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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異象與政治文化基督化——紀念趙天恩牧師去世5周年紀念會論文

三化異象與政治文化基督化

——紀念趙天恩牧師去世5周年紀念會論文 

作者：郭寶勝   2009年寫於美國加州 

   大綱   

   一、引言:兩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二、趙牧師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我們的啟示   

   三、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思考與侍奉對我們的啟發   

   四、現今的機會：從企業文化基督化到政治文化基督化    

   

   一、引言:兩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文化基督化”是趙天恩牧師對中國教會和中國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它成為中國教會一段時間以來並將不斷持續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負擔，它也成為眾多神的仆人在中國當下進行福音與文化事工的旗幟、綱領和宗旨。趙天恩牧師生前在他的眾多作品中論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題，比較集中的有： 

   

   1986年發表的《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的關系》一文（註1）； 

   

   1987年發表的《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一文（註2）； 

   

   1991年發表的《三化異象的發展》一文（註3）； 

   

   1999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基督化》演講（註4）； 

   

   2000年發表的《基督教與中國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講（註5）； 

   

   2001年發表的《文化福音神學探討》演講（註6）； 

   

   2001發表的《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演講（註7）； 

   

   以及1982年發表的《從神學角度看政治》（註8）一文和《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註9）一文。 

   

   在這些文章和演講中，趙天恩牧師闡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給中國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給中國教會開闊了視野、提供了異象，極大地鼓舞了眾多神的仆人為文化基督化大發熱心、奔波勞作。  

   

   何謂中國文化基督化？趙牧師有很多論述，概括地講，“中國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來影響中國文化，成全中國文化，在文化界站領導位置，成為主流思想。”（註10）“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裏，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獻，並領導之。”（註11） 

   

   文化基督化牽涉問題非常廣泛，今天我就選取兩個趙牧師比較關註的話題，結合當下的形勢和熱點，也結合自己這幾年在“文化基督化”事工上的侍奉經歷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文化基督化過程中，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第二就是趙牧師提出的政治文化基督化以及他在此作出的眾多侍奉，對中國今天、對中國教會有誌於文化基督化的我們有什麼最新的啟發？ 

   

   為什麼要關註這兩個問題呢？首先，中國大陸這幾年在官方有意主導、民間積極響應，甚至部分基督徒學人參與下，掀起了復興傳統文化的高潮、至今方興未艾，而基督教對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學者喪失原則、調和退讓，不僅沒有用基督教轉化異質文化，反而被對方轉化，一時之間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勢頭，而“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大有夭折之危險。故我們今天以趙牧師在此問題上的鮮明態度、在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意識和文化的不妥協性中能有所啟示。 

   

   其次，國內政治專制趨勢有增無減，專制文化籠罩國家、滲入國民的骨髓，而海內外華人教會大多囿於神學導向及安全顧慮，在此上面幾乎不發聲，而少數關心公義的基督徒及機構難以獲得廣泛的支持，他們勢單力薄、急需援手。文化基督化必然地包括政治文化基督化，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至上的國家，政治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是絕對性的。我這幾年在國內從事企業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切身感受到企業文化、商業倫理受政治文化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不義政權的政策和行為模式嚴重影響了企業運營和市場倫理，企業家沒法不去行賄、不去搞假、不去搞專制和官僚主義，員工在毫無誠信和崇尚暴力和金錢的社會文化中積習難改、企業文化的更新實屬不易。雖然企業文化、家庭文化基督化有其一定的獨立性，但在政治文化沒有改善的前提下，自我更新的難度也是非常巨大的。可能有基督化的個別案例的出現，但影響全局幾乎不可能。所以，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癥結還在政治文化當中，它統攝、左右、影響了其他社會文化。在此點上，趙牧師洞燭先機、頗有膽識地提出了“政治基督化”的命題，並且積極地關心海外民主自由人士，這是趙牧師身上最為光彩的一頁，也給文化基督化的後來者重大的啟示和鼓舞。 

   

   今天我們就談這兩個問題。 

   

   二、趙牧師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我們的啟示 

   

   傳統文化的卷土重來、氣勢洶洶，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也是趙牧師未曾親眼目睹的現象，正如本人在2007年所寫的《基督教儒家化與我們的失職》一文中所指出的： 

   

   “最近幾年來，伴隨著海內外基督徒學者強調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融和交匯並努力達成中國的‘天’‘道’‘上帝’概念與基督教相關名詞合一的現象的同時，是中國大地上儒、道、釋文化的如火如荼、極端強勢的現象。據一香港主內媒體報道，在海外一次儒家與基督教學術交流會上，儒家學者咄咄逼人、非常強勢，相形之下基督教學者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而在國內於丹、易中天等傳統文化闡釋者在主流媒體長期炫示話語權，他們簽名售書、演講辯論並成為廣告明星……先古中國人敬拜的是耶和華上帝；老子是先知(象以賽亞一樣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而《老子》中的聖人則是耶穌；孔子是慕道友；漢語“上帝”與基督教的神自古就基本相似；在中國古代有上帝的特殊啟示；甚至有學者考證耶穌就是上古先皇顓頊等等，諸如此類的基督教中國化思潮籍各種著作、電視片紛至沓來。眾多基督徒學者、傳道人為了在國內傳播福音、減少固有文化敵意，調和儒、道、釋與基督信仰的關系，強調他們的共同點，試圖告訴國人基督教不是外來宗教而是自古就有的本土信仰，這樣的本意是好的，但由於太強調‘和’，有意地退讓與妥協，反而使信徒們因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質和獨特之處而最終喪失了分辨能力和對儒道的抵禦能力，迎合變成了同化，最終否定了自己成全了儒道……我們在調和的同時喪失了持守，在妥協的時候喪失了原則，在合一的時候卻把自己的陣地拱手讓對方占領，儒家文化的大行其道就是我們基督徒失職的結果，是我們一段時間以來對本土的信仰系統、文化本源只講‘和’不講‘分’的結果。當前的局面是，中國文化不僅沒有被基督化，反而面臨的是基督教被儒家化、道家化的傾向”。 

   

