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宗教自由研讨会共识

郭宝胜

   宗教自由的呼吁是因为宗教不自由的现状提出来的。中共自建政以来对宗教自由践踏的罪行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1952年中共赶走了3000多名在大陆的海外宣教士，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拆毁了所有的道观、寺庙、清真寺、教堂、犹太教会堂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宗教开始复兴，但打压也随之而来。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和逼迫，1999年开始，法轮功信徒遭受中共惨绝人寰的逼迫，2008年西藏发生了314屠杀藏族同胞事件、2009年新疆发生了75屠杀维吾尔同胞事件，2009年以来北京的守望、上海的万邦和四川的秋雨之福、山西临汾、朔州等基督教家庭教会遭受了严重迫害，有的教会牧者被判刑劳改。打压宗教自由作为中共国策最近愈演愈烈，今年1月底，北京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抑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使西藏彻底世俗化，以便和达赖喇嘛争夺群众。同时，北京透露将在年内举行新疆工作座谈会，以解决新疆长治久安的问题，无非是彻底铲除维族人要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的呼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各个信仰团体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和认识、为抗议中共对各信仰团体的迫害、为伸张人类共有的信仰自由权利，也为研讨各信仰团体在新形势下如何联合和团结，基督徒公义联盟于1月31日在湾区召开首届宗教自由研讨会，其中有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法轮功学员、台湾基督教会信徒、天主教徒、新疆穆斯林、西藏喇嘛教徒等中国受迫害的信徒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宗教自由问题。
 
   我们认为: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是一个人确定自已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权利，它甚至先于人的生存权和言论权，对于信徒来说，宁可肉体死亡也不会更改他的信仰；信仰可以不通过言论而保持心灵和灵魂的自由，所以信仰自由先于言论自由。对于信徒来说，信仰是有关神、上帝和造物主的认知权利，因此这是一种先于人与世界的受造、存在的权利，具有无比的神圣性。
 
   正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宗教自由能有效地限制专制政权，颠覆任何专制统治虚构的神圣性。宗教自由的拓展就是民主、自由的拓展。
 
   宗教自由也是使其他一切自由成为可能的自由。人类的思想自由是从信仰自由自然衍生的，而出版自由是从圣经等宗教经典的自由出版开始的；人类的集会自由也是从宗教崇拜活动的自由开始的。而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言论自由等政治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首。宗教自由一定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宗教性问题：中国宛如欧洲的中世纪，被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者们所把持。共产宗教党以一家之教禁锢国人的肉体与灵魂，不容其他信仰进入人的心灵，对各种宗教信仰摧残打压、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而宗教之正邪，竟然由中共公安部的一纸通知来决定，中共规定14种邪教之荒谬行为，直接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之原则。
 
   政教分立是现代社会基本原则。政权只拥有属世的权柄，它没有干预神灵和冒充神灵的资格。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实际上还处在中世纪的光景中。象伊朗、北韩、中国这样的国家，实际完全没有现代化，信仰、政治领域现在还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另外，新加坡虽然是一党专制，但它是个政治现代化国家，这因为它宗教信仰高度自由、政权很少干预宗教事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中共把马列主义作为国教，以此控制打压其他宗教信仰，它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一样的，审判灵魂、给灵魂定罪、并运用政治权力实施残害。
 
   台湾、新疆、西藏、法轮功、天主教、基督教家庭教会等问题无不与宗教自由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台湾长老教会无法到大陆宣教，法轮功信徒被禁止有自己的信仰，而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儒道等传统宗教等只允许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基督教会的元首理应是基督，但是在政府教会元首就是党的领袖；天主教会被禁止与梵蒂冈有任何联系，这是与他们的信仰直接冲突的；喇嘛教徒被禁止供奉他们绝对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也是跟他们的信仰水火不容的；而穆斯林的宗教民族性大受摧残，很多维吾尔人为了当国家干部不得不放弃祖宗所信的信仰。
 
