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教协会”是践踏宗教自由的工具

郭宝胜

最近以来，一个叫“中国反邪教协会”的组织引起海内外华人基督教界的强烈愤慨。台北召会及台湾基督教界部分人士、福建地方召会、北美召会、中国福音会研究人员等基督教界人士，都对中国反邪教协会于6月3日颁布的所谓邪教名单表达了反对意见。中国反邪教协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为什么中共当局要叫它出面颁布邪教名单呢？如何应对中国反邪教协会践踏宗教自由的各种行为呢？

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于2000年11月，由所谓中国科技界、社科界、医学界、法律界、宗教界和新闻界等著名人士组成。这些人有庄逢甘、龚育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王渝生等依附于中共当局的社会名流。该协会自命是“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法律尊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会团体。实际上，该协会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1999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运动鸣锣开道、提供学术和宣传等的支持。短短10来年，它在全国几乎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大中型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不仅法轮功，它成立之后，也对与基督教有联系的信仰团体和众多基督教教派，以邪教之名进行攻击，并积极协助当局践踏宗教信仰自由。

举国关注的山东招远“5 28”惨案发生后，6月3日，该协会突然发布20种邪教名单，并对主要的11种所谓活跃邪教进行了详细说明。为什么官方在公布公安部、国务院等公布的14种邪教名单之后，又要由反邪教协会公布这份名单呢？由公安部或其他政权机关颁布名单不是更有法律效果吗？一个协会只是民间机构没有法律效力，由它来发布有何原因和意图呢？

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从《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协会秘书长李安平的文字中得知，根据《环球时报》文章，李安平说：“官方此前从未正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至于早前发布的14种邪教名单，只不过是“来自公检法部门在历年打击行动中使用的手册，用于内部参考”。而这个最新的20种邪教名单，是“由协会内来自科技界、法律界、宗教界的反邪教人士共同制定，20个组织都是当前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见环球时报《反邪教协会批驳中国打击邪教干涉宗教自由说法》文章）

以上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已经开始矢口否认它曾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所谓的14种邪教名单只不过是内部参考的行动手册。从这一否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对自己颁布邪教名单有所忌讳。究其缘由，这是为了避开政权裁判宗教、政权掌控宗教的嫌疑。而由表面上是民间协会的反邪教协会发布，似乎可以让当局避开由政权来裁定宗教正邪而带来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嫌疑，封住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干涉宗教的指斥和批评。当然，这也说明中共政权开始意识到由政权来宣布一个邪教名单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是非常不妥甚至荒唐的。

由反邪教协会来说“官方此前从未正式发布过邪教组织名单”，这显然是为中共政权的政控制教行为在洗白，由“民间协会”来认定邪教名单，似乎符合宗教正邪问题不由国家政府，而应由宗教界、宗教和教派之间来界定的国际惯例和普世规则。中共当局费尽心机成立反邪教协会，并由它来发布名单，主要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反邪教协会显然不是民间协会，在中共严密管制社会团体的今天，类似反邪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一定是中共完全操控的工具（法轮功媒体报道其记者费力查询北京各部门，都找不到这个协会的电话和人员），而所谓最新的20种邪教名单，无疑也是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可见，中国反邪教协会及其名单，实际上是中共当局玩弄世人和蒙蔽西方国家的新花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国家自17世纪奠定现代国家以来，就确立了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事务、宗教事务由宗教界自己裁判的原则。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 洛克在其书《论宗教宽容》中指出了政府官长无权干涉宗教事务的三个原因：

一．谁也没有责成官长比他人更多地掌管灵魂的事。

二．掌管灵魂的事不可能属于民事官长，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外部力量，而纯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则存在于心灵内部的信仰。

三．灵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属于官长掌管，因为即令法律和刑罚的威力能够说服和改变人的思想，却全然无助于拯救灵魂。（见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宗教宽容》一书）

2014年5月14日由中美等国宗教学者、牧师、律师在普度大学发布的《宗教自由普度共识》的第4条、第5条也指出： “宗教自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范围的一种限制，即国家不能判断任何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在教义和道德上的对错和正邪，更不能以此作为处罚公民的依据”。“宗教自由意味着国家无权或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合法宗教’与‘封建迷信’、‘正教’与‘邪教’或‘正统’与‘极端’之间进行区分和判断”。