   如此嚴重的局面是值得海內外基督徒各界領袖嚴重關註和反省的，因為神學上、文化上的妥協會帶來其他一切方面的妥協。與眾多只講對話與和諧的基督徒學者相反，趙天恩牧師一直以來對傳統文化是持豪不妥協的批判態度的。他認為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不是以神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不是敬拜神，而是高舉人的文化。也正是這樣的文化特質，才使中國人接受了同樣高舉人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無神論。對於傳統文化，不應該去調和、認同甚至合一，而是去改造、更新和轉化。 “文化基督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概念，是基督教去主導來轉化異質文化，使異質文化最後成為基督教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文化基督化”絕對不是對話、交流或合一，而是改變、更新、成全甚至征服。 

   

   趙牧師早在1970年的《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教本質》一文中，就對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就儒家起源而言：“儒家的背景也含有非宗教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人文主義的起源，也像西方的人文主義，就是理性對宗教的反抗。不同的是，中國儒家所反抗的是一般拜天和拜靈的‘早期民間宗教’，而西方人文主義所反抗的是啟示的宗教”。（註12 ） 

   

   就儒家的內容而言：“儒家倫理系統建立在1.周代的封建制度、家庭、社會觀念上2.周代的禮儀傳統上3.儒家在這種社會內所產生的‘人性’觀念上。”“這個制度的基本觀念就是家的觀念；社會、國家都是家的延伸……故此以家為主的倫理，就成了有等級的、有相對性的倫理觀念……基督教的倫理系統是建立在一個超社會、超人類的神和他的啟示上。倫理的權威是神自己，倫理的準則是從人以外來的，是有絕對性的，不是人自己可以按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定的。” 。（註13 ） 

   

   就儒家不是神本而是人本而言：“儒家人文倫理的基本精神就是以人為中心、為出發點，靠著它自己的力量發展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了解自己和人與人的關系。” 。（註14 ） 

   

   就儒家無法面對“罪”而言：“建立在人性為善之大前提的儒家倫理觀念中，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解答的大難題：惡的實際。儒家實在是用盡了心血發揮了他們的全部力量，去建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人文倫理來了解自己和別人。但這兩千年來的人性之爭辯，明明地證明了孟子的性善之假設是不周延的” 。（註15 ） 

   

   就儒家的本質和其與基督教的對立性而言：“這個以人為中心的倫理既是由人而生，也靠人自己的能力去實行倫理的理想，它是內在的，所以它不接受外來的啟示觀念；這個以人為自存自有的立場也有它反對神的觀念。因為儒家倫理道德強調發揮人的善、人的力量來管理自己，所以它反對人有罪或強調人之無能的說法。由此可見，中國人文主義的本質和特色內早已涵有它反基督教的許多因素。站在這個東方人文主義的前提上，反對聖經是理所當然的……而自我的有限、自我的罪性及罪行、實是歷代東西人文主義者所無法解決的死結，以人為最後的解釋，最後的裁決；事實上即將人置於上帝的地位，以人代行上帝的地位與職務”。（註16） 

   

   由以上可看到趙牧師對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剖析，不僅入木三分，而且毫不妥協。傳統文化中雖然有些枝枝葉葉與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相合，但就其主幹、根本而言，卻是與我們的信仰相沖突的，一個是高揚人、一個是高揚神，一個是以人為中心、一個是以神為中心，而傳統文化中所謂的“上帝”“道”“神”“天” “理”等實際上都是“未識之神”，都是人本之神，理性思索甚至自己想當然的神，而不是基督教中那個創造萬物與人類、擁有絕對主權的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信仰系統，作為基督徒，對傳統文化不僅要有足夠的警惕，而且必須要有意識地用基督教文化改變傳統文化中的人本傾向。 

   

   不僅如此，趙牧師還在其著名文章《中國文化基督化》中指明了傳統文化急需基督化的七個方面：超越觀、原罪觀、救贖觀、饒恕、愛的團契、來生盼望、對知識論的修正。1.超越觀：中國古人原相信一位超越的神“上帝”，傳統文化卻用“天”“道”“理”將神的觀念淡化，發展為理性的道德人文主義，缺乏終極的超越。而基督教正好可以以其無與倫比的超越性彌補傳統文化的缺陷； 

 2.原罪觀：“人之趨善也，如水之就下也”，人性善是傳統思想的特色，而基督教對被罪玷汙的人性，有較實際的了解；遂可發展出一套人人必須順服的普遍法和社會制度，以控制人類的罪惡； 

   

   3.救贖。傳統人本主義中，人可憑己力達到完美道德和“聖人”境界，已被證實全然失敗；基督信仰最獨特的救贖觀，是藉由基督的犧牲，改變蒙救贖之人的生命，是“他救”而非“自救”； 

   

   4.饒恕。傳統文化缺乏“無條件饒恕”的觀念，沒有基督無條件的愛。中國人背負仇恨、不信任及復仇的重擔，急需經歷神的饒恕和大愛； 

   

   5.愛的團契。中國人極重視家庭，但家庭之外就無信任和關愛。基督徒卻因著與基督聯合，享受團契生活，這是傳統社會所欠缺的； 

   

   6.來生的盼望：“未知生、焉知死”，傳統文化缺少來生的盼望，基督教可完全給人提供了彼岸和終極的關懷； 

   

   7.知識論的修正。傳統文化容易將理性視為最高準則，將科學視為求知之路。基督徒須指出科學方法的有限性，只適用於受造界，不適用於神——神是靈，是造物主。。（註17） 

   

   可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對話而已，而是文化改造；文化基督化也不是文化比較，而是按神的原則來積極地填補中國文化的缺陷。趙牧師以其對上帝的虔敬心恪守基督教價值觀，在應對異質文化、進行文化傳播、更新和改造的時候，是非常堅守原則的，而且對異質文化的基督化工作是非常執著的。他給我們這些後來者的啟示，就是他的毫不妥協的立場、積極改造的決心和使命感。也唯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文化朝向神所喜悅的境界發展，而非出現從神學妥協開始的全面妥協、乃至與舊勢力同流合汙的局面。 

   

   的確，正像我在舊文《基督教儒家化與我們的失職》一文中寫到的：“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而是儒道等傳統文化要基督化。在傳統文化基督化過程中我們要該分別的分別、該決斷的決斷、甚至該揭露的就應該揭露。因為正如馬太福音28：18中所宣告的：‘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我們要有得勝的雄心和信心。基督教在中國當下的傳播，顯然不象明清之際那樣艱難，也不是1980年代僅僅是傳福音為主。現在是信仰深化的時代，是我們的信仰在主流社會發揮巨大影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減少敵意，而是堅持原則下的自我彰現、積極推廣。一切正如約翰·加爾文所說：‘欲想在天國得榮耀的，今生必須爭戰。’也如新譯本《聖經·創世記》1：28：‘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繁殖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    