   我们认同各种宗教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只有在宗教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汰。我们应该确认：信仰的内容我们可以保持不同，但在信仰权利这个政治权利上应该保持一致。各种信仰团体应该联起手来，互不歧视、互相协助，共同争取人权和民主。我们要认识到中共专制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只要专制存在一天，任何信仰也得不到自由。中共不会单单给与西藏人自由、而不给予新疆人自由，它也不会单单给予基督教自由而不给法轮功自由，也就是说，其他信仰的自由是与每一个信仰的自由息息相关的。我们拒绝那种各种信仰之间在政治层面互相排斥的现象，恰恰相反，正是我们都拥有信仰权利，故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联起手来。民族的大团结、各信仰权利的彰显，要在与中共抗争的过程中真正实现。
 
   最后，我们再次抗议中共对各信仰团体的迫害、呼吁海内外各信仰团体在新形势下联合和团结起来，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而作出不竭的努力。
 
   2010年1月31日

警惕以“邪教”名义大规模迫害基督教

   郭宝胜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普世价值，国家政府不能界定宗教的正邪、国家不能出台邪教罪，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共识。早在1688年，英国《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但中共政权基于其政教合一的本性、谋求宗教领域和属灵界的霸权，所以一直与国家不得设立邪教罪的此一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并在中国刑法300条中设立邪教罪，还多次公布邪教名单。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当局有意通过打压所谓的邪教“全能神”，来进一步加强对地下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的迫害。

众所周知，自今年以来，当局以温州、浙江为试点，以拆除教堂、拆移十架、关闭聚会点为特征，正在开展全国性地对基督教（无论三自会还是家庭教会）的迫害。全国教会大有风声鹤唳、大逼迫即将来临的趋势。恰在此时，5月28日晚，在山东于招远市一麦当劳餐厅两男四女对周围食客挨个索要电话号码，当问到一位受害女子时，她拒绝提供，结果遭嫌犯围殴，最终不治身亡。事隔两天后的5月31日，远离山东的北京公安部突然宣布招远惨案6名嫌犯是邪教组织“全能神”成员。紧接着，一场全国性的打击“全能神”、打击邪教的运动开始展开。

6月3日，中国各大媒体发布一篇《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的文章，将以前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公布的邪教名单再次公布出来，这一举动一下地将民众关注“全能神”的眼光扩大为其他14种所谓邪教。而且，有心人也发现，这14种所谓邪教中，与基督教有联系的就有一半以上，如呼喊派、全范围教会、新约教会、被立王、同一教、三班仆人派等等。将“邪教”与基督教联系起来，看来是当局继招远惨案后更进一步的谋划。

同日，中国反邪教协会在其网站上公布20种邪教名单，比党政机关公布的14种所谓邪教又多了全能神、法轮功、门徒会、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血水圣灵、华南教会等多种。中国反邪教网站再次补充公布邪教名单，一是补充上次公布时没有“法轮功”“全能神”的缺陷，另外也是为了堵住西方关注宗教自由人士的口，以民间协会、专家、学者名义，而非政府名义来定邪教罪名，似乎更易于让世人认可。当然，有心人发现，在补充名单中，有与基督教有联系的门徒会、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血水圣灵、华南教会等教派，并且非常详细地从教义上介绍了所谓的诸“邪教”。

在介绍所谓邪教“全范围教会”时指出其提出“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在此将华人教会声望很高的赵天恩牧师提出、被大多数正统基督教会认可的“三化”异像，也与邪教联系起来，甚至移花接木地指斥“三化”异像是邪教产物。如此不仅让持守和传播“三化”异像的弟兄姐妹心有余悸，而且也为打压大多数认同“三化”异像的主流教会埋下了伏笔。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两次公布的名单中，一直在中国家庭教会占有很大影响的、与倪柝声、李常受有关系的教派也成为在劫难逃的邪教。当局反邪教网站指出：“呼喊派”自称“地方召会”、“主的恢复”，是美籍华人李常受于1962年在美国创立。逐渐发展成以美国“水流职事站”为中心，以台湾“福音书房”、香港“圣经研习中心”为据点，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教会为辅助基地，向世界各地发展蔓延，重点向中国大陆渗透的邪教组织。基督教界人士知道，当局所指的这一教派，在北美和东南亚、港台都被基督教界所认可，而且数量和影响巨大，如果将此一教派继续定为邪教，那么中国家庭教会中受影响的教派就会继续扩大。其他所谓的邪教如全范围教会、华南教会，都是中共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产物。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局两次公布的邪教名单，显然有意将所谓邪教与基督教家庭教会联系起来。如此的操作，使公众面对正教时，也以为是邪教；而基督徒传福音时的福音对象，也因害怕邪教而不肯与基督徒产生联系。至于各级公安机关、专政机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宗教知识、基督教知识，肯定会正邪不分、乱抓一起（这些专政机器，一看到你拿着《圣经》聚会，就以为你是全能神、全范围或者三班仆人），各级专政机器缺乏分辨力的状况会进一步强化当局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谋划和险恶目的。据对华援助协会6月5日的一则新闻报道：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县城一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6月3日突然接房东通知要他们搬迁。房东受到公安部门的压力，指他们非法聚会，须在本月底之前搬走。据信徒称，阳西县有不少被官方定性为邪教组织的“全能神”及“东方闪电”成员，属于所谓邪教活跃地区之一。该教会一陈姓基督徒告诉记者，警方指他们是非法宗教：“说我们是非法宗教，公安要求他叫我们退房，是因为‘东方闪电’的问题，最近不是网上转载山东招远那件事，连累到我们这里，国家在调查这件事情。反正是公安局叫房东不要租房给我们，叫我们搬走”。