以上可见，作为地球村的普世价值，政权无权界定宗教之正邪。在举世共识前自知理亏的中共当局明白政府赤裸裸地宣布邪教名单并进行镇压肯定会遭致全世界反对，所以它才老谋深算地成立反邪教协会并公布所谓邪教名单。其实这一举动无非是它践踏宗教自由、敌对普世价值的新花样而已。

如何应对中国反邪教协会公布所谓邪教名单及其他践踏宗教自由的各种行为呢？首先，在所谓邪教名单中涉及到的所有宗教团体，都应该发布声明，指明自己不是当局认定的邪教。自反邪教协会名单公布后，除其他宗教外，基督教界已经有众多教派发布声明：

一. 6月10日台湾台北市召会通过媒体对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将召会视为“邪教”之一“呼喊派”的错误与印象提出三点声明，指出“地方召会”绝对不是“呼喊派”，无任何资料显示李常受在1962年成立过“呼喊派”。

二．6月16日，中国福州地区众地方召会代表林子隆、陈立、李美全、陈信光等信徒，通过属灵人网发布声明，对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地方召会”是“邪教”提出严正抗议，称这一指控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6月23日，台北灵粮堂牧师周神助牧师等台湾基督教主要教会领袖齐聚一堂，就“地方召会”和“台湾福音书房”日前遭受中国反邪教协会不当指控为“呼喊派”，发出反对声音，共同发表对召会的支持，并声明要到北京去申诉。

四．北美众召会声明自己并非中国官方及其中国反邪教协会指控的邪教，北美众召会于6 月22日，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区周末发行的《世界周刊》刊登两页的通启，抗议反邪教协会的错误指控、证明自己的清白。

五．中国福音会在其内部通信中指出，被中国反邪教协会列为11种活跃邪教的全范围教会和反邪教协会的邪教名单中涉及的华南教会，均不是邪教。全范围教会又名重生派(B.A.M.)，由徐永泽创立于1968年。重生派是一个以河南省为基地的家庭教会网路，成员有数百万之多。著名家庭教会传道人李天恩、中国福音会牧师赵天恩、知名中国农村教会史专家张义南等认为重生派不是异端，只是某些地区某些同工在教导方面有所偏差。而华南教会的信条——“华南教会十三条”都是历代正统教会传留古老的信仰内容，华南教会也是正统的基督教教派。

当然，发布声明要作到完美的话，在声明中最好不仅要为自己教派捍卫宗教自由权利，也应该为其他被反邪教协会定为邪教的教派捍卫法律权利；不仅要将反对的矛头指向中国反邪教协会，也应该指向幕后的真正元凶——中共当局。如此的声明，才算是比较完美的声明。

除了发声明外，也应该组织众多非暴力抗争活动，如到中国驻各国领事馆前游行、示威、静坐等，还可以组织论坛、研讨会，就此一话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扩大影响。也可以主动要求中国当局的宗教、统战或其他部门官员进行对话，甚至直接到北京，进行上访和申诉。

总之，中国反邪教协会是中共操控的、欺骗全世界的、践踏宗教自由的工具而已，对其的种种恶行，基督教界不应该沉默。切实采取行动，对邪恶者说不，应该是神的儿女的本色。而邪恶者在整个基督教界的抗争下，肯定会原形毕露、一败涂地。这正如圣经 哥林多后书11:14-15：“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正教和所谓“邪教”的法律权利都要维护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中国政府继山东招远“5 28”惨案后，不仅认定此案为全能神邪教所为，展开全国性的打压全能神运动，而且在6月3日，连续公布两份邪教名单，将打压全能神运动扩展到更多的宗教和基督教教派之中。这两份名单，第一份是以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十四种所谓邪教，第二份名单是以中国反邪教协会颁布的20多种邪教名单。两份名单公布后，在海内外宗教界、基督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信仰团体发布声明、阐明立场。如法轮功团体指责反邪教协会名单的非法性；台湾台北召会、福州地区众地方召会都发布声明，严正要求中国反邪教协会就非法指控地方召会是“邪教”进行更正道歉；赵天恩牧师创办的中国福音会，也有成员就“三化异像”（中国福音会、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被指控为邪教理念提出反对；更多的中国内地的基督徒在网上发声，指出只有扶持而不是打压正教，才能遏制邪教。

如何看待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对这两份名单的各种反应呢？基督教各教派如何对待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邪教的如“全能神”等宗教团体呢？如何在当局新的打压邪教运动中，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为其他信仰团体说公道话呢？什么是邪教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呢？

