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

“中国特色神学”是什么货色?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5日,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对基督教政策主题。在宗教局长王作安和官方教会头头傅先伟、高峰的发言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打造中国特色神学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要内容。透视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的本质,抵制宗教当局炮制的伪劣神学,的确成为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关注中国基督教发展人士的当下要务。
“中国特色神学”并不是新话题,早在清末民初,很多外国宣教士就提出过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议题。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提出:“孔子加耶稣”应该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方向。不久,外国差会和中国教会自发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其中吴耀宗、赵紫宸等人提出的神学上的本色化调整也引起很大争议。不幸的是,在中共建政前后,中共抢夺了“三自”运动的领导权,使“三自”运动成为中国基督教会隔断与西方普世教会联系、完全降服在中共强权和意识形态的专制工具。中共操纵下的“三自”运动,也提出了爱国爱党、本色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神学,其中由三自头目丁光训主教在1990年代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建造“中国特色神学”的主旋律。
丁光训及中共宗教当局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是一套以当前中共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某些传统文化为标准,修改、改造、阉割基督教正统教义,鱼目混珠的假冒基督教理论体系。如果说神学思想建设及中国特色神学是“挂羊头卖狗肉”“山寨版基督教”“假冒基督教的异端邪说”,也不为过。就教义而言,以理性取代神性、将“因信称义”改为“因爱称义”;无视耶稣基督的神性,只强调其作为伦理道德楷模的人性;消除神的审判、公义和人的罪性,高唱所谓神的无原则的爱、和谐;消解基督徒改造世界的文化使命,使基督教成为逆来顺受的服务性社团;调和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和异教关系;将基督教会变成一个没有宗教性的伦理道德团体等等,都构成了所谓“神学思想建设”的特征。
1996年12月,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提出了“为了办好教会,要加强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要求,这是“神学思想建设”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国教会正式文件中。1998年9月,《丁光训文集》出版,其被称为“指导神学思想建设的力著”。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正式发起。之后,全国各级基督教“两会”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也先后召开,神学思想建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起来,直到最近召开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在这次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局副司长刘金光以“倡导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为题发言。他提出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和谐神学,需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义和中国的传统特征。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以“在社会主义处境中建造中国教会——对丁光训主教社会神学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言。他提出,丁主教努力协调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和教会性自我。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认为基督教神学可以为中国教会服务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以上神学思想建设及建设中国特色神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光训及《丁光训文集》具有显要的位置,正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前副院长、陈泽民教授所吹捧的:“《丁光训文集》的出版,使我们不能再说没有中国神学这样的话了。我们应该看到,《丁光训文集》标志着中国神学的出现。”可见,要想透视所谓“中国特色神学”,必须要了解丁光训其人其说。
在中国宗教学术网的一篇《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丁光训主教谈神学思想建设》一文中,丁谈到:“神学思想的导向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神学思想要有一个导向,引导信徒对世界和现实抱肯定的态度,用神学的语言,优雅地表达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批评教内有人说世界卧在恶者手下之类的语言。这就是导向”。
“我希望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一个新型的中国基督教,一个讲理智的,一个分清是非并有敏锐的是非感的中国基督教,一个高举基督也高举道德的中国基督教,介绍一位很美、很同情人类的爱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残暴的上帝的中国基督教,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国基督教,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到,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挪移掉基督教的“罪”“世界和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公义审判”“上帝的超然神性”“文化使命”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使之成为爱国爱党、歌颂世界和社会主义、服务于政权的伦理说教。显然,丁的神学思想建设实质是在否定基督教基本教义。
在《丁光训文集》286 页,丁写到:“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後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麽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显然他否定“因信称义”。
在《丁光训文集》中他否定上帝的公义和主权:“上帝不分善恶,残酷粗暴是令人害怕的阎王”,(286-287页)。“是冷酷的道德家”,(87、109、111、112页)。“行事像推土机,上帝是虚假的神明,是暴君……”,(112、231)。“上帝在政治上的如此反动”,(140、144)。
李克牧师在《剖析丁光训的本质》一文中写到:“丁光训在2003年9月在《天风》上说:‘教会里有些人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极力传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是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宗教’。”
李信源先生在《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一文中写到:“丁先生在《呼唤》一文中又‘试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来到,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从被称为“中国特色神学思想里程碑”的《丁光训文集》内容及丁光训其人其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无非是背叛圣经原理、颠覆基督教基本要义,投共产极权之所好,改造、阉割基督教之后的产物。这样一种产物,只能是维护共产政权和谐与稳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国教的附属宗教,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大梦中小梦,而绝不是基督教本身。
总之,在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更加强势,悍然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企图开始强硬、彻底地改造基督教为其所用。而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构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神学思想建设,就是“中国化”后的基督教教义。这个教义明显违背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无疑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主义的“二奶”而已,希望海内外基督徒们都能提高警惕,认清敌基督狡猾伎俩的真面目。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教堂中国化与拆十架(多图)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广东汕头的得石堂

