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異象與政治文化基督化——紀念趙天恩牧師去世5周年紀念會論文

三化異象與政治文化基督化

——紀念趙天恩牧師去世5周年紀念會論文 

作者：郭寶勝   2009年寫於美國加州 

   大綱   

   一、引言:兩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二、趙牧師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我們的啟示   

   三、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思考與侍奉對我們的啟發   

   四、現今的機會：從企業文化基督化到政治文化基督化    

   

   一、引言:兩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文化基督化”是趙天恩牧師對中國教會和中國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它成為中國教會一段時間以來並將不斷持續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負擔，它也成為眾多神的仆人在中國當下進行福音與文化事工的旗幟、綱領和宗旨。趙天恩牧師生前在他的眾多作品中論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題，比較集中的有： 

   

   1986年發表的《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的關系》一文（註1）； 

   

   1987年發表的《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一文（註2）； 

   

   1991年發表的《三化異象的發展》一文（註3）； 

   

   1999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基督化》演講（註4）； 

   

   2000年發表的《基督教與中國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講（註5）； 

   

   2001年發表的《文化福音神學探討》演講（註6）； 

   

   2001發表的《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演講（註7）； 

   

   以及1982年發表的《從神學角度看政治》（註8）一文和《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註9）一文。 

   

   在這些文章和演講中，趙天恩牧師闡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給中國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給中國教會開闊了視野、提供了異象，極大地鼓舞了眾多神的仆人為文化基督化大發熱心、奔波勞作。  

   

   何謂中國文化基督化？趙牧師有很多論述，概括地講，“中國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來影響中國文化，成全中國文化，在文化界站領導位置，成為主流思想。”（註10）“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裏，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獻，並領導之。”（註11） 

   

   文化基督化牽涉問題非常廣泛，今天我就選取兩個趙牧師比較關註的話題，結合當下的形勢和熱點，也結合自己這幾年在“文化基督化”事工上的侍奉經歷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文化基督化過程中，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第二就是趙牧師提出的政治文化基督化以及他在此作出的眾多侍奉，對中國今天、對中國教會有誌於文化基督化的我們有什麼最新的啟發？ 

   

   為什麼要關註這兩個問題呢？首先，中國大陸這幾年在官方有意主導、民間積極響應，甚至部分基督徒學人參與下，掀起了復興傳統文化的高潮、至今方興未艾，而基督教對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學者喪失原則、調和退讓，不僅沒有用基督教轉化異質文化，反而被對方轉化，一時之間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勢頭，而“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大有夭折之危險。故我們今天以趙牧師在此問題上的鮮明態度、在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意識和文化的不妥協性中能有所啟示。 

   

   其次，國內政治專制趨勢有增無減，專制文化籠罩國家、滲入國民的骨髓，而海內外華人教會大多囿於神學導向及安全顧慮，在此上面幾乎不發聲，而少數關心公義的基督徒及機構難以獲得廣泛的支持，他們勢單力薄、急需援手。文化基督化必然地包括政治文化基督化，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至上的國家，政治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是絕對性的。我這幾年在國內從事企業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切身感受到企業文化、商業倫理受政治文化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不義政權的政策和行為模式嚴重影響了企業運營和市場倫理，企業家沒法不去行賄、不去搞假、不去搞專制和官僚主義，員工在毫無誠信和崇尚暴力和金錢的社會文化中積習難改、企業文化的更新實屬不易。雖然企業文化、家庭文化基督化有其一定的獨立性，但在政治文化沒有改善的前提下，自我更新的難度也是非常巨大的。可能有基督化的個別案例的出現，但影響全局幾乎不可能。所以，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癥結還在政治文化當中，它統攝、左右、影響了其他社會文化。在此點上，趙牧師洞燭先機、頗有膽識地提出了“政治基督化”的命題，並且積極地關心海外民主自由人士，這是趙牧師身上最為光彩的一頁，也給文化基督化的後來者重大的啟示和鼓舞。 

   

   今天我們就談這兩個問題。 

   

   二、趙牧師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我們的啟示 

   

   傳統文化的卷土重來、氣勢洶洶，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也是趙牧師未曾親眼目睹的現象，正如本人在2007年所寫的《基督教儒家化與我們的失職》一文中所指出的： 