首先，在中国政府罔顾政教分立、政权无权干涉宗教事务的普世原则，悍然由政府公布和打压所谓邪教的目前局面下，地方召会和其他一些信仰团体勇敢地表白自己不是国家法律意义上的邪教，也不是宗教界认定的邪教，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阐明自己信仰、维护自己信仰权利和地位的必要方式，其他被公安部等政府部门和被政府操纵的伪民间组织——反邪教协会所认定为“邪教”的各信仰团体，都应该站出来辨别、告白自己，向世人宣告自己绝不是中国政府法律意义上的邪教。

其次，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才颁布邪教名单，这是与现代政治文明完全悖逆的举动，国家无权界定宗教的正邪、国家没有邪教罪，这已经是当代法治国家的共识。当局近日颁布的两份名单，不仅是反法治、反文明、反普世价值的，而且在宗教界也毫无参考价值。中国各宗教、教派绝不要以这两份名单来判别、界定其他宗教和教派的正邪，在指出政府无权定自己教派为邪教的同时，也不要认同政府将其他信仰团体定为邪教的举动。如果认同政府定其他宗教团体为邪教，那等于默认了政府的滥权。而政府滥权的灾难会很快临到自己头上。

我们看到，无论是台北还是福建地方召会，在声明自己不是中国官方及其反邪教协会所认定的邪教的时候，都要在声明前写明支持政府打击邪教全能神。如福建召会的声明写到：“2014年5月28日，山东省招远市发生“全能神”邪教分子殴打无辜群众致死事件，我们代表福州地区地方召会表示强烈谴责，并支持政府依法打击邪教的举措“。如台北召会的声明：“‘地方召会’支持政府依法取缔邪教行动，包括取缔呼喊派及其衍生变异之扰乱社会秩序的邪教团体”。这样一种声明措辞是欠妥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没有权力去界定任何宗教和教派是邪教，所以它定“全能神”等是邪教的作法也是非常荒唐的，它以邪教的名义打压“全能神”也是非常野蛮的。全能神信徒犯杀人罪的，就以杀人罪来处理，没必要以邪教罪来处理。鉴于没有任何法律和政府意义上的邪教概念，所以两个召会的声明中，认同政府以邪教罪来打压其他宗教团体，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引火上身、苦害自己。

台北召会自身的近期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台北召会受亲共亲三自的欧阳家立等人影响，近年来积极与中国三自会发展关系，积极参与举办统战意味十足的“两岸基督教论坛”，并积极在全台湾开展抵制和打击“全能神”等中共认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台北市召会还费财费力赞助支持“台湾基督徒信仰研究学会”的成立，这个组织就是来反对和抵制中共认定的邪教的。但是如此的卖力，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吃力不讨好，自己却被列入了中共当局最新的邪教名单中。实际上这一结局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默认、赞同甚至支持中共政权有认定和打击邪教的权柄，那么滥权者完全有可能肆意妄为、坑害一切宗教信仰团体。

因此，在台北、福建地方召会的声明中，不应该赞同中国政府认定任何宗教团体为邪教的举动，更不应该对当局所谓的“邪教”的宗教自由法律权利被践踏的局面无动于衷；相反地，在声明中应该指出，中国政府绝没有权力去界定任何一个宗教和教派是邪教，政教应分立，政府无权染指宗教事务，更不该有邪教罪。

另一方面，当局两个邪教名单公布出来后，不少宗教团体以第一个名单中没有自己，而第二个名单中有自己非常困惑，并认为第二个名单是由民间协会制定的，所以没有法律效力，言下之意，似乎第一个名单有法律效力。实际上这也是间接承认中共政权有宗教权柄、政府可以判定宗教正邪，所以也是不对的。

的确，如法轮功、全能神、地方召会等宗教团体并没有出现在由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等颁布的14种邪教名单中，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共当局认定邪教的随意性。只要当局安全部门认定某个宗教团体对其有一定威胁，它就可以随意来定为邪教，并开始打压。例如中功，在这两次的名单中都没有，但当局早就将中功当做邪教来对待。又例如中共对待很多家庭教会，都以邪教来对待，有维权律师亲自看到某地区公安部门绘制的邪教分布图中，几乎所有的家庭教会都被列为邪教之中。

不仅中共操控的中国反邪教协会（它在宗教界也毫无公信力）公布的所谓邪教名单是反现代文明、反法治、反人权的产物，就是公安部等公布的14种邪教名单，也是政权专制、独裁、政干涉教的产物，两个名单都不能作为宗教间、教派之间判断正邪、异端或极端的依据。宗教和教派的正邪、极端与异端问题，只能交给宗教之间、教派之间，通过文明、沟通、辨别的方式，来最终确定。就是被宗教间、教派间由具有公信力的方式认定的邪教、异端、极端，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要保护他们的法律权利，他们同样有保持自己信仰、传教、敬拜的自由。

