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更新之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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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胜

本人发表在《民报》的两篇文章《国民党不代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出路何在》在中国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热传，很多对台湾的国民党还抱有希望的「泛蓝」网友表示他们终于明白了现实的残酷，希望已经破灭。他们曾把光复大陆、反共复国（中华民国）的梦想寄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身上，但目前国民党的大多数派别，不仅好久不再提反共复国，而且一直认贼作父、与共媾和。在国民党内发现一个提倡反共复国的派别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能否在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的当下台湾，组建一个新的真正反共复国的国民党，倒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根据对中共立场和两岸政策论述，目前国民党内已经出现很多派别，随着2016年大选的临近，国民党内有可能参选的主要两个派别——朱立伦和王金平，他们的对共态度和两岸政策已逐渐明晰。前者代表了国民党内的亲共派，而后者代表了国民党内的台湾本土派。

3月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在香港说，他会延续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交流，国民党主席去参与国共论坛，这没有什么意外。他并说，国民党对「九二共识」是相延续的。这些言论是朱立伦在大选临近、习近平对两岸关係提出的「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係将地动天摇」的恐吓之际的重要讲话，是朱立伦对中共政权和台湾选民宣示和论述其两岸政策。这个政策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没有两样，承认「九二共识」、继续亲共亲中。更有甚者，朱立伦的岳父、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表示：朱立伦的两岸政策应超越「九二共识」、与共直接迈入政治谈判过程，儘速协商「政治关係、涉外事务、军事互信机制、和平架构」四个问题。其岳父投共卖台之积极，连朱立伦听到其言后连说要拜托自己妻子去制止。由此看来，朱立伦阵营中朱属于温和亲共派，而其岳父属于积极亲共派。虽然似乎目前朱不认同其岳父，但实际上只要时机成熟，二者就可趋同，高的主张就会变成朱的主张。

显然，如果朱立伦登上2016大位，中国那些希望国民党能够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泛蓝」的确毫无指望了。而另一位呼之欲出的2016总统角逐者王金平，其在马王政争、太阳花学运中的作为可圈可点，其对马英九积极投共卖台早已不满，他对绿营和学生的支持说明他对中共侵台、统战台湾的抵制。虽然他至今没有表态反对「九二共识」，但从他近年来的政举看，可能会搁置「九二共识」。王金平也代表了已经台湾化的国民党，他们与绿营一样，也不会提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只要中共不侵略台湾，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大陆颠覆中共政权。因此，温和抵制中共、搁置「九二共识」，可能是王金平领军的台湾本土派国民党的对共立场、两岸论述。

无论是明显投共的朱立伦派，还是本土化的王金平派，都不再可能接续两蒋时代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政治使命。主流国民党的亲共投共及台湾化之后的乐不思蜀，定会让九泉之下的蒋中正悲痛欲绝。由蒋中正在1927年正式开始的反共、剿共行动，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天敌，蒋中正还着书《苏俄在中国》，指出中共就是苏联殖民、控制中国的工具；抵抗共产主义控制中国，是主张民主宪政、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的特色与党魂。蒋经国虽然在苏联被质多年，但其反共也不亚于其父，失去的江山一定要夺回来，「反共抗俄复国」 「消灭共匪」、「杀朱拔毛」等口号一度响彻台湾。无疑，反共复国是国民党的本质特征，如果丢失了这个特征，那么就与共产党、新党或台湾各种本地党派没有区别了。无论是朱立伦，还是王金平，其实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的这个特征。继承而不是断送这个特征，对国民党来说意义很是重大。

从历史言，反共复国是国民党的起家本色、传家宝贝；从今天看，由于中共强权对台湾的虎视眈眈、威逼日甚，也由于只有摧毁中共专制才能实现两岸各自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独立，所以，时代呼唤台湾岛内真出现一开宗明义要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此新国民党目前在台湾估计支持者不会多（估计国民党原军队系统内部还有极少部分党员还持有此理想），但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却大有人在。海外不少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至今一边痛骂共产党荼毒中国、一边痛骂马英九背叛蒋公，他们定乐见一真正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的出现。而在中国国内，深受共产极权迫害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渴望自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泛蓝」「民国粉」们，都极其盼望国军早日来摧毁中共专制、中华民国早日在大陆被光复。他们当然会鼎力支持反共复国的新国民党在台湾立足，并成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基地和大本营。