在最近官方核心网站环球网上有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在其文《打击邪教刻不容缓》指出：“笔者所在团队在近些年的田野调研中，发现地下教会和邪教传播极为迅速，尤其是在华北和中部地区，形势极为严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与邪教传播的特征有关，也与清理邪教的偏差有关”。该文从头到尾将地下教会与邪教并列起来论述，几乎将二者混同。作者认为家庭教会为邪教准备了土壤：“未备案的非‘三自’教会在乡村广泛存在，地方宗教部门一般不会采取强力措施给予清除，使得事实上的地下教会在地上公开活动。这无疑给那些极端宗教思想和邪教的传播提供了生存土壤”。作者认为不应忌讳西方国家对宗教自由的批评，应该在打击邪教的同时打击非三自的家庭教会。

基督教是世界公认的正教，当局如果发动一场类似打压法轮功一样的打压邪教基督教的运动，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自一来中国就发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参加本人另一篇对华评论《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了维护其世俗政权和属灵宗教界的霸权、为了抵御基督教背后的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价值，不惜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借助打压所谓的邪教“全能神”和最近两次公布的名单中的邪教，来展开对方兴未艾、增长迅速的基督教的整体逼迫，并且官方理论家还得出了非三自的家庭教会为邪教准备了土壤的结论。显然，这次以招远惨案为导火索的所谓打压邪教运动，也是自今年以来，在浙江进行的拆毁教堂、拆移十架为特征的迫害基督教运动的延续。

面对这场迫害运动，作为基督徒首要的要认清当局的险恶目的，第一要做的不是和当局一起来打击当局认定的邪教，而是要指出国家政府来界定、打压邪教罪，是非常荒唐的。邪教的辨别，是宗教和教派之间的事情，政府不得介入，政府的介入，只能导致对宗教自由的践踏和信仰自由的迫害。基督徒在讲明自己教派的纯正性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宗教自由的神圣权利。最后，在越来越有可能扩大的逼迫面前，让我们谨记雅各书1:2-4："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六四25周年与中国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5前年的六四，在北京和全中国，追求社会公义和民主自由的中国公民，面对暴力镇压和专制淫威，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撼动山河的壮美歌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数以千百万计的民众走向街头和广场，公开呼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面对专制者的戒严和军队，千百万民众和学生不畏暴力、誓死抵抗法西斯的恶行，他们的斗争精神、赴死的决心，至今激励着更多的中国公民为中国的社会公义作出前赴后继的努力。1989年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虽然因为专制者的疯狂暴力而被镇压，但89六四，却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反抗暴政的丰碑。在六四25周年之际，我们除了以泪水来祈求上帝安慰死难者的亡灵、天安门母亲们的伤恸外，我们更应该以百般的勇气和信心，继承六四英烈们的遗志、将中国公民们追求公义与自由的事业进行到底。