   

   三、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思考與侍奉對我們的啟發 

   

   趙天恩牧師也是華人教牧界、神學界少有的對中國政治文化基督化強烈關註的領袖，他關於“文化基督化”的大部分文章中，都提到了這個命題，尤其在他關於中國教會的發展、宗教政策、政教關系的眾多文章中，對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更新改變抱有強烈的關註和期盼。不僅在理論層面，在現實行動方面，他也是最先給予海外流亡的民主自由人士信仰關懷的教牧先輩，他所播下的種子已經結出了累累的碩果。目前，中國政治的基督化假使不能在大陸極權體制內進行的話，在海外的民主運動中已經悄然起步。 

   

   我們先來看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論述： 

   

   在其文化基督化綱領性文章《中國文化基督化》有關文化基督化的實際步驟第6點，他寫到：“6.基督徒參政。 當中國基督徒也參與在政治歷程中時，文化基督化就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例如：服務於國家或地方層級的公家機關、競選民意代表，這都可以使得基督徒的價值觀透過立法的程序而制度化，達成更公平正義的社會。中國政治體系的基督化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註18） 

   

   對家庭教會雖信仰虔誠，但毫不關心政治，他批評到：“但對政治、社會動態也是一概不知，不讀報、不聽新聞，就是有一顆受苦的心誌，似乎是等著挨打，‘殉道精神’雖然很好，但其實這種態度並不健全。最近家庭教會已開始認知到這種狹窄的觀點對他們不利，所以願意將被打、被捕、被逼迫的遭遇公諸於世，讓全世界都曉得中共如何迫害傳福音的使者”。（註19 ） 

   

   在其政治批判性很強的文章《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中趙牧師提出了“基督徒對國家建設的責任”，其中有“改變法律界”也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系”的責任，他寫道：“改變中國政治體系，這是最敏感、也是極具風險的議題，僅少數人敢涉足政治……此時正是中國基督徒應傾力學習並籌劃一個建基於聖經基礎，關於公眾利益之基本價值的政治體系……我乃是主張基督徒不該在基於公眾利益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放棄政治權利。我們可以在‘普遍恩典’的範疇中處理此一議題。” 。（註20） 

   

   趙牧師在《大陸知識分子事工的重要性》一文中先知性地指出了給受“六四”沖擊的海外民運人士和大陸知識分子傳福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在海外教牧界也是少有的。這裏不再贅述。 

   

   早在1987年他寫的《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一文中指出海外民運人士如果沒有基督教這個根基，完全有可能像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選擇最壞的主義。趙牧師在該文中首先分析了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被當時知識分子所選擇的三個原因：“1.組織政治行動的潛質；2.理性主義的本質；3.提供整體的答案”，其次他寫到：“故文革以後，包括到美國推動《中國之春》的一批年青人，另外有他們的四個堅持：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然而這一代只看到歐美社會平等法治的表象，卻不明白西方經歷了長期的民主運動、文化復興以及兩千余年的基督化運動，才產生今天的人權自由、平等法治，他們的法治背後有一個‘設法者’ ……”。所以，讓民運人士基督化，才最能有幸於民主、有幸於國家。（註21） 

   

   趙牧師在《從神學角度看政治》一文中更直接地提出了“政治基督化”的命題：“基督徒不但有權談政治，也有責任把政治基督化。他們有責任參與政治，使國民的生活與福祉，能按神所定公平與公義的標準，得到保障。”“所以，基督徒有責任把基督教的真理，註入政治世界中，進一步把政治基督化，使基督的統治進入政治範圍之中。這種做先知的責任，屬於有公民身份的基督徒個人，也屬於教會整體。”“當一個無神的社會主義國家頒布禁教的法律，或發表抗拒神國進行的政策時，基督徒應向政府抗議，幫助政府不要抵擋那賜給他們權柄的主。基督徒若要做基督的真正門徒，必須願意承擔十字架的後果”。（註22 ） 

   

   趙牧師在《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一文中再次呼籲：“基督徒應該支持，甚至領導人權運動，並與普世性的人權運動團結一致，共同爭取人類應有的權益。”“所以基督徒對一個逼迫教會的無神論政府的態度，必須針對政府背後的那股敵基督的邪靈。而基督徒對抗這種敵基督的靈氣，必須依靠聖靈的能力” 。（註23） 

   

   在該文中，趙牧師列舉了中國基督徒應對極權政府的各種態度和方法後指出了極權國家中5個迫切的神學工作，那就是華人教會急需建立一套政治神學、一套人性尊嚴與自由的神學、一套受苦的神學、一套在極權統治下的步道神學、一套屬靈爭戰神學。這些主張，至今指引著我們、鼓勵著我們這些政治文化基督化的後來者。 

   

   趙牧師與其他著述者不同，他是個“坐而論道、起而行道”的行動人士。他不僅為國內家庭教會積極維權、鼓勵後者伸張宗教信仰自由權利（限於篇幅、本文將不涉及這些），而且積極關懷海外反對中共體制的民主自由人士，以進行政治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他在政治文化使命上的角色，類似滿清時期的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但李提摩太只是在滿清體制內給政治精英傳播福音，他接觸的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有李鴻章、張之洞等，都並不是滿清政府的徹底反對者。李提摩太對當時體制的堅定反對者孫中山先生漠然處之、甚至頗有微詞。當時整個基督教界對革命派關心、關註是遠遠不夠的。這也導致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基督徒，雖有基督徒的名號，但缺乏基督徒的生命並對基督真理認識不足，最後導致竟然與共產主義聯手，斷送了自由民主在大陸的進程。可以說，沒有教牧去關懷、牧養這些革命家基督徒，對整個中國的政治進程損失是非常大的。 

   