尽管绿营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台湾的独立与自由，非得要中国民主化或中共极权被颠覆不可，但颠覆中共强权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新国民党来承担。因为绿营的政治志向还在岛内，他们对中国没有使命；绿营的反共是一种防御性反共，只要中共政权不侵略、不统战台湾，他们就没有主动光复中国、颠覆中共强权的动力。守护台湾，是他们对共的全部目的。对绿营来说，颠覆中共强权需要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而世俗化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这种冲动，也许只有准宗教的共产主义，才在国际主义感召下「解放全人类」，掀起全球共产主义的狂飙运动。而民主国家非得要敌国侵略到自家，才出兵抗击。主动去解放其他国家的民主国家，少之有少。具有宗教圣战情怀的小布什总统解放伊拉克的行动，至今被美国主流舆论所诟病。

与绿营政党相反，由国民党来提出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完全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反共就是国民党的起家本色和党魂，因为中国大陆就是国民党一直宣称的的势力范围，夺回被共产极权侵占的故土故国，也非常合情合理。国民党中的真反共者，是一种进攻性反共，他们具有光复大陆的使命和雄心。这些真反共者，组成一个新国民党，是恢复国民党荣光和使命的义举。

新国民党之所以新，还要弥补一些旧国民党的纰漏。如对住民自决权问题，根据联合国原则，要给予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要学习王金平，他早在2003年就表示过：在维持现状前提下，不排除「台独」成为台湾未来选项之一。正由于他对绿营的示好和住民自决权的尊重，才使国民党获得很多的本土资源从而在台湾能够存在发展下去。新国民党如果提出尊重住民自决权，至少有三个好处：首先，在台湾人认同已经非常之高的今天，如此才能在台湾获得更大民意和资源的支持，甚至绿营政党，由于新国民党的反共、尊重住民自决权而愿意与之交往甚至合作；其次，可以团结西藏、新疆、内蒙、香港等住民自决、抵抗专制的力量，共同反共。如果死抱着旧国民党的所谓统一中国不放，不仅得不到西藏、新疆、内蒙、香港、台湾等地民众支持，而且也违背普世价值，成为历史的落后势力；最后，可以借助中共所谓的分裂势力，给中共致命一击。正如当前中共真正怕的是台湾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一样，台湾、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独立运动，是中共最害怕的。尊重自决权、鼓励独立，如此就加速了中共政权的灭亡。

国民党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台湾独立了，那中华民国去那里？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两文中已经回答。因为从历史走向看，台湾的真正独立，一定会与中共极权的瓦解崩溃同时进行。台湾独立之日，也许就是中华民国光复中国之时。新国民党一定要认识到，首要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政权。而台湾的绿营，倒是新国民党应该争取的盟友和支持者。

目前台湾的数百个政党中统派政党很多，但主张反共复国的政党寥若晨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新国民党能应对时事、旧瓶装新酒，不仅会赢得台湾部分选民的支持，而且会赢得中国难以计数的追求社会公义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时代呼唤反共、光复中国、尊重住民自决权的新国民党，而这样的一个国民党，也许会成为颠覆中国极权、实现东亚地区民主、自由和地区自决的主力军。而这首《反攻大陆去》的老歌，也将会枯木逢春，被赋予崭新的时代意义：「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台湾民报郭宝胜专栏

从“口炮党”到街头行动派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圣经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2：20：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圣经中强调基督徒要重视行动、言行合一，不只是心里相信和坐而论道的人，而要成为起而行道、勇于行动和实践的人。耶稣道成肉身，并不止于是讲述“登山宝训”的讲道者，而且是走遍各城各乡的医治者和传福音者，最关键的，耶稣呼召门徒、设立圣餐和新约，最后登上十字架，用行动完成了上帝的使命，用行动实践了上帝公义、慈爱的道。面对中国社会目前的黑暗和腐败，中国基督徒和公义人士除了在网上和媒体上发出言论外，也应该拿出行动的勇气，敢于为公义呐喊、为正义抗争。