政教分立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宗教教派也不能依靠政治权力来扶持自己，更不应该依靠政治权力来打压其他宗教或教派。就是宗教界公认的正教，也绝不能依靠国家政权、政府权力来打压宗教内部公认的异端、极端或邪教。例如在美国，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等都被大多数基督教派公认为异端，但他们同样在美国享有法律赋予的信仰自由权利。大多数基督教派，也只是在讲道、训导中向会众指明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等教义违背圣经，是异端，但绝没有依赖警察、法院等政府权力机构，来拦阻、排斥甚至打压异端。

所以，作为宗教团体，不能苟同政府颁布邪教名单的权力；也不能看到14种名单没有自己名字，就暗自高兴、甚至幸灾乐祸，继而与政府联手，打压名单上的所谓“邪教”。而当政府名单中出现宗教界公认的“异端”“极端”时，也不要附和政府、依靠政府力量来遏制和打压宗教界公认的异端或极端。

总之，作为政府，无权判定宗教的正邪、更无权颁布所谓的邪教名单。作为宗教团体，要明白宗教之正邪只是宗教内部的事务，政府的任何名单和界定，都不能作为判定宗教团体的依据。宗教团体也不应该依靠、借助政治权力，来打压和遏制宗教界内部认定的异端、极端或邪教。宗教团体如果认同政治权力有界定宗教正邪并实施打击的权柄，那么不仅违背现代文明，而且最终会祸及自身。对一个在宗教界滥权、越权的政权，如果人们对它稍有姑息，它肯定会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就连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这些举世公认、宗教界认可的正教，在一些当局培植的“五毛”论坛上，已经被污蔑为邪教了，更何况其他的新兴宗教和少数人的宗教团体呢？所以，高度警惕中共当局以“邪教”名义打压诸宗教、诸教派的运动，共同维护诸宗教和诸教派、甚至被当局认定的诸多所谓“邪教”的法律权利，实在是当前中国宗教界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

2014年6月17日

中国基督教的受压及其为信仰维权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m0615panel-06162014114925.html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m0615panel-06162014114925.html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郭宝胜  牧师，美国

一、浙江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及其后续发展

1、事件缘起及其过程

2014年4月28日整整一天，中国政府对温州市雄伟高大的三江教堂强行拆除、夷为平地。

2、与类似历史事件的比较

关于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毁事件

二、事件背景：一场以温州为试点的全国性的基督教逼迫已经开始

种种迹象表明，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教会被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逼迫正在全浙江省蔓延，更有迹象表明，此一逼迫的决策并非止于浙江省，而是北京共产党中央有意展开的对基督教的新一轮全国性逼迫。

1）  事件过程

2）  何谓“七必拆”？

一是未经审批登记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必拆；

二是对依法登记活动场所未经审批搭建的违章建筑及规划审批超面积部分必拆；

三是违法违规占用农耕地的小庙小庵必拆；

四是影响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五是严重影响村庄规划或美丽乡村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六是交通干线两侧的小庙小庵必拆；

七是借教敛财的小庙小庵等非法活动场所必拆。

三、浙江的地方行为还是全国性部署？

温州的示范作用：

1）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信仰特区”“信仰飞地”和“信仰租界”。

2）在全国施行的试点与先声

去年 中央政府有一文件精神，要特别遏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由此浙江省政府发出特别文件， 要求各地市和县乡采取具体措施，开展‘三改一拆’行动，刻意把宗教建筑列为违法建筑，尤其是基督教堂”。

3）训练酷吏——  “ 要培养狮子型领导”

4）其他省份的情況

四、事件本质：移除十字架是阻止基督信仰的公开化、主流化

1） 当無信仰的暴力集團遇到信仰者

何以恐懼？

中共自從喪失信仰後，對信仰群體的恐懼

浙江一位信徒称，他们从官方的内部文件看到，这不是简单的强拆事件，而是针对基督徒的一个有步骤的计划。在中共文件里非常明确。特别提到在十字架背后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对意识形态掌控的问题”。