   與李提摩太相反，趙天恩牧師恰恰喜歡這些中共體制的堅定反對者，以極大的熱情關懷這些流亡海外的民運鬥士、甚至革命家，也以極大的信心堅信這批人一定會成功、這批人也一定會影響未來中國，這樣的見識和勇氣是非凡的。據1980年代就參加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吳倩姊妹介紹，早在1999年左右，趙牧師就有意組織專門為民主運動人士所召開的福音聚會。經過他的籌劃後，2000年8月下旬，趙天恩牧師在LA附近的Pasadena主持召開了一次“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未來研討會”。與會的民運人士有20多位，其中有：嚴家其、王炳章、辛灝年、王希哲、郭開智、謝選駿、熊焱、張伯笠、易丹軒、吳倩等人。在會上，嚴家其先生作了《上帝與神州中國》的精彩演講，王炳章也做了精彩的發言，並指出“我們要跪在上帝面前悔改。”悔改應該先從民運人士身上開始。正如吳倩姊妹對當時情況寫道：“我們一群與民運有份的基督徒在那次聚會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上帝面前獻上悔改之祭。以色列的歷史啟示我們，當以色列人犯罪墮落而國家淪為黑暗之時，他們中間的覺醒者，就披麻蒙灰代表人民跪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後上帝使他們從苦境中轉回”。 （註24 ）    

   

   在這次會上眾人探討了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的關系、基督教是否能促進中國未來的進步事業、民運人士的信仰問題等話題，其中也有不少民運人士決誌信主的，眾人也為民運人士和中國的民主事業進行禱告。這次會議是比較大型的向民運人士傳福音、將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規道、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活動。 

   

   以嚴家其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人士，雖然在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上與中共徹底劃清界限，站在了其的對立面，但是他們的世界觀、人生哲學甚至很多思維方法論，還是深受中共潛移默化的理性主義、唯物論、無神論以及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的毒害，一時轉化是很有難度的。由於中共“從娃娃抓起”的洗腦運動，包括1989一代在內的大部分民運人士雖然有自己的社會觀、政治觀，但在人生信仰上，或者是空白或者是唯物主義、或者是儒家那一套，也有不少受80年代西方哲學諸如存在主義影響的，但很少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對他們很是陌生。 

另一方面，大部分民運人士只看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這樣一條理性主義反專制的路線，根本不清楚以基督教價值觀為基礎的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北歐、英美的、信仰為先導的反專制、求民主自由的路線。對民主的來源，也僅僅歸結為從古希臘雅典民主起源到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成形的淵源，根本不了解從《聖經》尊重人權、天主教權力分立、宗教改革基本實現人權和政治民主的真正淵源。所以，對民主運動傳播福音，雖然比較困難，但是對排除謬誤、少走彎路、真理在中國紮根具有巨大的意義；不然的話，我們就會重蹈孫中山的覆轍、我們自己就會成為新的專制、而民主運動也會持續地成為一盤散沙、成功之日遙遙無期。 

   

   經過洛杉磯特會後，趙牧師仍然關懷這些民運人士。據郭開智姊妹在其《將中國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軌道》一文中寫道：“2000年8月28日，王希哲和太太蘇江以及王炳章的太太一同被趙天恩牧師施洗。這位在中共監牢裏被關了十幾年但從未屈服的錚錚鐵漢，居然痛哭流涕！在場的每一位都被感動的熱淚盈眶。嚴家祺先生淌著淚水誠懇地講：“王希哲，你是我的好榜樣。” （註25）    

   

   另據嚴家其先生在其《紀念趙天恩牧師----跨千紀的對話》一文中寫到，在2000年底最後一天，趙天恩牧師與他徹夜長談，給他傳福音、講《聖經》、講基督教理念，這次談話被嚴家其先生譽為“跨千紀的對話”。正如嚴文中所寫到的：“ 我們聽到的都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好消息’。那一天，在紐約我家，實際上就是一個‘家庭教會’…… 我記得趙牧師說，相信神存在，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神、並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我們人間傳播愛和愛的精神”。（註26 ）    

   

   除關懷王希哲、王炳章、嚴家其先生外，趙天恩牧師對其他民主自由鬥士們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地提攜，他所關懷的人有：傅希秋、王策、遠誌明、張伯笠、洪予健、熊焱、吳倩、李大衛等等。這些人在基督教內和海外民主運動中正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趙牧師栽種的樹木已經有累累碩果。如對華援助協會已成為維護中國家庭教會權益的旗幟，影響及美國等全球政要；今年六四20周年，由傅希秋、洪予健、張前進等弟兄發起的基督徒宣告及簽名活動，以及在華盛頓召開的為六四20周年的禱告會；今年六月三日晚海外民運人士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紀念活動結束後，由張伯笠所做的結束禱告，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盡管第二天有民運人士表示異議，但這可能是第一次眾多非基督徒參與的民運活動中請基督徒牧師來做結束禱告；今年也是基督徒得勝網產生影響的一年，這個本著為民運人士傳福音、以基督教價值觀推進中國民主自由進程為異象的網站，正是在繼承著趙天恩牧師政治文化基督化的遺誌往標竿奔跑。 

    這一切，正如吳倩姊妹在其文《苦難之軛》中所寫道的:“我們慶幸我們沒有整體地被吞沒。從共產主義信仰到耶穌基督信仰——這一背叛與皈依之途猶如從地獄抵達天國之旅。我們慶幸我們所付的代價，這使我們終於從鋪天蓋地的恐怖和謊言中找到我們的支點。就是憑籍這支點將扭轉中國歷史的運轉”。（註27 ）    

   

   四、現今的機會：從企業文化基督化到政治文化基督化    

   

   在《聖經》以斯帖記4：14：“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後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以斯帖是王後，職位無比尊貴，神給她這個職位，是要讓她在“現今的機會”中被神所用、為神付出。我們這批接受了趙天恩牧師“中國文化基督化”異象的知識分子，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或在國內、或在海外，為現今的中國進行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在國內，我認為當前應該進行工商界基督化的工作，而其他的學術界、教育界、慈善救災的基督化工作也可輔助。文化基督化不是指在文學藝術領域進行福音傳播工作，而是用基督教價值觀來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醫療等的文化結構。以前本人受神呼召，進行國內為數不多從事企業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在國內教會內外、企業內外傳播“天職觀”“羊文化”，在各地協助組建工商團契，在海外主辦兩次基督徒工商界人士及教牧參與的“羊文化”論壇。如今國內工商界的文化基督化工作方興未艾、非常興盛。工商界人士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對社會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這一批人興起了，那麼會對中國文化基督化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我親眼見過三自教會關於在教會傳播市場經濟觀念及基督徒職業觀、財富觀的文件，說明在工商界進行基督化的工作是有巨大空間的。 