圣经弥迦书6：8：“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作为基督徒，投入人类公义事业，并将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上帝所喜悦的行为。25前的六四，香港、台湾众多教会、牧者和信徒，发布宣言、举办祷告会甚至走上街头，抗议暴政、支持民主，成为海外基督教界令人振奋的风景。1989年5月17日，香港基督徒学会、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等11个基督教团体发表《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5月20日，成立“香港基督徒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简称「爱民会」）成为基督徒六四民主运动的核心组织。6月4日镇压后，“爱民会”和香港基督徒谴责北京镇压、声援学生。1989年后，香港每年六四纪念，均有教会和基督徒的身影。1989年6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布对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声明，指出：“我们唤起所属各教会为死伤的中国人民迫切祈祷及追念。我们要与全世界教会共同呼吁，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以暴力镇压人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罔顾生命和人权的杀戮行为，中止一切后续的搜捕行动，并给予死伤者最优厚的赔偿”。


相比港台基督徒，在25年前的民主运动中，中国大陆基督徒并没有成为一个角色、似乎毫无影响。中国大陆只有为数很少的基督徒（如北京缸瓦寺教堂杨毓东牧师所牧养的青年团契中的基督徒），参与到八九民运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基督徒数量本身就不多，另一方面当时基督徒大都深受不要关心社会政治的极端基要派思想影响，对民主运动讳莫如深、不敢介入。一位坐牢20多年、在国际社会也有影响的著名家庭教会领袖，在他多次的谈话中，还以没有参加八九民运为荣。25年前，基督徒整体在民主运动中的失语，的确成为一个历史的缺憾。


但上帝自有美意，1989年的六四，却为20多年来的信仰复兴铺垫了某种基石。中国人在坦克机枪制造的鲜血中震惊惶惑，在民族的浩劫和个人的厄运中与冥冥之中的上帝开始亲密接触。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开始走进了教会、成为基督徒、成为牧师。八九学运的领袖们如张伯笠、远志明、柴玲等先后成为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国内目前家庭教会的领袖，不少就是八九一代的学生。中共当局在六四后一度忽视对民间信仰的控制，这一切都使基督教会在中国迅猛增长。


六四发生后的25年，有人估计基督徒数量已经接近一亿，单从数量讲，中国基督徒的确应该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某种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从今年以来，发动以拆毁教堂及十字架为特征的新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原因。但是，数量不等于质量，不仅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对当今中国基督徒还有一定距离，就是维护自己信仰权利的举动，也并不多见。除了北京守望教会、广州良人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等少数教会外，大多数教会在宗教迫害来临时，并不懂得抗争和维权。例如在这次温州拆教堂和十字架的迫害中，除了三江堂被拆前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持续抗争了近1个月外，其他的教会和教堂，在迫害来临时，基本上都噤若寒蝉、忍气吞声。而且，就全国而言，诸教会也不合一，因为派别、神学观念、对属灵十架和实体十架的看法不同，导致大多数教会没有联起手来，甚至互相拆台，导致当局对教会各个击破。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众多基督徒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纷纷涌现了出来，高智晟、郑恩宠、倪玉兰、赵常青、唐荆陵、李和平、李化平、江天勇。。。。。。他们即使身陷牢狱，也矢志不渝，敢于背着这个民族的“十字架”承担公义；同时，一批敢于言说社会话题的基督徒名人出现了，他们就社会热点从基督徒立场发表观点，在公共空间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已经开始在承担基督徒“山上之城”的社会责任。


而且，高扬上帝主权、鼓励信徒履行管家天职、积极入世、行上帝公义于地上的改革宗神学，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主流。而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像：“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教会领袖和青年基督徒的共识。改造世界、承担社会文化使命，进而推动社会政治之变革，也已经得到更多基督徒的认同。虽然还缺乏行动的勇气和意志，但在神学观念上，已经与25年前大不相同了。


感谢上帝对中国教会25年来的祝福，相信中国家庭教会会逐渐刚强和成熟，来积极应对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在六四25周年之际，求神再大大添加力量和智慧给中国基督教会，赐给中国基督徒勇敢的心，承担起“管理、治理”的管家使命、敢于为上帝的公义与邪恶争战、敢于成为黑暗中的光、空虚中的盐。一切正如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祷会在六四25周年之际发布的祷告词中所写的：


“求神安慰失去儿女的天安门母亲们，也求神看顾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公义仍在奋战不息的同胞们、弟兄姊妹们；神必定会审判六四屠杀的刽子手，神也必定会带给中国人真正的自由。每年六四，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禁食祷告日；每年六四，我们要默想民族的未来和神的公义。罪恶者受到审判、受害者得到抚慰、公义被彰显、正义被高举，神您给我们盼望，您给我们信靠。”