自年初以来席卷浙江大地的强拆十字架风暴毫无停止的迹象,海内外人士也一直苦苦探究中国政府强拆十架的真正目的。随着宗教当局于8月5日“纪念三自爱国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的召开,中共当局进行强拆十架运动的真实目的,似乎才浮出水面。而所谓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就是浮出水面的目的之一。

这次两会大会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此主题显然成为习近平时代对待基督教政策的大政方针,也是基督教界配合“中国梦”的宗教战略。此政策也比江泽民时代“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更加地强势。强力改造基督教为党所用主要从三方面进行:1.当局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神学思想,也即丁光训等提出的“因爱称义”为核心的所谓的神学思想建设(另文阐述);2.文化上要基督教要彻底摒除西方文化的痕迹,用中国文化来改造基督教;3.政治上使基督教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性团体,共建和谐社会、共圆中国梦。

而第二部分有关中国文化改造基督教,就牵涉到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问题。在最近几期的三自会机关刊物《天风》上,连续推出了《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关于我国基督教教堂建筑设计的若干浅见》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也被浙江两会网站在第一时间发布。这些文章的主题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政策,如何实施在中国的教堂文化中。从这些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强拆十字架运动,不过是当局既定宗教政策自今年年初的实施而已。

其中《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一文作者就是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此职位一般都有统战部、宗教局的人直接担当,他的发言代表了中共宗教当局的立场和政策。根据吴耀宗儿子吴宗素的回忆录《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历届三自会总干事和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如李储文等。阚保平在文中写到:“从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筑风格反映的仅仅是表现形式,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神学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们才执着于建洋教堂。如果中国基督教真的是中国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而教堂建筑风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现。”

阚保平在文中认为目前哥特式(被拆毁的温州三江堂式样)教堂“是殖民主义时期的教会记忆”“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坐首位的思想”。他认为:“广东汕头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陕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鸿德堂等教堂建筑都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谁能说它们像佛教寺庙或者不像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虽然大部分是外国宣教士所建,但都采用寺庙风格,中国基督徒并不喜欢这些教堂风格。但是照阚保平的意思,当大多数教堂风格象以上教堂,才符合基督教中国化,他说:

“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国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才能获得适合中国人的对福音的表达方式和信仰方式。当中国建筑风格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主流风格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中国基督教’,因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内在思想观念的改变”。

从基督教协会总干事的这番言论来看,铲除高耸入云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风格成为寺庙、道观或其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宗教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在《天风》发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一文认为:“似乎在中国,只能允许存在一种教堂模式:即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所带来的哥特复兴式样式。我不知道,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在今天还要不惜工本、大兴土木建造哥特复兴式教堂?”作者认为尖塔、突兀十字架的哥特样式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体现,中国人应该建中国特色的教堂。

《天风》第三篇文章《关于我国基督教教堂建筑设计的若干浅见》中指出:“我们的教会在观念上要避免‘只有照搬某种形式才是教堂建筑’的想法。教堂建筑的设计应该从实际出发。。。。。。建造更多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相平衡的中国式教堂。今天如果孤立讨论十字架的大小、位置是不全面的,应将其放置在教堂建筑的整体性之中来探讨”。