最近，由柴静制片的长103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海内外人士强烈关注，2月28日推出后，点击率在一天内便破亿。片中详述了雾霾对国人造成的惊人危害和造成雾霾的原因，包括缺乏政府监管以及未对污染者施以重罚等等原因。此片引起的网络和媒体热议不断，有说此片告诉人们雾霾的严重性，有说此片是中央某派的阴谋，有说此片没有揭示雾霾的制度和政治原因，相互掐架、热闹非凡。但参与讨论的人们只限于网上和媒体上口诛笔伐，却没有借助此片，展开集会、游行等户外行动，来追究政府在雾霾上的失职和罪责。而没有地面的行动，那么对这个顽固僵化政府的治污压力就微乎其微，民众期待政府主导来改善环境、还我蓝天的祈愿，也就成为空中楼阁。正所谓：“千言万语、不如街头一站”，“口诛笔伐、不如游行集会”。

可喜的是，从3月3日晚开始，推特、FB等社交网站流出一匿名网友发起的"还我蓝天--口罩集会"的倡议。倡议书中呼吁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下午2点，人们到各地市政府广场前进行集会，抗议政府在治理雾霾上的失职。倡议书表示，受柴静女士《穹顶之下》的启发，希望更多中国人关注雾霾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倡议书中还向政府提出了具体诉求，例如：为所有受雾霾地区影响的学校安装空气过滤设备，提供免费救治、发放生活补贴，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检测血铅含量等等。

北京时间3月8日，各地一批勇敢的行动者响应"还我蓝天--口罩集会"的倡议，纷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失职、唤醒民众环保意识。岳阳、西安、乐山等地数十名示威者手举"雾霾致癌、人人受害”、“治理雾霾、政府有责"的标语，进行了游行集会。尤其是西安网友，他们先到省政府门口举起标语，然后或是行走或是静立在西安繁华市中心——西安开元商城前和其他步行街、地下通道、广场等地，勇敢地用标语表达心声，并照相发到网上，引起海内外媒体巨大关注。网上对这些勇敢的行动者赞誉有加，说他们“无畏无惧、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还是有男儿”“女豪杰、赞一个”等等。

这些行动激发了民众的勇气、也给政府以巨大的压力，西安参与示威的两位网友：张辉和冯红莲（无眠）先后于3月8日下午16点和当晚23点左右被公安拘捕，在两人被带走之际，网友们发起声援行动。网友“忘忧草之忧忧芳草心”号召：“大家动起来，一起声援西安！如果雾霾吞没一个国家，这个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记者拍摄了纪录片揭露雾霾而惨遭下架，只能说明政府在逃避责任；如果公民呼吁举牌治理雾霾也是一种罪，那就说明这个政府在主动犯罪。如果这个政府还有良知，请放人！ ”在此之前，“忘忧草之忧忧芳草心”还发出无眠的形象照片：“这就是无眠姐的真实形象。用笔代枪向极权开火！用行动来验证口炮党最终必然走向街头！”

张辉和冯红莲（无眠）第二天便被释放，这说明街头行动并不像很多国人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也说明从“口炮党最终必然走向街头”的斗士们才真正值得国人称赞。也许是专制制度过于强大和可怕，也许是国民性使然，大多数国人对黑暗和不义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仅仅限于口头谴责，真正拿出实际行动进行抗议者可谓凤毛麟角。但是，结束不义现状、瓦解专制制度，真正要靠的却是户外的抗争行动。正如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在其新著《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指南》中指出的：“在独裁政权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冲突中，人民必须决定他们是否只想单纯地想要谴责压迫与对体制表示抗议？或者，他们真的想要终结压迫，并以一个较为自由、民主、公义的体制来取代它? 很多善意人士假设，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指责压迫者，并且抗议的时间足够长，人民期待的改变将以某种方式发生。那样的假设是一种错误”。（见《自我解放》，吉恩•夏普著， 蔡丁贵翻译）。

的确，仅仅有《穹顶之下》及其引起的热议和文字谴责，并不能促使当局改善国人的环境，更不能使当局解决引发雾霾的制度根由。只有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户外抗议、集会等社会运动，这能给专制者以足够的威慑，才有使当局开始有逐步改善的可能性。社会运动不是网络上、书本里的盛宴，它主要是以现实三维空间中的行动构成的。这里不是贬低文字工作者、理论家、网上写手们的作用，而是强调运用文字、理论和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仅仅是在网络上、书籍、媒体上的文字信息，并不能构成社会运动。