   

   文化基督化也要徹底化、專業化 ，不能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據我本人的經歷，僅僅是在職場、企業界、在市場經濟領域如何基督化，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一大批人為之努力。文化基督化不單單是個學術課題，更是個生活課題，它與信徒個人的家庭生活、教會管理、企業文化、市場倫理息息相關。所以，我們要避免將文化基督化學術化的傾向。我們發現，眾多1980年代海外神學界談的課題，到現在還沒有在中國教會中普及。中國教會更需要一批人，將神學教義普及化到各教會當中去。本人這幾年所宣講的天職觀，無非是把改革宗神學的文化使命和韋伯關於新教商業倫理普及化而已，本人的講座大多在教會或企業當中進行的。普及學術課題，才能達到基督化的效果。國內急需要在教會中普及的學術話題還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徒宗教觀、基督徒政治觀、基督徒政教關系研討等等。 

   

   以上是在國內。在海外，文化基督化的工作應該更加激進些。以政治文化基督化為核心是應該的，因為海外有這個條件，而我們如不利用這個條件，也是虧欠神的。所以，海外激進些是應該的，而國內溫和些也是應該的；海外不激進是有虧欠的，而國內不溫和也是不明智的；關鍵是海外和國內不能互相指責，海外不能動輒指責國內教會的軟弱、妥協等，國內也不能經常指責海外膽大妄為、激進冒險。國內和海外有不同的角色，兩方面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不幹涉，如此才能共同推進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就海外如何推進政治文化基督化的事工，本人提出以下7條建議： 

   

   1.加強政治文化基督化媒體的建設與相互聯系

   2.在海外華人教會進行文化使命的宣講、特會、論壇等等事工。    

   3.與海外民運人士並肩作戰、專門針對海外民運人士進行福音傳播活動。    

   4.以基督徒機構名義參與各類海外民主運動、呼籲宗教自由活動。    

   5.臺灣長老會在政治文化基督化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可加強與他們的聯系與交流。    

   6.可發起一場“給共產黨員傳福音”的中國內外、全球性的運動，並持續進行。  

   7.繼續援助國內家庭教會維權、為國內經濟、教育、醫療乃至政治文化基督化等事工。    

   

   最後，在我們探討完趙牧師對中國文化基督化過程中對傳統文化和政治文化基督化兩個問題的論述和侍奉後，讓我們再一次為文化基督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趙天恩牧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紀念，而我們這些後來者，只有繼承文化基督化的事工，並且效法趙牧師殫精竭力、“把身體獻上、當做活祭”的精神，才是對他最大的尊重。這一切正如約翰福音十二：24：“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註解：    

   註1:見《扶我前行》第165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見《扶我前行》第17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3:見《扶我前行》第8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4:見《薪盡火傳》第1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5:見《薪盡火傳》第6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6:見《薪盡火傳》第15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7:見《薪盡火傳》第16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8:見《洞燭先機》第12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9:見《洞燭先機》第16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0:見《扶我前行》第184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1:見《扶我前行》第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2:見《扶我前行》第15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3:見《扶我前行》第153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4:見《扶我前行》第155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5:見《扶我前行》第158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6:見《扶我前行》第16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7:見《薪盡火傳》第29-3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8:見《薪盡火傳》第3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9:見《薪盡火傳》第10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0:見《薪盡火傳》第190-191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1:見《扶我前行》第181-18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2:見《洞燭先機》第125-126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3:見《洞燭先機》第17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4: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苦難之軛》一文 

   

   註25: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將中國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軌道》一文 

   

   註26: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紀念趙天恩牧師----跨千紀的對話》一文 

   

   註27: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苦難之軛》一文 

美国之音访谈郭宝胜牧师：柳州幼儿园是否非法传教？

国民党的更新之路何在？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e38eacd-7f96-45ca-8968-bb6dcf4097d2

郭宝胜

本人发表在《民报》的两篇文章《国民党不代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出路何在》在中国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热传，很多对台湾的国民党还抱有希望的「泛蓝」网友表示他们终于明白了现实的残酷，希望已经破灭。他们曾把光复大陆、反共复国（中华民国）的梦想寄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身上，但目前国民党的大多数派别，不仅好久不再提反共复国，而且一直认贼作父、与共媾和。在国民党内发现一个提倡反共复国的派别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能否在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的当下台湾，组建一个新的真正反共复国的国民党，倒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根据对中共立场和两岸政策论述，目前国民党内已经出现很多派别，随着2016年大选的临近，国民党内有可能参选的主要两个派别——朱立伦和王金平，他们的对共态度和两岸政策已逐渐明晰。前者代表了国民党内的亲共派，而后者代表了国民党内的台湾本土派。

3月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在香港说，他会延续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交流，国民党主席去参与国共论坛，这没有什么意外。他并说，国民党对「九二共识」是相延续的。这些言论是朱立伦在大选临近、习近平对两岸关係提出的「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係将地动天摇」的恐吓之际的重要讲话，是朱立伦对中共政权和台湾选民宣示和论述其两岸政策。这个政策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没有两样，承认「九二共识」、继续亲共亲中。更有甚者，朱立伦的岳父、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表示：朱立伦的两岸政策应超越「九二共识」、与共直接迈入政治谈判过程，儘速协商「政治关係、涉外事务、军事互信机制、和平架构」四个问题。其岳父投共卖台之积极，连朱立伦听到其言后连说要拜托自己妻子去制止。由此看来，朱立伦阵营中朱属于温和亲共派，而其岳父属于积极亲共派。虽然似乎目前朱不认同其岳父，但实际上只要时机成熟，二者就可趋同，高的主张就会变成朱的主张。