从《天风》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这是在为基督教堂中国化作宣传,也无非是在为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作辩护。从今年的各种现象来看,基督教中国化和基督教堂中国化政策,其实是自习近平上位、自提出“中国梦”以来,就是被宗教当局拟定好的既定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当局以基督教最为兴盛的浙江省为试点,借“三改一拆”来实施基督教堂中国化,并可能在今后整改出众多中国特色教堂。这个判断也可以从浙江省众多行政指令得到印证。

2013年12月,浙江玉环县政府下发《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里面提到:“着力解决部分宗教建筑外观不符合有关规定的问题,对未经审批或违反审批限定擅自搭建的宗教建筑外立面或宗教景观进行整改”。建筑的整改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的,这个规定估计是事先拟定好的有关基督教建筑中国化及拆除教堂塔顶十字架的规定。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的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准,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当局始终认为,突兀的十字架与周边环境不协调,根不能体现民族特色,所以要拆除。而要代之以体现民族特色的某种外观形态。

在2014年6月13月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关于成立协助各地基督教活动场所办证及建筑设计规范化工作小组的通知》中又重申:“成立‘场所建筑设计规范化指导小组’是为了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建筑设计规范,帮助各地教会在新建教堂建筑设计过程中,让教堂的建筑物更好融入浙江的人文环境,倡导教堂建筑中国化,以其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从该浙江省两会通知中可以看出三点意思:一,浙江各教堂建筑要按照规范进行建设,各教堂建筑要中国化;二,设立两会内部的指导小组来负责该事;三,基督教活动场所不仅要登记、办证而且要被整改,符合规范化管理。

在最新一篇浙江省三自会副主席孙彰道的文章《基督徒也要遵纪守法》中写到:

“对于涉及十字架超高超规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十字架是信仰的标志,但是并没有规定十字架越高越好,越大越好,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只要美观、庄重就可以的”。“主动参与整改,启用教会中从事建筑设计领域工作的基督徒参与整改方案的设计”。“整改方案更加符合信仰要求,信教群众理解得了,也符合政府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

从以上的政府宗教部门指令和官办教会领导层发言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堂的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教堂,及其相应的十字架及教堂外观的整改,完全是共产党中央、政府宗教部门、基督教官办教会高层等已达成一致的既定政策和实施方案。由于如此的政策和方案,便出现了目前为止浙江230多处十字架被拆除的罕有的践踏宗教自由的现象。这些被拆的十字架,大多是在哥特式教堂的顶端、在塔顶、在突兀的高层、在天空中张扬着雄奇的姿态。中共铲除它们之后,要进一步进行教堂建筑中国化的行动。也许今后官办教会教堂,外观上与庙宇、道观类似,也不奇怪。

从基督教中国化到基督教堂中国化,中共当局改造、阉割基督教的丑恶行径真是罄竹难书,而改造、驯化的目的,无非是要逐渐地朝灭亡基督教的终极目的迈进。这个与神作对的敌基督政权,昼日思念的无非就是彻底地消灭基督教。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魔鬼撒旦现在的一切作为都不过垂死挣扎、回光返照。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到那时一切魔鬼撒旦、敌基督政权都要受到公义的最后审判,正如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附图:中国官办教会认为的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中国化教堂

上海的鸿德堂

安徽宿州的福音堂

宿州的福音堂内景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质是非基督教化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12日23点多,浙江杭州百年教堂鼓楼堂十字架被当局强暴拆除。这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召开纪念三自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后被拆除的首座教堂十字架,这说明大会确定的基督教政策是认同拆十字架运动的,宗教当局(统战部、宗教局)和官办教会高层(三自会、基督教协会高层)对浙江省拆十架的既定政策不仅会继续支持下去,而且让其成为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近年来,中国宗教当局有意组织多次研讨会、高调宣传“基督教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教堂”主题,欲把这些主题作为今后管制基督教的大政方针。基督教中国化其实是三自会自发起以来自治、自养、自传等所谓的“本色化”“处境化”主题的延续,这些主题的前提就是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要使基督教适合中国人,就必须摆脱外国差会、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摆脱西方文化对中国教会及信徒的影响,使基督教不是改造、征服中国社会和文化,而是彻底地适应和服务于中国文化与社会。