   

   “最近幾年來，伴隨著海內外基督徒學者強調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融和交匯並努力達成中國的‘天’‘道’‘上帝’概念與基督教相關名詞合一的現象的同時，是中國大地上儒、道、釋文化的如火如荼、極端強勢的現象。據一香港主內媒體報道，在海外一次儒家與基督教學術交流會上，儒家學者咄咄逼人、非常強勢，相形之下基督教學者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而在國內於丹、易中天等傳統文化闡釋者在主流媒體長期炫示話語權，他們簽名售書、演講辯論並成為廣告明星……先古中國人敬拜的是耶和華上帝；老子是先知(象以賽亞一樣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而《老子》中的聖人則是耶穌；孔子是慕道友；漢語“上帝”與基督教的神自古就基本相似；在中國古代有上帝的特殊啟示；甚至有學者考證耶穌就是上古先皇顓頊等等，諸如此類的基督教中國化思潮籍各種著作、電視片紛至沓來。眾多基督徒學者、傳道人為了在國內傳播福音、減少固有文化敵意，調和儒、道、釋與基督信仰的關系，強調他們的共同點，試圖告訴國人基督教不是外來宗教而是自古就有的本土信仰，這樣的本意是好的，但由於太強調‘和’，有意地退讓與妥協，反而使信徒們因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質和獨特之處而最終喪失了分辨能力和對儒道的抵禦能力，迎合變成了同化，最終否定了自己成全了儒道……我們在調和的同時喪失了持守，在妥協的時候喪失了原則，在合一的時候卻把自己的陣地拱手讓對方占領，儒家文化的大行其道就是我們基督徒失職的結果，是我們一段時間以來對本土的信仰系統、文化本源只講‘和’不講‘分’的結果。當前的局面是，中國文化不僅沒有被基督化，反而面臨的是基督教被儒家化、道家化的傾向”。 

   

   如此嚴重的局面是值得海內外基督徒各界領袖嚴重關註和反省的，因為神學上、文化上的妥協會帶來其他一切方面的妥協。與眾多只講對話與和諧的基督徒學者相反，趙天恩牧師一直以來對傳統文化是持豪不妥協的批判態度的。他認為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不是以神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不是敬拜神，而是高舉人的文化。也正是這樣的文化特質，才使中國人接受了同樣高舉人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無神論。對於傳統文化，不應該去調和、認同甚至合一，而是去改造、更新和轉化。 “文化基督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概念，是基督教去主導來轉化異質文化，使異質文化最後成為基督教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文化基督化”絕對不是對話、交流或合一，而是改變、更新、成全甚至征服。 

   

   趙牧師早在1970年的《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教本質》一文中，就對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就儒家起源而言：“儒家的背景也含有非宗教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人文主義的起源，也像西方的人文主義，就是理性對宗教的反抗。不同的是，中國儒家所反抗的是一般拜天和拜靈的‘早期民間宗教’，而西方人文主義所反抗的是啟示的宗教”。（註12 ） 

   

   就儒家的內容而言：“儒家倫理系統建立在1.周代的封建制度、家庭、社會觀念上2.周代的禮儀傳統上3.儒家在這種社會內所產生的‘人性’觀念上。”“這個制度的基本觀念就是家的觀念；社會、國家都是家的延伸……故此以家為主的倫理，就成了有等級的、有相對性的倫理觀念……基督教的倫理系統是建立在一個超社會、超人類的神和他的啟示上。倫理的權威是神自己，倫理的準則是從人以外來的，是有絕對性的，不是人自己可以按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定的。” 。（註13 ） 

   

   就儒家不是神本而是人本而言：“儒家人文倫理的基本精神就是以人為中心、為出發點，靠著它自己的力量發展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了解自己和人與人的關系。” 。（註14 ） 

   

   就儒家無法面對“罪”而言：“建立在人性為善之大前提的儒家倫理觀念中，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解答的大難題：惡的實際。儒家實在是用盡了心血發揮了他們的全部力量，去建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人文倫理來了解自己和別人。但這兩千年來的人性之爭辯，明明地證明了孟子的性善之假設是不周延的” 。（註15 ） 

   