愿上帝祝福中国、愿上帝的公义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



2014年6月4日

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祷会六四25周年祷告词


慈爱公义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赞美您。您创造和护理着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您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在您永恒的主权和计划之中，以让您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值此中华民族悲痛哀哭的时候，祈求您怜悯您的子民，医治您子民的伤痛，祈求您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和公义。


25年前，仇敌利用人类政治的罪恶，酿成了中国人的浩劫；25年前，邪恶的专制者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数千无辜人的血被流、被屠杀；数万民族精英或被捕或流亡；黑暗笼罩了华夏、不义囚禁了神州；儿女们被掳、母亲的眼泪如泉涌不止。25年后的今天，专制者变本加厉，以维稳体制继续维护暴虐的统治，以反恐的名义继续六四式的暴力镇压。尤其是今年以来，神的众多圣殿被拆毁、我们信仰的外在标志十字架被拆移、专制者对整个基督教已磨刀霍霍。这个国家民族究竟要到什么地方？专制者的暴虐和野蛮，何时才是个尽头？

我们无语，我们流泪，我们求问天父上帝。我们像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为犹太人哭泣一样，我们要为25年前被屠杀的英魂们流泪，我们也要为25年后中国的前途命运流泪，“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9:1），天父上帝啊，求您怜悯我们的泪水、求您体察您百姓的苦情、求您记念邪恶统治下人民的哀嚎。这正如诗篇56：8：“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裡，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么？”

慈爱公义的天父，我们信靠您。在悲恸至极的今天，您仍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信靠。诗篇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我们相信依靠您，25年的惨案必得申冤，我们相信唯有您的公义和力量，才能引导人民去伸张公义、维护权利，并以勇敢的心与邪恶争战、打那美好的胜仗。正如诗篇29:11：“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信靠您，您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慈爱公义的天父上帝，您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您的子民。您是赏善罚恶、忌邪的神，您是拯救您的百姓脱离捆绑和奴役的神。正如先知以赛亚宣告主耶稣基督的临在及其属性：“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　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赛亚书61:1-2）求神安慰失去儿女的天安门母亲们，也求神看顾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公义仍在奋战不息的同胞们、弟兄姊妹们；神必定会审判六四屠杀的刽子手，神也必定会带给中国人真正的自由。每年六四，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禁食祷告日；每年六四，我们要默想民族的未来和神的公义。

罪恶者受到审判、受害者得到抚慰、公义被彰显、正义被高举，神您给我们盼望，您给我们信靠。我们的一切祈求，都不会白费；我们的一切泪水，都会被您数算；我们的一切祷告，都会上达天庭。求主保守您的子民、求主祝福中国。


阿门。


2014年六四25周年之际


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祷会

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众所周知，1922 年到1927 年的以上海为中心、在全中国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内反对、攻击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粗鲁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野蛮地破坏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占据知识分子和青年精英头脑打下了厚实的宗教和思想基础，也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奠定了意识形态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运动完全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的，根本不是人们以为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受进化论和科学观念影响后自发的反宗教运动。共产政权要想在中国立足，意识形态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铲除基督教对国人的影响。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主义染指中国、并要占据中国的第一步。1949年共产政权在中国的建立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镇压、阉割也一直不断，登峰造极是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宣布彻底消灭宗教，将基督教送入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压制但不彻底消灭的政策下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运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似乎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发动一场新的“非基督教运动”。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以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为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打压基督教运动：拆三自会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会聚会点被关闭，成员被逮捕拘留，公务员被调查信仰状况、共产党员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网上禁止买卖基督教用品、网络五毛攻击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对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研究和反思当下对基督教迫害现象背后的根源和动机，不能不得出中共当局正在开展一场类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新运动的结论。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运动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一样，是共产主义者们有意发动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在台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学者、有学生、有贩夫走卒，还有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名人参与，轰轰烈烈、异常热闹。但实际上背后发动运动的，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基督教学者邢福增主编、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学者张化根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的报告写到：“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报告说：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见《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书23-24页）

而在近代史学者陶飞亚的论文《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中直接指出：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