显然，如果朱立伦登上2016大位，中国那些希望国民党能够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泛蓝」的确毫无指望了。而另一位呼之欲出的2016总统角逐者王金平，其在马王政争、太阳花学运中的作为可圈可点，其对马英九积极投共卖台早已不满，他对绿营和学生的支持说明他对中共侵台、统战台湾的抵制。虽然他至今没有表态反对「九二共识」，但从他近年来的政举看，可能会搁置「九二共识」。王金平也代表了已经台湾化的国民党，他们与绿营一样，也不会提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只要中共不侵略台湾，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大陆颠覆中共政权。因此，温和抵制中共、搁置「九二共识」，可能是王金平领军的台湾本土派国民党的对共立场、两岸论述。

无论是明显投共的朱立伦派，还是本土化的王金平派，都不再可能接续两蒋时代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政治使命。主流国民党的亲共投共及台湾化之后的乐不思蜀，定会让九泉之下的蒋中正悲痛欲绝。由蒋中正在1927年正式开始的反共、剿共行动，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天敌，蒋中正还着书《苏俄在中国》，指出中共就是苏联殖民、控制中国的工具；抵抗共产主义控制中国，是主张民主宪政、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的特色与党魂。蒋经国虽然在苏联被质多年，但其反共也不亚于其父，失去的江山一定要夺回来，「反共抗俄复国」 「消灭共匪」、「杀朱拔毛」等口号一度响彻台湾。无疑，反共复国是国民党的本质特征，如果丢失了这个特征，那么就与共产党、新党或台湾各种本地党派没有区别了。无论是朱立伦，还是王金平，其实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的这个特征。继承而不是断送这个特征，对国民党来说意义很是重大。

从历史言，反共复国是国民党的起家本色、传家宝贝；从今天看，由于中共强权对台湾的虎视眈眈、威逼日甚，也由于只有摧毁中共专制才能实现两岸各自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独立，所以，时代呼唤台湾岛内真出现一开宗明义要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此新国民党目前在台湾估计支持者不会多（估计国民党原军队系统内部还有极少部分党员还持有此理想），但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却大有人在。海外不少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至今一边痛骂共产党荼毒中国、一边痛骂马英九背叛蒋公，他们定乐见一真正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的出现。而在中国国内，深受共产极权迫害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渴望自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泛蓝」「民国粉」们，都极其盼望国军早日来摧毁中共专制、中华民国早日在大陆被光复。他们当然会鼎力支持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在台湾立足，并成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基地和大本营。

尽管绿营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台湾的独立与自由，非得要中国民主化或中共极权被颠覆不可，但颠覆中共强权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新国民党来承担。因为绿营的政治志向还在岛内，他们对中国没有使命；绿营的反共是一种防御性反共，只要中共政权不侵略、不统战台湾，他们就没有主动光复中国、颠覆中共强权的动力。守护台湾，是他们对共的全部目的。对绿营来说，颠覆中共强权需要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而世俗化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这种冲动，也许只有准宗教的共产主义，才在国际主义感召下「解放全人类」，掀起全球共产主义的狂飙运动。而民主国家非得要敌国侵略到自家，才出兵抗击。主动去解放其他国家的民主国家，少之有少。具有宗教圣战情怀的小布什总统解放伊拉克的行动，至今被美国主流舆论所诟病。

与绿营政党相反，由国民党来提出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完全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反共就是国民党的起家本色和党魂，因为中国大陆就是国民党一直宣称的的势力范围，夺回被共产极权侵占的故土故国，也非常合情合理。国民党中的真反共者，是一种进攻性反共，他们具有光复大陆的使命和雄心。这些真反共者，组成一个新国民党，是恢复国民党荣光和使命的义举。

新国民党之所以新，还要弥补一些旧国民党的纰漏。如对住民自决权问题，根据联合国原则，要给予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要学习王金平，他早在2003年就表示过：在维持现状前提下，不排除「台独」成为台湾未来选项之一。正由于他对绿营的示好和住民自决权的尊重，才使国民党获得很多的本土资源从而在台湾能够存在发展下去。新国民党如果提出尊重住民自决权，至少有三个好处：首先，在台湾人认同已经非常之高的今天，如此才能在台湾获得更大民意和资源的支持，甚至绿营政党，由于新国民党的反共、尊重住民自决权而愿意与之交往甚至合作；其次，可以团结西藏、新疆、内蒙、香港等住民自决、抵抗专制的力量，共同反共。如果死抱着旧国民党的所谓统一中国不放，不仅得不到西藏、新疆、内蒙、香港、台湾等地民众支持，而且也违背普世价值，成为历史的落后势力；最后，可以借助中共所谓的分裂势力，给中共致命一击。正如当前中共真正怕的是台湾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一样，台湾、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独立运动，是中共最害怕的。尊重自决权、鼓励独立，如此就加速了中共政权的灭亡。

国民党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台湾独立了，那中华民国去那里？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两文中已经回答。因为从历史走向看，台湾的真正独立，一定会与中共极权的瓦解崩溃同时进行。台湾独立之日，也许就是中华民国光复中国之时。新国民党一定要认识到，首要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政权。而台湾的绿营，倒是新国民党应该争取的盟友和支持者。

目前台湾的数百个政党中统派政党很多，但主张反共复国的政党寥若晨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新国民党能应对时事、旧瓶装新酒，不仅会赢得台湾部分选民的支持，而且会赢得中国难以计数的追求社会公义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时代呼唤反共、光复中国、尊重住民自决权的新国民党，而这样的一个国民党，也许会成为颠覆中国极权、实现东亚地区民主、自由和地区自决的主力军。而这首《反攻大陆去》的老歌，也将会枯木逢春，被赋予崭新的时代意义：「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台湾民报郭宝胜专栏

从“口炮党”到街头行动派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圣经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2：20：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圣经中强调基督徒要重视行动、言行合一，不只是心里相信和坐而论道的人，而要成为起而行道、勇于行动和实践的人。耶稣道成肉身，并不止于是讲述“登山宝训”的讲道者，而且是走遍各城各乡的医治者和传福音者，最关键的，耶稣呼召门徒、设立圣餐和新约，最后登上十字架，用行动完成了上帝的使命，用行动实践了上帝公义、慈爱的道。面对中国社会目前的黑暗和腐败，中国基督徒和公义人士除了在网上和媒体上发出言论外，也应该拿出行动的勇气，敢于为公义呐喊、为正义抗争。

