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教会要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什么

孟渊沛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每周日都有一个教会在此进行户外敬拜，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已成为台北的一大景观。该教会有牧师、有奉献，但没有教堂、没有办公室。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来到公园，他们将十字架架在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的场所。该教会网站上宣示“我们的信念与坚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有痛苦、贫穷、不公义的地方，教会就在那里。我们是创造性的少数，但是我们抱着对抗邪恶的勇气和为义受苦的精神，结合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成为弟兄姊妹，透过爱与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被压迫者的尊严。该教会就是隶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北公义行动教会，它正体现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精神。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充当了最具有先知、勇士精神的角色，为台湾的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在台湾1970年代专制黑暗中发表了：《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1971年）、《我们的呼吁》（1975年）和《人权宣言》（1977年）三篇正义宣言，似划破夜空的闪电，震撼了台湾社会、照亮了台湾人心、鼓舞了人们追求正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台湾长老教会在庇护异见人士、扶助弱势、开展街头非暴力抗争等方面，也对台湾之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时其被当局列为“黑五类”之一。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台湾发展历史最长、人数最多、教堂最多的教会，它的历史根源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士马雅各医生来台及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马偕博士在台湾传教时期。依据2006年的统计，目前该长老教会在全台共有1193间教会（包含950间堂会、243间支会），信徒22万5千余人，主日聚会人数约10万余人，为台湾最大的基督教宗派。长老教会在教义上承继了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的传统，在组织上采用长老会体制，全台分总会、中会、堂会或支会三级架构，长老教会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特别具有行动能力。其教义、组织、行动三方面正是中国家庭教会应该学习的地方。

就教义论，长老教会始终持守革新社会精神的改革宗神学；而这在中国家庭教会才刚刚开始传播。众所周知，中国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在组织实力和行动能力方面与台湾长老教会相比相距甚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家庭教会的教义繁芜，尚缺少社会使命感和革新世界的意识。

前不久新浪微博上流传一则有关国内教会现状的短文《如果我说真话，你相信吗》：如果我说海内外不少的华人教会基督徒的政治观点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水平，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敢于说真话，就遭到大部分华人教会的排斥，你们相信吗？如果有一天，中国开始了翻转社会的进步革新时，基督徒不仅不参与反而大力地阻碍，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基督信仰已被改造成为麻醉信徒的正义与勇气的腐蚀剂了，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对提升华人人品人格起到应有作用，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不少华人教会已成为只叫人信主而不渴慕神的公义、真理的传销组织了，你们相信吗？

目前国内基督教的现状是：一方面政府操纵的“三自教会”灌输基督徒要爱党爱国、顺服掌权者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教会主张所谓的“敬虔主义”神学观，就是基督徒不应该理会这个世界，只能关心天国和属灵的事务，要远离政治和社会，遇到政府的逼迫，要顺服，除祷告外，对周围发生的非公义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观念需要大力的革新，而于革新之愿景，台湾长老教会即做出了样式。

改革宗神学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主张积极入世、将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的学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基于《圣经》的预定论，就是人的得救完全是神恩独作而与人的一切无关，预定论极致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否定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个人与上帝之间，除了基督再没有任何的中保，如此极致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强调将其在政治、社会中彻底实践，国家是为个人而设立的，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当政权违背神的旨意，人民有权更迭。

约翰∙加尔文长期在瑞士日内瓦宣教，这使日内瓦成为当时欧洲宗教、思想、政治革命的策源地。英国思想家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在其名著《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指出：“就革命意识而言，日内瓦可以和莫斯科相提并论。”（见《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第2页、第178页）显然，改革宗神学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北美甚至整个世界改教和社会运动的中心，成为颠覆专制、更新秩序、输出革命的策源地。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承继了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思想，因此他们有勇气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争取台湾人民的利益，为台湾的人权与和平发声。台湾长老教会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公义行动，被当局及许多教内人士污蔑为“搞政治”，但长老会不为此改变其神学立场。

改革宗神学，也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奠定的神学根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守望教会孙毅长老在一篇有关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文章中提到：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体系，主要来自19世纪的敬虔派，但现在却转向改革宗神学和清教思想。（见基督时报电子版《北京守望孙毅长老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之思考》一文）。在当今中国，神的主权、文化使命、上帝的预定与拣选的这些真理，应成为家庭教会的最为基础性的神学。

就组织机构论，中国各家庭教会不仅要学习长老教会堂会内部的治理结构（台湾长老教会引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形态，以长老团治会，采民主代议的方式运作），更要学习台湾长老教会面对全台湾的整体布局。目前，中国家庭教会“一盘散沙”，多信仰派别、多教会结构、各教会互不来往、甚至互相攻击；不仅没有全国性的联会、协会等组织，地区性的联合会也很缺乏。在参加洛桑会议前夕、在北京守望教会事件期间，曾经出现过数十家教会的联祷会，但很快也就失去彼此的联系。没有全国性的联会组织，就缺乏力量与当权者的压迫抗衡。尽管基督教不同于天主教，反对中央集权而强调教会自治，但区域和全国性的协调、互助机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上国内家庭教会应该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习。

台湾长老教会在组织上由全国性的总会、各地中会、堂会三级架构组成，台湾长老教会强调地方堂会的自主性，但也强调了总会的统一性；台湾长老教会中会是核心的中枢机构，它由区域内所有堂会组成，中会再组成总会，成为长老教会之最高代议和治理机构，是全体教会的代表。如此既避免了天主教的教皇集权，又避免了各教会的一盘散沙。

在台湾民主运动过程中，很多重大宣言和声明，就是通过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发布的，当时的威权政府虽对其极其不满，但对于全台湾的庞大长老教会体系，也畏惧三分，不敢轻举妄动。台湾美丽岛事件前，威权政府对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布多个社会公义声明很想采取报复行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当局以窝藏政治犯施明德为由逮捕了高俊明牧师，判刑数年。尽管如此，当权者除对高牧师个人报复外，对整个长老教会组织和堂会却也奈何不得。这就是组织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学习的关键所在。

有了勇敢的教义和强有力的组织，采取公义行动也就成为必然。台湾长老教会的城乡宣教运动(URM)，其精神就是强调基督徒的爱要有公义、有行动。爱不但是救济，爱更体现在改变不义。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不义的旧现状。爱要有力量有行动。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非暴力为手段组织人民，争取权利。台湾长老教会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主体，如推倒吴凤像、97公投、废除刑罚100、反军人干政、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族运动等弱势族群的运动，近年来的无核家园、抗议中共高官统战台湾等种种街头抗议运动。

在行动层次上，中国家庭教会与长老教会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不要说关心社会公义的运动，就是捍卫家庭教会敬拜权利、教产安全的行动也很少。近年来，广州良人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北京守望教会用户外敬拜的方式，谋求自己的敬拜权利，已经是非常勇敢的行动了。有关行动方面的差距，中国家庭教会需要与时俱进，大步赶上。

总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以其教义、组织、行动的卓越性，给仍在苦难中的中国家庭教会以巨大的启迪。台湾长老教会以“焚而不毁”的精神见证着基督的主权，其牺牲、无畏、关心社会公义、行上帝旨意于大地的精神，将激励中国家庭教会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推进中国公义、自由、进步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是两岸基督徒共同的祈愿和心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