可见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被有意煽动起来、反基督教及英美国家普世价值、为共产主义夺权铺路和培养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中共扶持，1922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指挥枢纽中心。1924年8月， “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动了圣诞节期间的“非基督教周”活动，发动了危害甚烈的夺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以上足见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

相比百年前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今次的运动，也完全是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其中的极左势力发动的，预谋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虽隐藏极深，但也露出众多马脚。

中共极左刊物《环球视野》总第430期发表论文《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这篇剑拔弩张的论文视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其中写道：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要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2013年年底，中共军方拍摄《较量无声》，该片在伴随国内基督徒（政府教堂内的）敬拜画面的解说词说道：“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一亿人。”可见，在极左思维的军方眼里，基督教是美国在5条战线上颠覆中国的重头戏，而将近1亿的基督徒成为颠覆中共的敌对势力，中共极左派如临大敌，大有彻底剿灭这1亿基督徒的念头。

2014年5月6日，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知名学者杨凤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到2025年时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信众有可能达到1.6亿人左右，到2030年时中国基督教徒的总数将超过2.47亿人，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杨教授的言论遭到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回应，前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杨凤岗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他预测的数字显然存在夸大。预测中国未来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

从以上当局的言论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于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由于中共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视，天生就与基督教敌对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将矛头对准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共识。

在这样的预谋下，浙江及温州的基督教（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挂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会）似乎已经成为全国打压基督教的试点。浙江各地近年来基督教发展非常迅速、一间间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也是中国基督教最为复兴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排头兵。打击浙江及温州，就可起到强烈的“斩首”效应。而打压的方式，不是1920年代中共在野时那样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违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开始的“三改一拆”运动，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消灭基督教重要标志十字架的方式，达到对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

在“三改一拆”运动进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发众多有关拆移宗教建筑的文件，将拆除违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建筑列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灭十字架灯、掩盖十字架等）的众多指令。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

5月2日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准，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各级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三改一拆”的名义，行打压基督教之实；籍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实施打压基督教影响力、控制基督教发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可见，从目的性、计划性、预谋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压基督教的运动，的确与1920年代中共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的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相似性还在于它们都是直接、全面地针对基督教及其文化而来，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经不分三自会、家庭教会了，而且把目标直接定为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共青团的煽动下，上海学生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称基督教充当各国资本家经济掠夺的先锋和走狗，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着开展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被捣毁设施、宣教士被围攻。在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所向披靡的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占教堂、赶走牧师， 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成为驻军之所的现象。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非基运动后，1928年降至3,150人。

与非基督教运动类似，2014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十字架过意不去。在浙江各地，无论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的十字架，很多已经被拆除，没有被拆除的也被遮盖或者熄灯。估计已经有近百个十字架被所谓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在标志，专门针对十字架的迫害，在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似乎发生过，此暴行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次运动就是以打压迫害基督教为目的的。

2014年迫害基督教运动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迫害对象不分三自会和家庭教会，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压；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肃。淘宝网上基督教书籍被停止交易，三自会的圣经据说暂停印刷，上海、浙江一些公职人员正在被进行宗教信仰调查，所有共产党员被要求填写不信教承诺书。该承诺书表示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在信仰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有其他宗教信仰。经过调查后，可能对公职人员基督徒有更大规模的迫害。

根据对华援助新闻网《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单》，截至5月18日，浙江、温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属建筑、十字架被拆或被覆盖，初步统计有六十多处（还有很多无法统计）。这里面包括三江堂在内的大部分教堂是三自会名下的教堂及十字架。为什么三自会名下的教堂也要被打压呢？

众所周知，三自会是政府教会、体制内教会，政府一向扶持、袒护三自会，甚至联手三自会打压体制外的家庭教会。但这次政府首先大开杀戒、杀鸡儆猴的却是三自会，这让人们震惊和不解。其实三自会尽管是体制内教会，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层三自会和三自教堂里面的信众，不凡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镇压基督教，也必然先从显眼的三自会开始。这也揭示了2014年开始的打压基督教运动，已经不再是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了，问题已经是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整个基督教的矛盾问题。打压家庭教会，原因是家庭教会是非法社团；但打压三自会，的确是冲着基督教而来的。这个状况有点象文化大革命中消灭基督教时期，当时不仅三自会，连宗教局、统战部都被消灭殆尽了。