最近，由柴静制片的长103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海内外人士强烈关注，2月28日推出后，点击率在一天内便破亿。片中详述了雾霾对国人造成的惊人危害和造成雾霾的原因，包括缺乏政府监管以及未对污染者施以重罚等等原因。此片引起的网络和媒体热议不断，有说此片告诉人们雾霾的严重性，有说此片是中央某派的阴谋，有说此片没有揭示雾霾的制度和政治原因，相互掐架、热闹非凡。但参与讨论的人们只限于网上和媒体上口诛笔伐，却没有借助此片，展开集会、游行等户外行动，来追究政府在雾霾上的失职和罪责。而没有地面的行动，那么对这个顽固僵化政府的治污压力就微乎其微，民众期待政府主导来改善环境、还我蓝天的祈愿，也就成为空中楼阁。正所谓：“千言万语、不如街头一站”，“口诛笔伐、不如游行集会”。

可喜的是，从3月3日晚开始，推特、FB等社交网站流出一匿名网友发起的"还我蓝天--口罩集会"的倡议。倡议书中呼吁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下午2点，人们到各地市政府广场前进行集会，抗议政府在治理雾霾上的失职。倡议书表示，受柴静女士《穹顶之下》的启发，希望更多中国人关注雾霾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倡议书中还向政府提出了具体诉求，例如：为所有受雾霾地区影响的学校安装空气过滤设备，提供免费救治、发放生活补贴，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检测血铅含量等等。

北京时间3月8日，各地一批勇敢的行动者响应"还我蓝天--口罩集会"的倡议，纷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失职、唤醒民众环保意识。岳阳、西安、乐山等地数十名示威者手举"雾霾致癌、人人受害”、“治理雾霾、政府有责"的标语，进行了游行集会。尤其是西安网友，他们先到省政府门口举起标语，然后或是行走或是静立在西安繁华市中心——西安开元商城前和其他步行街、地下通道、广场等地，勇敢地用标语表达心声，并照相发到网上，引起海内外媒体巨大关注。网上对这些勇敢的行动者赞誉有加，说他们“无畏无惧、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还是有男儿”“女豪杰、赞一个”等等。

这些行动激发了民众的勇气、也给政府以巨大的压力，西安参与示威的两位网友：张辉和冯红莲（无眠）先后于3月8日下午16点和当晚23点左右被公安拘捕，在两人被带走之际，网友们发起声援行动。网友“忘忧草之忧忧芳草心”号召：“大家动起来，一起声援西安！如果雾霾吞没一个国家，这个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记者拍摄了纪录片揭露雾霾而惨遭下架，只能说明政府在逃避责任；如果公民呼吁举牌治理雾霾也是一种罪，那就说明这个政府在主动犯罪。如果这个政府还有良知，请放人！ ”在此之前，“忘忧草之忧忧芳草心”还发出无眠的形象照片：“这就是无眠姐的真实形象。用笔代枪向极权开火！用行动来验证口炮党最终必然走向街头！”

张辉和冯红莲（无眠）第二天便被释放，这说明街头行动并不像很多国人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也说明从“口炮党最终必然走向街头”的斗士们才真正值得国人称赞。也许是专制制度过于强大和可怕，也许是国民性使然，大多数国人对黑暗和不义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仅仅限于口头谴责，真正拿出实际行动进行抗议者可谓凤毛麟角。但是，结束不义现状、瓦解专制制度，真正要靠的却是户外的抗争行动。正如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在其新著《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指南》中指出的：“在独裁政权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冲突中，人民必须决定他们是否只想单纯地想要谴责压迫与对体制表示抗议？或者，他们真的想要终结压迫，并以一个较为自由、民主、公义的体制来取代它? 很多善意人士假设，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指责压迫者，并且抗议的时间足够长，人民期待的改变将以某种方式发生。那样的假设是一种错误”。（见《自我解放》，吉恩•夏普著， 蔡丁贵翻译）。

的确，仅仅有《穹顶之下》及其引起的热议和文字谴责，并不能促使当局改善国人的环境，更不能使当局解决引发雾霾的制度根由。只有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户外抗议、集会等社会运动，这能给专制者以足够的威慑，才有使当局开始有逐步改善的可能性。社会运动不是网络上、书本里的盛宴，它主要是以现实三维空间中的行动构成的。这里不是贬低文字工作者、理论家、网上写手们的作用，而是强调运用文字、理论和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仅仅是在网络上、书籍、媒体上的文字信息，并不能构成社会运动。

在房间里的任何大规模集会、研讨会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它可能是社会运动运筹、造势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市中心广场、政府机关所在地进行，如此才能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正如台湾社会运动领袖谢长廷曾说的：“反对党的阵地在街头”。台湾民主运动真正肇始就在街头：1979年的民间人士余登发举办生日晚会，不久余登发父子被捕。1月22日下午，民间人士第一次走上街头，齐集在高雄县桥头乡(余登发的家乡)，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公然向实施30年的戒严法挑战，参加者约30多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这次由雾霾和《穹顶之下》引起的街头抗争中，我们为无眠女士、张辉等勇敢进行户外举牌、抗议行动的公义人士点赞，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年轻一代不甘于只做“口炮党”、不甘于仅仅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冲向街头的优秀风格，有了这种行动派风格，中国的社会运动就有希望，民间的抗争就有希望，不仅环保问题，其他的社会政治问题，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但愿更多的年轻人，能从这次《还我蓝天——妇女节口罩聚会》行动中得到激励，这正如无眠女士在《我们受够了！—克服恐惧，勇于表达》一文中所写的：

“在网上写了三四年帖子，深感文字的软弱和无力。

我只想做一个人，敢于表达。

人民举个牌子，站在街上，就危害到你们的统治？

把权力还给百姓。让人民自由表达”。

華人教會公義神學亟待建立

郭寶勝

香港《明報》於2015年2月12日頭版報導了一宗涉及數億港元的層壓式推銷騙案，被捕的主要疑犯是已故著名華人牧者滕近輝牧師之子滕潞嘉(Luke Teng)。滕潞嘉於銷售講座中，公開表示父親是基督教內受尊敬的牧者滕近輝。不少基督徒被吸引參加這些講座，有的甚至上當受騙。梁永善牧師就此事件指出雖然滕牧師已經離開世界，但這件事不多不少也影響了滕牧師昔日的聲譽，也帶給滕師母和滕家其他兄弟們很多困惑。他特別為此事求神憐憫，按照公義審判施恩。