尽管除了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政策外,当局一直强调诸宗教要与中国特色、政治环境相一致,绝不能唱反调。但相对于江泽民时代(1993年)提出的“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更加反映出国家意志的强势。“相适应”是对基督教等宗教还算尊重的提法,使基督教能够在确定自身本质的情况下,与中国政权和文化和谐相处;但“中国化”就是以中国政权和文化为主,以中国(或中共)的标准来改造、修理基督教,使其不得与政权和中国文化产生丝毫冲突,任何有碍中国化的基督教自身特色,都会被当做“洋教传统”“西方特色”而铲除,基督教自身本质的流失也是“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显然,“基督教中国化”相比于“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更加强硬、保守和左倾;“基督教中国化”虽然比“消灭基督教”的文革式政策和口号稍好一些,但其实已经在朝“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方向迈进,这也显示了习近平等红二代的愚拙和强势。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基督教逐渐丧失其内在本质和独有特色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共宗教学者和官员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关论述中印证这个判断。被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推荐的御用学者李平晔在《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一文中写到:“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基督教必须通过本色化、处境化来洗清自己的殖民主义痕迹、帝国主义色彩,还基督教本来面貌。这是基督教被中国人民心理认同的前提。。。。。。基督教中国化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但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则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归主’也只是一个梦想”。

在纪念三自会60周年大会前,宗教当局就召开了一个“基督教中国化”座谈。其中指出:“对中国教会而言,基督教中国化既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基督教的处境化要求。它能提升基督教对所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和适应,同时反过来又能让社会增加对一个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纳,有利于社会和谐以及在‘共圆中国梦’中做出基督教的贡献,也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为主做见证”。

8月初三自会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结束后,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主要论点摘录》一文阐述了主要观点。其中总干事阚保平牧师指出: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晓峰博士: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丁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理念。

国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长刘金光: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许磊: “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可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言论可以看出,被当局高调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实质是强势地用中共的“中国梦”“和谐社会”等马列主义的后嗣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来解构、改造和修理基督教,从文化上而言,要彻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东方文化特色、伦理道德性、社会服务性的某种伦理社会团体;从政治上而言,继续服服帖帖地为中共政权服务、共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丝毫不能有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改造社会和文化的野心,绝对不能与中共各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丝毫冲突。

毋庸置疑,这样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在消解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摒除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改造力,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中国化就是非基督教化,是在阉割基督教、变相消灭基督教。

正如华人牧师龚天明在其文章《基督教需要‘中国化’吗?》一文中指出的:“我们绝不容许人随便写几篇文章,向异教徒出卖基督教,还美其名曰‘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不愿看到中国基督教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似儒似佛似道,混而不明。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在异教重重包围的恶劣环境中求发展,努力传扬别人没有、我们才有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又再复活,要救万民的福音”。

也如著名基督教学者安希孟在《基督教“中国化”随想》中写到的: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约翰福音1: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自习近平等新中国领导层上台后,国际关系、对内施政都更趋于强硬,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政策就是这种强硬和顽固的凸显。基督教中国化是他们一上台就制定的政策,而这次官方基督教两会的大会,像中共的其他大会一样,只不过是这个中央既定政策的宣传、推广而已。正如今年以来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并没有终止的迹象一样,基督教中国化会被他们一直推行到底、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而强拆十字架,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是在为建设中国特色教堂投石问路、扫清路障。至于基督教中国化与“建设中国特色教堂”的更详细分析,需要另文阐述。切望读者继续为中国基督教会及信徒祷告、施以援手。

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就溫州三江堂被強拆致中國政府公開信



2014428日整整一天,中國政府不顧當地基督徒一個多月來的持守和維權、不顧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對,悍然對被譽為“中國耶路撒冷”的溫州市區雄偉壯觀、具標誌意義的三江教堂強行拆毀、夷為平地,那高聳奪目的十字架最終坍塌在廢墟裏。目睹此一慘案,全世界基督徒無不悲慟欲絕、痛哭流涕。此一暴行舉世震驚、人神共憤,是對中國基督徒信仰權利的粗暴踐踏,是對他們正常信仰生活的無理幹預,也是對全世界基督徒信仰情感的嚴重侮辱。此一暴行挑戰人類文明和道德倫理的底線,是典型的反人類、反文明、反普世價值的瘋狂舉動。此一暴行已經受到全世界民眾強烈的譴責。