2014年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也的确引起了三自会内部的震动和反抗，三自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看明白这次是冲着整个基督教而来的，再不奋起抵抗，可能三自会、整个统战系统都没有了。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金陵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在强拆开始之初，就写文章《从现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强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采用急于求成、强硬解决的手段，不符合现代管理的原则和智慧，势必造成内伤，有损党政形象，有损党群感情，有损社会稳定，得不偿失，是个失败的施政例子”。温州鹿城区两会也发布宣言若强拆继续，退出三自。

更加罕见的是，5月12日，中国官办教会总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对最近发生的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发布声明，在《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一文中，两会对并不违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达了不满：“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两会对强拆十架的不满反应出体制内宗教部门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国基督教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实际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门内部的分裂。是要维护自己群众基础和自身存在价值的三自会成员，与彻底反基督教的官员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两会如果这次不为信众说话，就会失去信众基础，而且两会已经感到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两会、统战部都给端了——自身难保，这也是统战部下三自会体系最不愿看到的。

可见，从三自会内部罕见的反抗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直接说明了这次运动不分体制内外、专门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质。这点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运动非常相似。
当然，由于时代和共产党执政掌权的阶段不同，当今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当局没有调动媒体进行如同对待法轮功式的舆论轰炸、还没有动员御用文人和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权机关外，也没有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发动大学生、学者名流进行反基督教活动。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发动和组织1920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政党是同一个政党，它随时有可能将眼下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地域和深度广度上扩大。

当下，从浙江温州开始的以拆移十字架、拆毁教堂、关闭聚会点、抓捕教会带领人等为特征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在全国蔓延。基督徒一定要奋起抗争，再不抗争，结局就是默默地等死。正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清党，扫除共产党及激进派而偃旗息鼓一样，对付眼前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也要中国基督徒及民众拿出非暴力抗争的勇气，与邪恶力量不惜一战，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对基督教愈来愈严重的打压、迫害和侮辱。愿上帝制止恶魔在中国的暴行，愿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014年5月28日

从维稳到反恐、从维权到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5周年

郭宝胜   中国时政、宗教事务评论人士 

25年前的六四，中共开了在非战争年代用暴力镇压民众和平抗议的先河；25年后的今天，暴力镇压依然是当局对付依法维权、和平抗议者的主要思维和手段。今年以来，“反恐”一词已经取代“维稳”成为中共当局对付民间的主旋律，除了新疆，中国内地各地街头出现大量荷枪实弹的武警、特警，各地都在集中进行大规模的“反恐”演练，而假想敌居然是上访民众；当局也在各地鼓励警察佩枪并及时开枪，既是滥杀无辜，也以“走火”了事。显然，在当今中共当局眼中，恐怖分子已经不止是新疆的“三股势力”，而被扩大为所有以前的维稳对象。

刀具火柴购买成为实名制；餐厅聚餐、在家讨论成为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社科院学者、大学教授成为了恐怖分子；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成为颠覆分子；而到政府机关前上访、抗议的民众，随时有可能以反恐的名义就地正法。。。。。。反恐的全国化，使所有目前进行维权、和平抗议的民众，都有可能被当做恐怖分子直接剥夺生命。25年前六四的一幕，再一次真真实实地临到国人面前。

种种迹象表明，反恐模式开始超越维稳模式。维稳基本上还在行政和司法内解决问题，但反恐已经上升到军事手段。反恐模式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真刀真枪的军事宣战、大规模的战争威胁。中共目前推广的反恐模式其实是一种战争模式，一切对政权稍有意见者都是敌对势力，都要格杀勿论。在战争模式下，现有法律和程序被抛弃，用军事方法和手段歼灭敌人、消灭敌对势力成为最强音、主旋律。

维权律师滕彪近来根据自2013年3月抓捕“西单四君子”开始到今天，已经有200多位维权人士被捕的事实，得出了中共已经从“维稳模式”转变为“扫荡模式”的结论，他指出：“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有组织化色彩的等等，现在则有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之势。活跃的、有影响的、有行动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单内。。。。。。原来主要以惩罚个别越线者为目标，维持维稳力量的优势，现在同时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滕彪博士总结的扫荡模式，其实也是反恐模式，因为无论是扫荡还是反恐，都是不要法律的军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统治者已经不顾法律、对他们稍有威胁者就采用一切手段镇压之。只要认为你是恐怖分子，超强超狠的一切手段都可采取。在反恐或扫荡中，镇压的力度、强度和手段全面升级，肆意逮捕、任意开枪、滥施暴虐、暴力正常化。

