求司法公正、为信徒维权的所作所为与晚清时代的宣教士的所作所为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南乐教案与晚清一些教案很有可比性。

生活在腐败专制之下的基督徒信众,在自身遇到众多不公平事件时,上访、申诉却无门,而在这时张少杰牧师就成为这些弱势群体的救命稻草。作为地方人数不少的教会的领袖、又敢于为信徒维权,而且有着河南南乐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兼基督教协会会长、南乐县第九届政协委员等特殊身份,所以张少杰牧师的众多维权活动取得了成功,如南乐县人赵军领、陈丁根、张雨晴、岳丽娜等多人都在张牧师的维权下从官僚机构、当权者手中赢回来公义。这些成功的案例,使张牧师在信徒中威望也越来越高。(参加对华援助新闻网对华评论文章《从张少杰牧师案看社会公义的担当》)

张牧师维权胜利时的状况,跟晚清时期宣教士某些时期的状况非常相似。根据贵州地方史料记载:1903年宣教士党居仁进入威宁苗族、彝族地区传教。一开始就接待张雅各、张约翰、潘流便和杨西门四位苗民,并帮助他们把自己猎到的野猪从当地权势者手中要了回来。这四人信主后又与他人一起进行了一系列与当地官员、地主士绅、土目的斗争,教民在教会支持下,连连获胜。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大量加入基督教,以致出现“男男女女,从一百里、二百多里的遥远山寨,星夜兼程,云集昭通”,“他们成群结队,背着一袋袋干粮,到村边泉水饮水、歇脚就走”。(见《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五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7年版,第265页)

但是,正义越得胜,邪恶就越不满;教会越兴旺,官府就越焦虑,无论晚清还是当今中国,都是如此。这是因为渴慕正义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公义象征,一个新的公义中心出现了,人们肯定会拥戴这个中心。但是对于邪恶腐败的旧权力中心来说,这个新中心对他们威胁巨大,不仅影响声誉,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权的安全。

正如晚清宣教士们为信徒维权、主持地方正义的行径遭到地方官吏和士绅的痛恨,官绅们就大肆造谣,煽动非信徒对信徒的仇恨、中国人对洋人的仇恨,终于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中外的教案一样,张少杰牧师主持地方正义的一系列举措和基督教会越来越扩大的发展状况,引起当地官僚的嫉恨和仇视,他们终于恼羞成怒、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诈骗罪”“扰乱社会秩序罪”重判张牧师(所谓的受骗者竟然被公安从张牧师家非法绑架走至今被关押在黑监狱中)。中共地方当局之狠毒,与晚清贪渎残暴的地方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诸多学者拿当今中国比作晚清一样,从张少杰牧师的教案中,我们更加看清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确与教案频发的晚清时代非常相似:朝廷落后顽固、一群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义和团或红卫兵占据中枢;地方官员腐败专横、无法无天;而老百姓的各项权利被践踏、上告却无门;而一些出于上帝的大爱、伸张社会公义的教会领袖、维权英雄,虽深受民众的爱戴,但被官府劣绅嫉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更加不幸的是,当今中国不像晚清时期,西方国家还没有直接的权力作为外交事件来干预教案,所以,当一个个中国牧师被判重刑后,能上升到外交层面的凤毛麟角,大多数只能忍辱负重、背起“十字架”在监狱中渡过漫长的煎熬。

但上帝是公义的,张少杰们在患难中必更加受到上帝的祝福和奖赏,正如马太福音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那些贪赃枉法、仇视基督教的各级官吏们,也必然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中国社会已经非常相似于晚清,“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正如辛亥革命的正义江河曾以摧古拉朽之势埋葬了晚清王朝一样,上帝公义的滔滔江河、滚滚大水也必将洁净这个国家、更新这个民族。



2014/7/8

2014年7月6日星期日

与狼共舞者必祸及自身



郭宝胜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发动新一轮打压「邪教」运动。6月3日,中国反邪教协会公布20种邪教名单,将地方召会、水流职事站、福音书房等与邪教联繫起来,这引起了海内外召会信徒的强烈抗议。

6月10日台北市召会提出三点声明,指出地方召会绝对不是「呼喊派」邪教;6月16日,中国福州地区众召会代表林子隆等发布声明,对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地方召会是邪教提出严正抗议;6月23日,台北灵粮堂周神助牧师等台湾基督教界一些领袖齐聚一堂,就地方召会和台湾福音书房遭受中国反邪教协会不当指控,发出反对声音;美国和加拿大众召会也于6月22日,在洛杉矶、纽约、温哥华等地区的《世界周刊》刊登通启,抗议反邪教协会的错误指控、证明自己的清白。

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教牧,我们首先支持台北及世界各地召会表白自己、反对邪教指控的声明。在中国政府罔顾政教分立、政权无权干涉宗教事务的普世原则,悍然由政府和政府操纵的伪民间组织来公布和打压所谓邪教的危险局面下,地方召会勇敢表白自己不是国家法律意义上的邪教,也不是宗教界认定的邪教,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认为在某些地方的召会的声明中,支持中国政府有权认定并打压某些「邪教」,是不周全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权力判定和打压召会为邪教,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判定和打压任何宗教团体为邪教。因为根据现代社会法律常识和普世原则,政权无权裁判宗教之正邪,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邪教罪。鉴于没有任何法律和政府意义上的邪教概念,所以在表白自己的声明中,认同政府以邪教罪来打压其他宗教团体,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会引火上身、苦害自己。

台北召会自身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台北召会的某些人受欧阳家立等人影响,近年来积极与中国三自会发展关係,参与举办「两岸基督教论坛」,并积极在全台湾打击中共认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还赞助支持「台湾基督徒信仰研究学会」以抵制中共认定的邪教。但是如此的卖力,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吃力不讨好,自己被列入了中共当局最新的邪教名单中。实际上这一结局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支持中共政权有认定和打击邪教的权柄,那麽滥权者完全有可能肆意妄为,坑害一切宗教信仰团体。