與此一暴行相當的,是20013月塔利班政權摧毀阿富汗巴米揚(Bamiyan)大佛、引全球公憤。塔利班踐踏宗教自由價值、挑戰整個人類文明、威脅人類的生存和權利。同樣,中共政權拆毀三江教堂,無疑不僅向基督教宣戰,也向全人類宣戰。塔利班在摧毀大佛半年後,就與本拉登一起發動了對美國的911攻擊。我們不僅要問,摧毀三江教堂的中共政權,在半年後要給世界、全人類帶來什麽?拆毀三江堂與摧毀巴米揚大佛的性質同樣惡劣,應該引起全世界人民和國家首腦的強烈關註與高度警覺。

不僅如此,如同“文革”中以溫州為試點展開全國“消滅宗教”運動,今次的逼迫也以福音興旺的溫州開刀,然後向浙江全境和全國鋪開。教堂被毀、十字架被移、牧者和信徒被捕,狼煙四起、哀鴻遍野,一場全國性反基督教的運動正在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一日千裏,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邊緣走向中心、從支流走向主流,已成為大趨勢。但自來到中國就發動過“非基”運動的共產政權,竭力遏制基督信仰公開化、主流化、社會化進程,企圖埋葬福音於地下。這次全國性的迫害既是對中國基督徒“山上之城”異像的沈重打擊,也是對全球關註中國福音宣教的愛心人士的野蠻拒斥。鑒於此,我們作為關註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基督徒,就三江堂被毀向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四點強烈要求:

1.立即停止這次以強拆教堂和十字架為特征的對基督教的全國性迫害運動,摒除對基督教和世界文明的敵視態度和抵制行為;
2.追究強拆溫州三江教堂的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對該教會及信徒的損失進行賠償;
3.請尊重《溫州基督徒關於政府‘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聯合聲明》,停止在溫州、浙江和全國的一切形式的侵犯信仰權利的行徑;
4.厘清政教關系、徹底解決三自會和家庭教會的獨立性、合法性、公開性問題。兌現中國憲法承諾的每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

對華援助協會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2014429

2014年8月9日星期六

强拆十字架与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

在自今年开始的浙江强拆教堂及十字架运动愈演愈烈之际,2014年8月5日,中国政府基督教两会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三自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走中国化道路,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三自会主席傅先伟提出:“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教会需要党政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也对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提出了建议(注1)。

无疑,这次大会也是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调的会议,是确定今后中共对待基督教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大政方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何谓基督教中国化?目前强调基督教中国化标志着中共对基督教政策的是放松还是收紧呢?而发生在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与“基督教中国化”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兴起时提出的“本色化”“当地化”“处境化”等原则,最初的本色化是因为不少信徒和教会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决心摆脱外国宣教机构的控制、自立教会,实现中国教会由中国基督教徒自治、自养、自传。但很快这一运动被中国共产党所操纵,成为中共全面控制、改造基督教会、贯彻中共宗教政策的一大工具。所谓的“本色化”“中国化”就成为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基督教会联系、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中国文化来全面改造基督教的过程。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学者在《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文中所写的:“所谓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就是使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中国化。一方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教会,一方面建立起“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李景雄:《本色神学──旧耕抑新垦》)的本色神学。基督教的本色化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而所谓中国社会,就是指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耶稣基督是出生于特定的民族、地区和文化,而使犹太文化中诞生的耶稣基督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里的耶稣基督是非常荒唐的一样,基督教的特色决定了它不能被某个民族民族化、某个国家国家化。也正是这个特色,又使基督教成为普世的而非单一民族国家的宗教信仰。而基督教中国化实质是使基督教切断与普世信仰的联系、失去基督教之为基督教的特色、成为党国的独立宗教王国,所谓基督教中国化完全是在改造、驯化、阉割基督教,其最终目的是要促使基督教消亡。