中国（廣義）基督教的發展壯大概況

2）北京意欲何为？挑起反基“聖戰”？

初期基督教发展歷史的启示

無信仰的世俗政權鎮壓信仰者的一般規律及後果

殉教者的力量

五、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

六、基督徒，何以维权抗争？

温州基督徒的抗争也引来不少基督徒的非议，基督徒仅仅祷告就行了，用得着采取行动为公义抗争吗？

在基督徒的非暴力抗争方面，加拿大和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走在中国教会的前面。

七、.强拆事件中的基督徒信仰维权及被捕人员

他们将留在基督教史

三江將留在史册上——成為供瞻仰的聖地

如果这不是犹大，那谁是犹大？！

郭宝胜

最近，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准备辣手搞垮立法院王金平院长时，说了一句全台湾民众记忆犹新的话：“如果这不是关说，那什么是关说？！”套用这句名言，我们可以针对台湾新北市基督教召会负责人、中共在台湾基督教界的代理人欧阳家立，进行质问——如果这不是卖主求荣的犹大，那谁是犹大？！

台湾召会是近代中国基督教著名领袖倪柝声的门徒李常受在台湾创立的教派，这个教派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当局划在“呼喊派”邪教之中。该教派主要经典《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李常受文集》都被定为邪教作品，该教派的中国教徒长期以来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至今也没有减轻。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该教派的台湾主要负责人欧阳家立，却对召会被中共定为邪教、召会信众在大陆受到迫害的事实于不顾，与施害者握手言欢、与狼共舞，甚至助纣为虐，积极充当中共当局在台湾基督教界的代理人，竭力执行中共统战部、宗教局在台政治任务。其所言所行，不仅违背召会的信仰准则，而且毫无最起码的基督徒良知，根本不知自己信基督还是信魔鬼、不知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还是共产党党员，说他是台奸和犹大，一点也不为过。

近年来，欧阳家立频繁去北京中共统战部、宗教局报到，与中共宗教当局究竟谈些什么，虽然不为外人所知，但我们可从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言行中，看出他们无非是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卖主求荣。

首先，欧阳家立一再否认召会在中国大陆被定为“邪教”受迫害的事实，为逼迫自己肢体的魔鬼助力。欧阳家立一再宣称两岸基督教的和谐、“两岸一家亲”，至于自己所属的召会，被定为呼喊派邪教的事实，他一会儿装作不知，一会儿又说“召会”不是呼喊派。众所周知，召会源于倪柝声弟兄（Watchman Nee）在福州创立的中国原创教会，1949年倪柝声为了教会免于全军覆没，派门徒李常受到台湾宣教，李在台湾和北美发展迅速，成为召会。

1983年，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及宗教局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处理所谓“呼喊派”问题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执行。该报告认定“呼喊派”是流亡到国外的反动分子李常受制造，并渗透到国内，与基督教“小群”的一部分相结合发展起来的。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公通字[2005]39号）。通知中的邪教共14种，其中“呼喊派”被列为首位。

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抓捕“呼喊派”邪教组织52人。之后，叶县法院一审判决韩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被判3年到7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一审判决书（2012叶刑初字第203号）中，白纸黑字写着：“经平顶山市国内安全保卫和反恐怖支队认定，《晨兴圣言》、《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属于‘呼喊派’邪教组织宣传书籍”。作为有良知的台湾召会长老，在中共政权还没有解除对召会及其书籍的污蔑和定罪时，就不宜与大陆官方教会接触，就是有接触，也应为召会辩护和申诉。但欧阳家立这样做了吗？他不仅不替受苦的肢体说话，反而与迫害召会的专制者们握手言欢。

其次，欧阳家立公然认为三自会是召会的理想模型。在国度网络电视台专访欧阳家立长老一段题为《尊重大陆三自原则、盼在主内合一连结》的视频中，欧阳说：
“相对于大陆教会，台湾及其他地区华人教会宗派林立，而大陆后宗派时期，他们盼望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是合乎圣经启示的。。。。。。奇妙的是，彷彿是神许可大陆以政治的手段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手段来达到每一地区一个教会。当海外华人教会进入大陆宣教时，希望恢复宗派，或在当地建立其宗派的支会，往往会吃闭门羹或被列入不受欢迎者，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宗教管理政策的陌生，甚至对他们的三自爱国运动持负面的看法，事实上是有历史因素的，台湾教会需要尊重他们的三自原则，明白大陆教会是基于基督的救赎、圣经、圣徒相通等因素上、跳开敏锐的话题进入融和”。可见，欧阳歪曲事实、丧失理智，胡说三自教会实现了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倪柝声、李常受等人的核心教义、伟大理想，这样看来，台湾召会赶快加入三自会得了！