中共敌基督政权也不会因为台北召会某些人的讨好而平反召会,与其与虎谋皮,不如彻底地立定真理,与家庭教会一起,捍卫信仰权利、抵制邪恶的中共政权。

转自台湾教会公报

2014年7月3日星期四

“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



郭宝胜
   
    战略学者赵楚在东网发表文章《正在上演的中国宗教战争》(以下简称《正》),该文富有洞察力的指出目前强拆教堂及十架的“大规模平毁行动是出自新领导班子的意志”,该文也合理地预测到:“当局会更加严厉和蛮横,而本来一贯政治上低调的基督徒们必然会滋生更广泛与自觉的现实政治关切。这与当初在东欧和南非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并没什么中国特色或宗教特色”。但是,该文还有众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指出来以提升国人对宗教问题尤其是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辨别和认识。
   
    首先,该文题目“中国宗教战争”,让人以为中国开始了宗教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基督教与佛教等其他宗教、教派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共产主义作为准宗教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该文一开始就以中世纪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十字军东征等)、近代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的战争(30年战争等)为例进行论述,给人的感觉也是在讨论中国宗教之间战争。但是,从后面的大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作者所要阐述的是中共政权对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诸宗教的迫害、压制及形成的“宗教战争”。
   
    其实目前中国并不存在类似十字军东征、30年战争等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各宗教、教派之间并没有发生过、近期内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穆斯林与藏传佛教之间、基督教与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团体之间,大都相安无事、无宗教战争的可能。各宗教内部,也不会像现在伊拉克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发生冲突和战争。目前中国发生宗教战争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确像极了掌握了政权的一种宗教组织(如果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共产主义者虽然号称无神论,但其学说不止于世俗的政治理论,它还勾画了地上天国和个人获得终极意义的美好蓝图,它给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和终结、历史和宇宙的规律等终极问题给出了答案,而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也符合某些宗教组织的特征(在本人所写的《驳刘亚洲“党性基督论”—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吗?》一文中对此有详述,在此不赘述)。
   
    为了维持在宗教解释和精神领域的霸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少有的强势宗教的特性之一,就是它与所有其他宗教天生为敌、并竭力抵制其他宗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影响力、并以铲除其他宗教为终极使命。因此,如果目前中国存在宗教战争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把持了政权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具体而言,就是中共与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传统宗教和法轮功等新兴宗教之间的战争。
   
    可见,所谓“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乃是共产党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稳定所导致的,也是维护其教义真理地位、宗教霸权或者意识形态安全所引发的。就此“中国宗教战争”涵义,《正》文却语焉不详,实为一憾。这一缺憾,也导致该文无法解释目前受迫害的教会大多是一直以来接受当局直接监管的教会。
   
    《正》文没有注意到,这次被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会,大多是依附于政权的基督教三自会名下的教会。众所周知,三自会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扶植起来的体制内教会、合法教会、国家教会,三自会的领导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而统战部的领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三自会在文革期间也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与家庭教会(即地下教会、官方所谓的非法教会)一起成长起来。这些教会大体上都对中共政权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从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他们一直“把身家性命像1949之后的30年那样重新托付给宗教局与走马灯一样的书记市长”(见《正》文)。显然,大多数被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会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一直受当局直接监管的教会,而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和压制,显然不主要是接受监管与否的问题,而是另有他因。
   
    所谓宗教战争,更多的是教义之争,并不牵涉政治和经济利益。共产党组织与其他宗教的冲突,就体现出这个特点。例如在1920年代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时,就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的基督教对中共毫无威胁,但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基督教是他们教义之争的头号敌人。又例如在文革爆发前,中共已经彻底地将中国诸宗教控制在自己政权魔爪下,这些宗教对政权毫无威胁性,但中共变本加厉,以消灭宗教的政策将各宗教送入“历史博物馆”中,并将宗教局、统战部都统统关闭。
   
    这种教义之争,就表现在当局对浙江三自会的迫害上。这是因为就是接受监管、依附政权的三自会,也包含大量基督教的元素,如高高矗立在公共空间的十字架、如圣经等。这些元素成为了红卫兵出身的新领导班子们嫉恨的符号,成为与“宇宙真理教”争夺中国人精神和灵魂领域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浙江当局专拆十字架、而且在其内部文件中一再告诫基层干部要注意“十字架背后的政治目的”的深层原因,这显然是一场针对基督教本身的战争。一切大有复辟文革、消灭宗教的迹象。
   
    可见,目前强拆事件的本质并不是宗教组织接受政权监管与否,而是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遏制和打压,是共产主义者对基督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的的意识形态之战,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战争。
   
    所以目前的宗教战争,还不是如《正》一文所总结的诸种宗教是否接受中共当局直接监管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自诞生以来的对其他宗教的仇视和灭绝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爆发。就是这些宗教接受了政权监管,毫无威胁政权政治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由于其教义和宗教实力,随时会与欲保持宗教和意识形态霸权、精神和思想绝对真理地位的共产党发生冲突。
   
    总之,正如学者赵楚所言,目前中国的确在上演一场“宗教战争”。但这个宗教战争,不是中国诸宗教之间的战争,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中国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源,不仅因为这些宗教组织的发展威胁到共产政权的政治稳定,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些宗教组织与共产主义者们的宗教冲突:即教义、宗教影响力、宗教感召力之争。面对这场战争,诸宗教捍卫自身宗教权利、并联手结束中共政教合一的专制独裁,建立一个政教分立、诸宗教享有平等法律权利和自由的社会,的确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