从中共建政以来,它就一直在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今次大会再次强调中国化主题,说明中共当局要下大力气、全面地改造、阉割基督教。不仅从神学教义、敬拜礼仪、组织结构,而且也要从基督教标志、建筑等外在形式上着手,摒除当局不喜悦的特色、强加众多利于其意识形态和统治的特色。这一切,赵天恩牧师在很早就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中揭示出来了:

“虽然中共一直宣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其目的仍是要促进宗教之消逝。例如在基督教方面,籍着‘三自会’的成立,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对中国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即使在实施‘修正主义路线’时期,对宗教采取温和的策略,也只是考虑到宗教之‘统战’价值,及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好处。但宗教信徒仍需要接受改造,以致他们的宗教信仰,能逐渐为共产主义所取代”(注2)。

联系到今年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其实这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宗教当局实施“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自强拆事件发生后,很多消息说这只是浙江一地、夏宝龙一人的政策,中央实际上不知情或者不愿意。近日又传出统战部高官到浙江调研、明令禁止强拆十架。其实夏宝龙如果没有高层的默许,他是轻易不会在基督教这个非常敏感的事情上下手的。而这次基督教两会高调强调“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不仅从教义、而且从建筑设计上,全面地改造、驯化乃至阉割基督教是中共宗教当局自上而下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既定国策。

正是在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方针指导下,才出现了浙江官方文件中“警惕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等命令,而关于基督教建筑方面,在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的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准,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而在2014年5月2日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准,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强拆十字架的同时,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强调:“以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文化礼堂不只是一个建筑,应该是一个建筑群,一个组合’。陈一新强调,农村现在缺的是思想、文化,温州各级党委政府要以红色文化去引领老百姓去构建真正的农村精神家园,让老百姓在这个家园里得到熏陶、得到教育、得到启迪、得到成长”(注3)

这些文件及新闻显示官方有意要使基督教建筑(教堂及十字架)具有中国特色,也即实现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把教堂的十字架拆除,教堂就可能与一般的楼堂馆所区别不大,与中国社会和环境的特色就不会构成冲突;把教堂名字改为“文化礼堂”,就直接实现了基督教的文化化、红色化。可见,拆十字架已经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步骤。

总之,跟梁燕城等政协委员基督徒的一厢情愿或者涂脂抹粉的说法——中央已经勒令浙江停止强拆十架相反,最近召开的宗教当局和全国基督教两会纪念三自会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大会明白无误的告诉世人,中国宗教部门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已经高调地突出为——基督教中国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不能阻挡基督教于国门之外的情况下,将基督教改造、阉割、驯化,不仅从教义、而且从建筑设计等等方面使基督教中国特色化、社会主义化、共产党化。而近来愈演愈烈的强拆教堂及十字架运动,也无非是基督教中国化、尤其是基督教宗教建筑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样的形势,作为基督徒首先要识破撒旦的诡计、认清仇敌的阴谋,然后在上帝大能的帮助下,刚强壮胆,正如以弗所书6:11-13:“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注1:见中国基督教网站 http://www.ccctspm.org 《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沪召开》一文
注2: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94页
注3: 见2014年6月5日中新网新闻:《温州市委书记:以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6-05/6249594.shtml

遏制宗教政策进一步恶化是基督徒的责任



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被美国政府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同时,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美国注意到也非常关切中国境内教堂的十字架被拆事件,人民有表达言论的权利与信仰自由,尽管美中关系复杂且广泛,美国还是会继续坚定支持这个价值观。

可见,今年以来的浙江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不仅引起媒体,而且也引起西方国家政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谴责,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华人基督徒,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停止如此暴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浙江当局并无停止迫害的任何迹象。根据3月28日这次行动的指导性会议“浙江省‘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电视电话会议”内容,这次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底、制定计划阶段(2013年12月——2014年2月)

(二)全面实施整治阶段(2014年3月——2014年9月)

(三)总结验收巩固阶段(2014年10月——2014年12月)

由此看来,按照当局的计划,强拆行动要到2014年年底才会结束。所以单方面期望政府能自动停止强拆行动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地方当局的执意作恶、“按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是当过红卫兵的习近平继续向极左路线迈进、对内持续高压、对外寻衅滋事,一副誓与西方国家及其思想文化决战到底的派头。地方与中央的意图都说明,强拆十字架行动绝不会停止,而且也不会止于浙江省,有可能向全国蔓延。