再次，欧阳家立污蔑家庭教会是不合法、没有注册的教会，家庭教会应该与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国度网络电视台的同一专访中，欧阳家立说：“让大陆家庭里聚会的弟兄姊妹理解大陆已进入法治化、依法治国的时代，要建立守法的观念。在家里聚会，13.6亿人真的很难管理”。难道家庭教会的不合法状态是家庭教会自己愿意的吗？究竟是谁将家庭教会处于非法化的状态的呢？北京守望教会，是第一个主动去政府社团注册部门注册的家庭教会，但却不仅吃了闭门羹，而且从此处于逼迫受害当中。不让家庭教会合法化，是当局的政策，欧阳家立不仅不指斥当局，反而批判受害者，天理何在？

最后，欧阳家立充当中共当局在台宗教政策的执行者、成为中共在台湾基督教界的代理人。欧阳家立的教派在大陆被定为邪教，但他却积极地执行中共在台宗教政策，在台湾全地累次召开会议、打压被中国公安部定为邪教的某个新兴宗教团体。据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4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会见了所谓的“2013年台湾基督教教牧参访团”25人。会见交流中，蒋坚永副局长对台湾基督教界各宗派发表联合声明抵制邪教“全能神”的正义之举表示赞赏。通过一些文件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宗教局2013年台湾主要任务，一是举办两岸基督教论坛，一是打压“全能神”。欧阳家立既是两岸基督教论坛最积极的组织者，也是打压“全能神”最卖力的，他无疑是中共在台宗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雅各书1：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欧阳家立被谎之人的父——魔鬼所引诱，为了一己之私利，悍然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教派的主内肢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公义、慈爱和充满怜悯的上帝前面，迷途知返、幡然悔悟，应该为时未晚。

首届宗教自由研讨会共识

郭宝胜

   宗教自由的呼吁是因为宗教不自由的现状提出来的。中共自建政以来对宗教自由践踏的罪行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1952年中共赶走了3000多名在大陆的海外宣教士，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拆毁了所有的道观、寺庙、清真寺、教堂、犹太教会堂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宗教开始复兴，但打压也随之而来。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和逼迫，1999年开始，法轮功信徒遭受中共惨绝人寰的逼迫，2008年西藏发生了314屠杀藏族同胞事件、2009年新疆发生了75屠杀维吾尔同胞事件，2009年以来北京的守望、上海的万邦和四川的秋雨之福、山西临汾、朔州等基督教家庭教会遭受了严重迫害，有的教会牧者被判刑劳改。打压宗教自由作为中共国策最近愈演愈烈，今年1月底，北京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抑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使西藏彻底世俗化，以便和达赖喇嘛争夺群众。同时，北京透露将在年内举行新疆工作座谈会，以解决新疆长治久安的问题，无非是彻底铲除维族人要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的呼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各个信仰团体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和认识、为抗议中共对各信仰团体的迫害、为伸张人类共有的信仰自由权利，也为研讨各信仰团体在新形势下如何联合和团结，基督徒公义联盟于1月31日在湾区召开首届宗教自由研讨会，其中有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法轮功学员、台湾基督教会信徒、天主教徒、新疆穆斯林、西藏喇嘛教徒等中国受迫害的信徒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宗教自由问题。
 
   我们认为: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是一个人确定自已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权利，它甚至先于人的生存权和言论权，对于信徒来说，宁可肉体死亡也不会更改他的信仰；信仰可以不通过言论而保持心灵和灵魂的自由，所以信仰自由先于言论自由。对于信徒来说，信仰是有关神、上帝和造物主的认知权利，因此这是一种先于人与世界的受造、存在的权利，具有无比的神圣性。
 
   正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宗教自由能有效地限制专制政权，颠覆任何专制统治虚构的神圣性。宗教自由的拓展就是民主、自由的拓展。
 
   宗教自由也是使其他一切自由成为可能的自由。人类的思想自由是从信仰自由自然衍生的，而出版自由是从圣经等宗教经典的自由出版开始的；人类的集会自由也是从宗教崇拜活动的自由开始的。而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言论自由等政治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首。宗教自由一定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宗教性问题：中国宛如欧洲的中世纪，被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者们所把持。共产宗教党以一家之教禁锢国人的肉体与灵魂，不容其他信仰进入人的心灵，对各种宗教信仰摧残打压、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而宗教之正邪，竟然由中共公安部的一纸通知来决定，中共规定14种邪教之荒谬行为，直接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之原则。
 