在房间里的任何大规模集会、研讨会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它可能是社会运动运筹、造势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市中心广场、政府机关所在地进行，如此才能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正如台湾社会运动领袖谢长廷曾说的：“反对党的阵地在街头”。台湾民主运动真正肇始就在街头：1979年的民间人士余登发举办生日晚会，不久余登发父子被捕。1月22日下午，民间人士第一次走上街头，齐集在高雄县桥头乡(余登发的家乡)，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公然向实施30年的戒严法挑战，参加者约30多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这次由雾霾和《穹顶之下》引起的街头抗争中，我们为无眠女士、张辉等勇敢进行户外举牌、抗议行动的公义人士点赞，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年轻一代不甘于只做“口炮党”、不甘于仅仅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冲向街头的优秀风格，有了这种行动派风格，中国的社会运动就有希望，民间的抗争就有希望，不仅环保问题，其他的社会政治问题，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但愿更多的年轻人，能从这次《还我蓝天——妇女节口罩聚会》行动中得到激励，这正如无眠女士在《我们受够了！—克服恐惧，勇于表达》一文中所写的：

“在网上写了三四年帖子，深感文字的软弱和无力。

我只想做一个人，敢于表达。

人民举个牌子，站在街上，就危害到你们的统治？

把权力还给百姓。让人民自由表达”。

華人教會公義神學亟待建立

郭寶勝

香港《明報》於2015年2月12日頭版報導了一宗涉及數億港元的層壓式推銷騙案，被捕的主要疑犯是已故著名華人牧者滕近輝牧師之子滕潞嘉(Luke Teng)。滕潞嘉於銷售講座中，公開表示父親是基督教內受尊敬的牧者滕近輝。不少基督徒被吸引參加這些講座，有的甚至上當受騙。梁永善牧師就此事件指出雖然滕牧師已經離開世界，但這件事不多不少也影響了滕牧師昔日的聲譽，也帶給滕師母和滕家其他兄弟們很多困惑。他特別為此事求神憐憫，按照公義審判施恩。

除滕近輝牧師外，近年來華人教牧陷入是非糾紛、醜聞甚至罪案當中的名牧不在少數。最有名的當屬新加坡最大教會創辦人城市豐收教會牧師康希涉嫌挪用教會奉獻款案和與華人教會很有關系的韓國趙鏞基牧師瀆職和貪汙案（2014年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對涉嫌瀆職和貪汙130億韓元的趙鏞基做出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並繳納罰金50億韓元）。最近某華人名牧的事件雖然尚無定論，但也是沸沸揚揚、滿城風雨。縱觀多起此類事件，不免讓人痛感華人教會公義之缺乏、罪惡之不察、寬容之過度。

彼得前書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教會出問題很大原因是神學出問題，華人教會長期以來，奉行的是成功神學、唯愛神學、祝福神學，而絕少提及苦難神學、公義神學、抗惡神學。所以在大部分華人教會中只講慈愛、不講公義；只講憐憫，不講審判；只講寬容，不講原則；只講包容，不講是非；只講祝福，不講管教與譴責；只謀求個人的“修行得道”，從不批判社會的罪惡腐敗；只為中國掌權者祝福禱告，從不為受迫害的國內公義人權人士發聲；只與官方三自會與狼共舞，從不支持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肢體；不僅不伸張社會的公義，甚至教會內部的公義也蕩然無存。沒有是非到一個地步只能成為外邦人法庭中的罪案案例，被外邦人恥笑、被異教徒輕蔑。

華人教會不講公義的神學，造成了教會內部的是非不分、包容罪惡，也造成了基督徒對社會公義的關註乏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國官方教會三自會神學的影響不可估量。三自神學的特點一是丁光訓所謂的“因愛稱義”，只要對他人有愛心，就可以得救；是否相信耶穌是唯一真神、是否相信人人有罪死後且有審判，都擺到其次的位置，丁光訓認為共產黨員雷鋒、焦裕祿死後都可以升天堂。丁光訓非常厭惡舊約中嫉惡如仇、擁有絕對主權、不斷施行審判的上帝，他認為的上帝是無限包容和憐憫、甚至包容罪惡包容異教的神。這種唯愛神學對華人教會界教牧影響很大，不敢講神的審判、懲罰和管教，只講神的慈愛、包容和憐憫，結果造成教會內是非不分、罪惡被掩蓋、隱藏和容納。