面对急剧恶化甚至有“文革化”倾向的宗教政策,作为海内外的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坐以待毙,而应该奋起抗争、采用多种方法遏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而且从以往的经验看,信徒们的抗争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

根据赵天恩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和本人的体会,影响当局宗教政策的因素除了马列主义原教旨的宗教观、无神论;毛泽东统战理论和政治形势外,宗教政策的制定也考虑到信徒的抗拒程度。例如由于农村家庭教会信徒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地依法维权、与政权抗争,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对农村家庭教会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1990年代,城市家庭教会兴起后,由于城市家庭教会信徒依法维权、采用户外敬拜等多种抗争方式,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对小规模的城市家庭教会,也采取默认的态度。根据赵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国基督徒在1990年代后越来越意识到抗争不抗争,都会受到逼迫;而如果抗争的话,还有胜算的可能,所以中国基督徒开始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学习法律运用法律蔚然成风。

浙江强拆事件发生后,有基督徒说,上帝通过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温州教会自己的丑陋,反思温州教会自己的罪错。但是,也许上帝还通过这件事,让信徒以行动来证明自己信仰的纯洁热忱、护教的坚贞不渝,以此逼迫来考验信徒到底爱不爱主。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前问三次问彼得的问题:“彼得,你爱我吗?” 对神的忠贞不渝,就表现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敢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正如后来的彼得所说的:“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敢于对践踏信仰者说不;也如历代殉道者一样,对神说我宁愿死,也要捍卫真道。

如此的抗争精神,在温州这次强拆事件中已经出现,如坚守三江堂一个月的信徒,如三个留下遗书准备殉道的温州传道人,如在各教堂被拆十字架时由于拦阻暴行而惨遭毒打的众多弟兄姊妹们。当这样的殉道精神和抗争精神,大规模地在浙江乃至全国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就要考虑强拆行为的成本。成本足够大的时候,它也许就会退缩。最近有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谈到政府对教会的打压,他说政府对一个教会的打压——搜查、抓人、拆十字架等等,每次的行动,都要联合其他很多部门进行,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要花大量的时间,要花大量的金钱。而且政府负责人和执行者大部分心中都明白干这些事是不光彩的,他们的内心道德压力也非常巨大。尤其是这些逼迫行动被司法控告、被海外媒体乃至海外机构报道、声讨,政府逼迫者的所受压力就会更大。

就中央习近平而言,他是想做毛泽东第二,但时迁境移,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时的中国,市场经济、海外交流、信息技术等,都使民众的素质和维权意识比文革时的中国老百姓高很多。习近平的权威和魔力都与毛泽东无法相比,而习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外交问题,都会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如同他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退缩一样,他想如毛泽东那样彻底地消灭基督教、完全掌控基督教,肯定不会心想事成。他将遇到巨大的拦阻、付出巨大的成本完全是必然的。这一切正如圣经诗篇1:6:“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以上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逼迫者其实并不可怕,它们完全有退缩和止步的可能。而基督徒面对他们最关键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逼迫者的各种压力,直至他们因为承受不了道义、物质形式等方面的压力而放弃施暴和逼迫。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如积极在各类媒体上发布强拆信息、集体穿抗拆文化衫、祷告会、静坐、联名信(联合三自内的同情者、基督徒名人等等)、到各级政府机关集体请愿、上访,海外温州基督徒和其他华人基督徒,可以开祷告会、研讨会、到中国政府驻外领事馆递公开信等方式表达抗议,也可以到基督教普世机构、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处进行请愿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给逼迫者以足够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放弃对基督教的逼迫、放弃进一步恶化宗教政策的图谋。

纵容邪恶就是罪。面对邪恶的甚嚣尘上、疯狂猖獗,作为神的儿女,绝不能消极坐等、坐以待毙。而要拿出行动的勇气和力量,与邪恶者一搏,遏制邪恶的进一步蔓延、遏制中共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是我们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正如圣经 诗篇18:27-30:“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