   政教分立是现代社会基本原则。政权只拥有属世的权柄，它没有干预神灵和冒充神灵的资格。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实际上还处在中世纪的光景中。象伊朗、北韩、中国这样的国家，实际完全没有现代化，信仰、政治领域现在还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另外，新加坡虽然是一党专制，但它是个政治现代化国家，这因为它宗教信仰高度自由、政权很少干预宗教事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中共把马列主义作为国教，以此控制打压其他宗教信仰，它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一样的，审判灵魂、给灵魂定罪、并运用政治权力实施残害。
 
   台湾、新疆、西藏、法轮功、天主教、基督教家庭教会等问题无不与宗教自由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台湾长老教会无法到大陆宣教，法轮功信徒被禁止有自己的信仰，而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儒道等传统宗教等只允许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基督教会的元首理应是基督，但是在政府教会元首就是党的领袖；天主教会被禁止与梵蒂冈有任何联系，这是与他们的信仰直接冲突的；喇嘛教徒被禁止供奉他们绝对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也是跟他们的信仰水火不容的；而穆斯林的宗教民族性大受摧残，很多维吾尔人为了当国家干部不得不放弃祖宗所信的信仰。
 
   我们认同各种宗教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只有在宗教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汰。我们应该确认：信仰的内容我们可以保持不同，但在信仰权利这个政治权利上应该保持一致。各种信仰团体应该联起手来，互不歧视、互相协助，共同争取人权和民主。我们要认识到中共专制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只要专制存在一天，任何信仰也得不到自由。中共不会单单给与西藏人自由、而不给予新疆人自由，它也不会单单给予基督教自由而不给法轮功自由，也就是说，其他信仰的自由是与每一个信仰的自由息息相关的。我们拒绝那种各种信仰之间在政治层面互相排斥的现象，恰恰相反，正是我们都拥有信仰权利，故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联起手来。民族的大团结、各信仰权利的彰显，要在与中共抗争的过程中真正实现。
 
   最后，我们再次抗议中共对各信仰团体的迫害、呼吁海内外各信仰团体在新形势下联合和团结起来，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而作出不竭的努力。
 
   2010年1月31日

警惕以“邪教”名义大规模迫害基督教

   郭宝胜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普世价值，国家政府不能界定宗教的正邪、国家不能出台邪教罪，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共识。早在1688年，英国《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但中共政权基于其政教合一的本性、谋求宗教领域和属灵界的霸权，所以一直与国家不得设立邪教罪的此一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并在中国刑法300条中设立邪教罪，还多次公布邪教名单。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当局有意通过打压所谓的邪教“全能神”，来进一步加强对地下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的迫害。

众所周知，自今年以来，当局以温州、浙江为试点，以拆除教堂、拆移十架、关闭聚会点为特征，正在开展全国性地对基督教（无论三自会还是家庭教会）的迫害。全国教会大有风声鹤唳、大逼迫即将来临的趋势。恰在此时，5月28日晚，在山东于招远市一麦当劳餐厅两男四女对周围食客挨个索要电话号码，当问到一位受害女子时，她拒绝提供，结果遭嫌犯围殴，最终不治身亡。事隔两天后的5月31日，远离山东的北京公安部突然宣布招远惨案6名嫌犯是邪教组织“全能神”成员。紧接着，一场全国性的打击“全能神”、打击邪教的运动开始展开。

6月3日，中国各大媒体发布一篇《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的文章，将以前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公布的邪教名单再次公布出来，这一举动一下地将民众关注“全能神”的眼光扩大为其他14种所谓邪教。而且，有心人也发现，这14种所谓邪教中，与基督教有联系的就有一半以上，如呼喊派、全范围教会、新约教会、被立王、同一教、三班仆人派等等。将“邪教”与基督教联系起来，看来是当局继招远惨案后更进一步的谋划。

同日，中国反邪教协会在其网站上公布20种邪教名单，比党政机关公布的14种所谓邪教又多了全能神、法轮功、门徒会、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血水圣灵、华南教会等多种。中国反邪教网站再次补充公布邪教名单，一是补充上次公布时没有“法轮功”“全能神”的缺陷，另外也是为了堵住西方关注宗教自由人士的口，以民间协会、专家、学者名义，而非政府名义来定邪教罪名，似乎更易于让世人认可。当然，有心人发现，在补充名单中，有与基督教有联系的门徒会、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血水圣灵、华南教会等教派，并且非常详细地从教义上介绍了所谓的诸“邪教”。