反恐模式并不是终止维稳模式，而是强化维稳模式，是维稳模式的扩大化、暴力化。反恐的目的，还是要维护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是以反恐带动维稳、以反恐无限度地强化维稳。这一切背后的统治逻辑，近的在25年前的六四就已实施，远的自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就以此为圭臬。

中共已从维稳模式转向反恐模式，而民间反抗力量如何应对呢？这个问题在六四25周年之际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维稳所面对的是维权，而维权基本上是以现有体制为依托，以个案为出发点，通过访民、维权律师、海内外媒体、学者及体制内良知人士的上访、司法诉讼、社会舆论甚至游行示威等，来维护诸多个案的公义和公正。近年来维权模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博士在其《新公民——我们的2012》《公民维权手册》等文章中表达了新公民运动的方法论，那就是在现有法律和体制框架内、不是坐等官方自我改革和赐予公民权利，而是公民们主动地联合起来争取各项权利。许志永在《我的公民理想》中写到：“我……尊重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毕竟社会变革需要稳定的秩序……努力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公民，享有宪法列举的那些普世的权利，我们以理性建设性方式推动社会进步……我会努力倡导自由、公义、爱的理念，希望大家遵循温和理性的立场，并尽可能考虑做事情的可行性，在宪法法律框架下行动”。可见，这不是一条彻底颠覆现有体制的道路，而是一条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争取公民的普世权利，从而逐步改变更新社会的道路。随着反恐模式的开始，这条道路越来越难行了。

另外，中国民众的维权斗争也使中共非常头痛，使中共的维稳工作越维越不稳。在这种状况下，中共当局开始了超越利用现有体制和法律的维稳模式，而采取军事化的反恐模式。反恐模式使中共当局收一时之效，但也使中国民众更加明白跟中共当局讲理、讲法、讲人道的道路似乎开始到了尽头。

所以当中共当局从维稳模式进入反恐模式，民间也有必要以革命模式来提升维权模式。革命，是不依托于旧体制，而以暴力或非暴力方法终止旧体制的社会运动。当维权律师通过法律不仅解决不了个案甚至自己也被抓捕进去的时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攻占公检法机关甚至监狱看守所的社会运动，也许能匡扶正义；当呼吁明君贤臣进行改良改革的希望彻底破产后，发动大规模社会运动，以“民变”促“兵变”，也许真正能实现社会的转型；当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的一个个非暴力项目被中共瓦解，而中共当局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和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也许中国民间的军事斗争开始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反恐模式的开始，使整个中国实际上被置于战争状态，我们已经活在中共当局军事敌对人民的战争年代。无论我们多么的“非暴力”和“没有敌人”，中共当局早已把对它的一切抗议者、不满者视为敌对势力（这个非法律的词语当局从来没有中断过使用），甚至视为军事上的敌人，非要彻底歼灭才肯罢休。1989年六四，由于当局动用野战军对付人民，自此我们实际已经在战争状态中了。我们早就应该进行超越体制的革命行动，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抵抗军事战争的斗争。

维权就很艰难，更何况革命？没有更多资源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何谈革命？实际上革命并不是否定维权，而是以革命来带动维权，以维权来促进革命，维权事件应该成为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详见本人所著的《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 搜网即得）。当下能够利用体制的维权案例，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维权者在新形势下一定要具有革命意识，要以革命作为维权的超越目的。而且我们要坚信，当中共以军事化的反恐开始全国性地对待民众时，并以军事手段在国际社会寻衅滋事时，民众自身的革命意识和国际社会对民众革命的支持，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六四，在25年前以中共的军事、暴力血腥镇压而给中国人留下惨痛的记忆，25年后的今天，中共的反恐模式——新的军事镇压手段在六四25周年之际又露出了狰狞面目。面对这个变数，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形成革命的共识，并在海内外研讨这个共识、宣传推广这个共识，并达成众多可操作性的方案和方法，也许这些是对六四25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

201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