除滕近輝牧師外，近年來華人教牧陷入是非糾紛、醜聞甚至罪案當中的名牧不在少數。最有名的當屬新加坡最大教會創辦人城市豐收教會牧師康希涉嫌挪用教會奉獻款案和與華人教會很有關系的韓國趙鏞基牧師瀆職和貪汙案（2014年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對涉嫌瀆職和貪汙130億韓元的趙鏞基做出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並繳納罰金50億韓元）。最近某華人名牧的事件雖然尚無定論，但也是沸沸揚揚、滿城風雨。縱觀多起此類事件，不免讓人痛感華人教會公義之缺乏、罪惡之不察、寬容之過度。

彼得前書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教會出問題很大原因是神學出問題，華人教會長期以來，奉行的是成功神學、唯愛神學、祝福神學，而絕少提及苦難神學、公義神學、抗惡神學。所以在大部分華人教會中只講慈愛、不講公義；只講憐憫，不講審判；只講寬容，不講原則；只講包容，不講是非；只講祝福，不講管教與譴責；只謀求個人的“修行得道”，從不批判社會的罪惡腐敗；只為中國掌權者祝福禱告，從不為受迫害的國內公義人權人士發聲；只與官方三自會與狼共舞，從不支持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肢體；不僅不伸張社會的公義，甚至教會內部的公義也蕩然無存。沒有是非到一個地步只能成為外邦人法庭中的罪案案例，被外邦人恥笑、被異教徒輕蔑。

華人教會不講公義的神學，造成了教會內部的是非不分、包容罪惡，也造成了基督徒對社會公義的關註乏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國官方教會三自會神學的影響不可估量。三自神學的特點一是丁光訓所謂的“因愛稱義”，只要對他人有愛心，就可以得救；是否相信耶穌是唯一真神、是否相信人人有罪死後且有審判，都擺到其次的位置，丁光訓認為共產黨員雷鋒、焦裕祿死後都可以升天堂。丁光訓非常厭惡舊約中嫉惡如仇、擁有絕對主權、不斷施行審判的上帝，他認為的上帝是無限包容和憐憫、甚至包容罪惡包容異教的神。這種唯愛神學對華人教會界教牧影響很大，不敢講神的審判、懲罰和管教，只講神的慈愛、包容和憐憫，結果造成教會內是非不分、罪惡被掩蓋、隱藏和容納。

三自神學的另一特點就是目前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就是將儒家、道家、佛教甚至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中國夢等等與基督教摻和起來，使基督教不倫不類、喪失特征和原則，也使基督教丟失先知的職分、對當下中國社會缺乏先知般的批判力。海內外華人教牧中那些與中國三自會媾和、聯系者，其神學上必然受其影響，在其牧會生涯中也就有包容罪惡的可能性。如華人著名牧師滕近輝，早在1984年9月由國務院提名、訪問北京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團中，就有他。滕牧師是著名的“雙軌路線”的鼓吹手，即一手要抓“家庭教會”，另一手也不放開“三自”，即兩手一起抓。在“雙軌路線”影響下，1990年代前後香港主流教會倒向三自，他們與三自而非家庭教會交流合作頻繁，這就如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漸漸地遷往南地，不知不覺間陷入在蛾摩拉、索多瑪等罪惡之城中（見創世記13章）。

再如2008年12月，某著名牧師等發起舊金山特會通過的《舊金山共識》，因呼應中共的“和諧社會”、以“眾教會”遮蓋“家庭教會”、決口不提國內信徒受逼迫的慘狀，而被有識之士稱為是“和諧了中共、悖逆了基督”，該牧師本來可以利用其名聲地位為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作呼籲和支持，也因其歷史背景應積極關註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但他長期以來對國內家庭教會受迫害狀況絕少提及、更遑論國內的社會公義、人權自由，不僅如此，他還有意無意配合基督教中國化，使基督教與道家相互混淆，在信徒中引起不小的困惑。

以上案例都說明缺乏公義的唯愛神學、成功神學不僅對華人社會和教會而且對教牧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縱容邪惡就是罪、沒有公義的教會只能成為社會的笑柄和時代的落伍者；沒有公義的牧者肯定會有被神管教的時候。痛定思痛，華人教會建立一套公義神學、並在此神學幫助下關註教會公義、關註中國社會公義，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歷史任務。

公義神學首先應該突出聖經啟示的聖父、聖子、聖靈各自的公義屬性。詩篇145：20：“耶和華保護一切愛他的人，卻要滅絕一切的惡人”。詩篇145：17：“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愛”。聖父的公義懲惡和絕對主權，比較容易理解。聖子的公義表現在耶穌基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對人類的公義審判的實施，耶穌來到世上，是為了“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9）。耶穌基督關心社會公義，叫門徒也關註社會公義：“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13-14）。聖靈“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翰福音 16:8）聖經寫明的靈恩不僅有各種恩賜和祝福，最關鍵的是要叫人履行公義。

公義神學可以發揮《創世記》中人的文化使命、管家權柄；《出埃及記》中神對人的解放、人對暴政的抵抗；歷史書中國家、君王、憲政神學的來源；先知書中先知們對當時社會黑暗腐敗、君王的昏聵墮落的無情抨擊甚至詛咒；福音書中耶穌基督對社會弱勢的安慰和關懷，《使徒行傳》中“順服神而不是順服人”的精神；《羅馬書》中對人全然敗壞的罪性的揭露以及神的主權的高揚；《啟示錄》中對神公義的彰顯、最後審判的真實揭示，等等聖經神學無疑是構建公義神學的最佳資源。

公義神學可以以約翰加爾文的改革宗長老會神學為基礎，吸收現代社會諸多神學家如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年6月21日－1971年6月1日)、迪特裏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於爾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年－）的神學精華，結合當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學、馬丁路德金的黑人神學等等進行建構，而更具有參照力的臺灣長老教會神學、韓國長老教會神學，也應該在建構華人公義神學中成為借鑒。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6：8)。一套高揚三位一體真神的公義屬性、主張在教會和社會中懲惡揚善、實行公義公平；積極參與推進中國社會的公義、公平進程的公義神學，需要新一代的華人教牧們建立起來，這是對海內外華人教會的真正祝福。一切正如詩篇11:7：“耶和華（神）是公義的；祂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