在介绍所谓邪教“全范围教会”时指出其提出“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在此将华人教会声望很高的赵天恩牧师提出、被大多数正统基督教会认可的“三化”异像，也与邪教联系起来，甚至移花接木地指斥“三化”异像是邪教产物。如此不仅让持守和传播“三化”异像的弟兄姐妹心有余悸，而且也为打压大多数认同“三化”异像的主流教会埋下了伏笔。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两次公布的名单中，一直在中国家庭教会占有很大影响的、与倪柝声、李常受有关系的教派也成为在劫难逃的邪教。当局反邪教网站指出：“呼喊派”自称“地方召会”、“主的恢复”，是美籍华人李常受于1962年在美国创立。逐渐发展成以美国“水流职事站”为中心，以台湾“福音书房”、香港“圣经研习中心”为据点，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教会为辅助基地，向世界各地发展蔓延，重点向中国大陆渗透的邪教组织。基督教界人士知道，当局所指的这一教派，在北美和东南亚、港台都被基督教界所认可，而且数量和影响巨大，如果将此一教派继续定为邪教，那么中国家庭教会中受影响的教派就会继续扩大。其他所谓的邪教如全范围教会、华南教会，都是中共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产物。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局两次公布的邪教名单，显然有意将所谓邪教与基督教家庭教会联系起来。如此的操作，使公众面对正教时，也以为是邪教；而基督徒传福音时的福音对象，也因害怕邪教而不肯与基督徒产生联系。至于各级公安机关、专政机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宗教知识、基督教知识，肯定会正邪不分、乱抓一起（这些专政机器，一看到你拿着《圣经》聚会，就以为你是全能神、全范围或者三班仆人），各级专政机器缺乏分辨力的状况会进一步强化当局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谋划和险恶目的。据对华援助协会6月5日的一则新闻报道：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县城一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6月3日突然接房东通知要他们搬迁。房东受到公安部门的压力，指他们非法聚会，须在本月底之前搬走。据信徒称，阳西县有不少被官方定性为邪教组织的“全能神”及“东方闪电”成员，属于所谓邪教活跃地区之一。该教会一陈姓基督徒告诉记者，警方指他们是非法宗教：“说我们是非法宗教，公安要求他叫我们退房，是因为‘东方闪电’的问题，最近不是网上转载山东招远那件事，连累到我们这里，国家在调查这件事情。反正是公安局叫房东不要租房给我们，叫我们搬走”。

在最近官方核心网站环球网上有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在其文《打击邪教刻不容缓》指出：“笔者所在团队在近些年的田野调研中，发现地下教会和邪教传播极为迅速，尤其是在华北和中部地区，形势极为严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与邪教传播的特征有关，也与清理邪教的偏差有关”。该文从头到尾将地下教会与邪教并列起来论述，几乎将二者混同。作者认为家庭教会为邪教准备了土壤：“未备案的非‘三自’教会在乡村广泛存在，地方宗教部门一般不会采取强力措施给予清除，使得事实上的地下教会在地上公开活动。这无疑给那些极端宗教思想和邪教的传播提供了生存土壤”。作者认为不应忌讳西方国家对宗教自由的批评，应该在打击邪教的同时打击非三自的家庭教会。

基督教是世界公认的正教，当局如果发动一场类似打压法轮功一样的打压邪教基督教的运动，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自一来中国就发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参加本人另一篇对华评论《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了维护其世俗政权和属灵宗教界的霸权、为了抵御基督教背后的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价值，不惜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借助打压所谓的邪教“全能神”和最近两次公布的名单中的邪教，来展开对方兴未艾、增长迅速的基督教的整体逼迫，并且官方理论家还得出了非三自的家庭教会为邪教准备了土壤的结论。显然，这次以招远惨案为导火索的所谓打压邪教运动，也是自今年以来，在浙江进行的拆毁教堂、拆移十架为特征的迫害基督教运动的延续。

面对这场迫害运动，作为基督徒首要的要认清当局的险恶目的，第一要做的不是和当局一起来打击当局认定的邪教，而是要指出国家政府来界定、打压邪教罪，是非常荒唐的。邪教的辨别，是宗教和教派之间的事情，政府不得介入，政府的介入，只能导致对宗教自由的践踏和信仰自由的迫害。基督徒在讲明自己教派的纯正性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宗教自由的神圣权利。最后，在越来越有可能扩大的逼迫面前，让我们谨记雅各书1:2-4："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