三自神學的另一特點就是目前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就是將儒家、道家、佛教甚至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中國夢等等與基督教摻和起來，使基督教不倫不類、喪失特征和原則，也使基督教丟失先知的職分、對當下中國社會缺乏先知般的批判力。海內外華人教牧中那些與中國三自會媾和、聯系者，其神學上必然受其影響，在其牧會生涯中也就有包容罪惡的可能性。如華人著名牧師滕近輝，早在1984年9月由國務院提名、訪問北京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團中，就有他。滕牧師是著名的“雙軌路線”的鼓吹手，即一手要抓“家庭教會”，另一手也不放開“三自”，即兩手一起抓。在“雙軌路線”影響下，1990年代前後香港主流教會倒向三自，他們與三自而非家庭教會交流合作頻繁，這就如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漸漸地遷往南地，不知不覺間陷入在蛾摩拉、索多瑪等罪惡之城中（見創世記13章）。

再如2008年12月，某著名牧師等發起舊金山特會通過的《舊金山共識》，因呼應中共的“和諧社會”、以“眾教會”遮蓋“家庭教會”、決口不提國內信徒受逼迫的慘狀，而被有識之士稱為是“和諧了中共、悖逆了基督”，該牧師本來可以利用其名聲地位為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作呼籲和支持，也因其歷史背景應積極關註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但他長期以來對國內家庭教會受迫害狀況絕少提及、更遑論國內的社會公義、人權自由，不僅如此，他還有意無意配合基督教中國化，使基督教與道家相互混淆，在信徒中引起不小的困惑。

以上案例都說明缺乏公義的唯愛神學、成功神學不僅對華人社會和教會而且對教牧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縱容邪惡就是罪、沒有公義的教會只能成為社會的笑柄和時代的落伍者；沒有公義的牧者肯定會有被神管教的時候。痛定思痛，華人教會建立一套公義神學、並在此神學幫助下關註教會公義、關註中國社會公義，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歷史任務。

公義神學首先應該突出聖經啟示的聖父、聖子、聖靈各自的公義屬性。詩篇145：20：“耶和華保護一切愛他的人，卻要滅絕一切的惡人”。詩篇145：17：“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愛”。聖父的公義懲惡和絕對主權，比較容易理解。聖子的公義表現在耶穌基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對人類的公義審判的實施，耶穌來到世上，是為了“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9）。耶穌基督關心社會公義，叫門徒也關註社會公義：“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13-14）。聖靈“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翰福音 16:8）聖經寫明的靈恩不僅有各種恩賜和祝福，最關鍵的是要叫人履行公義。

公義神學可以發揮《創世記》中人的文化使命、管家權柄；《出埃及記》中神對人的解放、人對暴政的抵抗；歷史書中國家、君王、憲政神學的來源；先知書中先知們對當時社會黑暗腐敗、君王的昏聵墮落的無情抨擊甚至詛咒；福音書中耶穌基督對社會弱勢的安慰和關懷，《使徒行傳》中“順服神而不是順服人”的精神；《羅馬書》中對人全然敗壞的罪性的揭露以及神的主權的高揚；《啟示錄》中對神公義的彰顯、最後審判的真實揭示，等等聖經神學無疑是構建公義神學的最佳資源。

公義神學可以以約翰加爾文的改革宗長老會神學為基礎，吸收現代社會諸多神學家如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年6月21日－1971年6月1日)、迪特裏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於爾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年－）的神學精華，結合當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學、馬丁路德金的黑人神學等等進行建構，而更具有參照力的臺灣長老教會神學、韓國長老教會神學，也應該在建構華人公義神學中成為借鑒。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6：8)。一套高揚三位一體真神的公義屬性、主張在教會和社會中懲惡揚善、實行公義公平；積極參與推進中國社會的公義、公平進程的公義神學，需要新一代的華人教牧們建立起來，這是對海內外華人教會的真正祝福。一切正如詩篇11:7：“耶和華（神）是公義的；祂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