   就儒家的本質和其與基督教的對立性而言：“這個以人為中心的倫理既是由人而生，也靠人自己的能力去實行倫理的理想，它是內在的，所以它不接受外來的啟示觀念；這個以人為自存自有的立場也有它反對神的觀念。因為儒家倫理道德強調發揮人的善、人的力量來管理自己，所以它反對人有罪或強調人之無能的說法。由此可見，中國人文主義的本質和特色內早已涵有它反基督教的許多因素。站在這個東方人文主義的前提上，反對聖經是理所當然的……而自我的有限、自我的罪性及罪行、實是歷代東西人文主義者所無法解決的死結，以人為最後的解釋，最後的裁決；事實上即將人置於上帝的地位，以人代行上帝的地位與職務”。（註16） 

   

   由以上可看到趙牧師對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剖析，不僅入木三分，而且毫不妥協。傳統文化中雖然有些枝枝葉葉與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相合，但就其主幹、根本而言，卻是與我們的信仰相沖突的，一個是高揚人、一個是高揚神，一個是以人為中心、一個是以神為中心，而傳統文化中所謂的“上帝”“道”“神”“天” “理”等實際上都是“未識之神”，都是人本之神，理性思索甚至自己想當然的神，而不是基督教中那個創造萬物與人類、擁有絕對主權的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信仰系統，作為基督徒，對傳統文化不僅要有足夠的警惕，而且必須要有意識地用基督教文化改變傳統文化中的人本傾向。 

   

   不僅如此，趙牧師還在其著名文章《中國文化基督化》中指明了傳統文化急需基督化的七個方面：超越觀、原罪觀、救贖觀、饒恕、愛的團契、來生盼望、對知識論的修正。1.超越觀：中國古人原相信一位超越的神“上帝”，傳統文化卻用“天”“道”“理”將神的觀念淡化，發展為理性的道德人文主義，缺乏終極的超越。而基督教正好可以以其無與倫比的超越性彌補傳統文化的缺陷； 

 2.原罪觀：“人之趨善也，如水之就下也”，人性善是傳統思想的特色，而基督教對被罪玷汙的人性，有較實際的了解；遂可發展出一套人人必須順服的普遍法和社會制度，以控制人類的罪惡； 

   

   3.救贖。傳統人本主義中，人可憑己力達到完美道德和“聖人”境界，已被證實全然失敗；基督信仰最獨特的救贖觀，是藉由基督的犧牲，改變蒙救贖之人的生命，是“他救”而非“自救”； 

   

   4.饒恕。傳統文化缺乏“無條件饒恕”的觀念，沒有基督無條件的愛。中國人背負仇恨、不信任及復仇的重擔，急需經歷神的饒恕和大愛； 

   

   5.愛的團契。中國人極重視家庭，但家庭之外就無信任和關愛。基督徒卻因著與基督聯合，享受團契生活，這是傳統社會所欠缺的； 

   

   6.來生的盼望：“未知生、焉知死”，傳統文化缺少來生的盼望，基督教可完全給人提供了彼岸和終極的關懷； 

   

   7.知識論的修正。傳統文化容易將理性視為最高準則，將科學視為求知之路。基督徒須指出科學方法的有限性，只適用於受造界，不適用於神——神是靈，是造物主。。（註17） 

   

   可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對話而已，而是文化改造；文化基督化也不是文化比較，而是按神的原則來積極地填補中國文化的缺陷。趙牧師以其對上帝的虔敬心恪守基督教價值觀，在應對異質文化、進行文化傳播、更新和改造的時候，是非常堅守原則的，而且對異質文化的基督化工作是非常執著的。他給我們這些後來者的啟示，就是他的毫不妥協的立場、積極改造的決心和使命感。也唯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文化朝向神所喜悅的境界發展，而非出現從神學妥協開始的全面妥協、乃至與舊勢力同流合汙的局面。 

   

   的確，正像我在舊文《基督教儒家化與我們的失職》一文中寫到的：“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而是儒道等傳統文化要基督化。在傳統文化基督化過程中我們要該分別的分別、該決斷的決斷、甚至該揭露的就應該揭露。因為正如馬太福音28：18中所宣告的：‘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我們要有得勝的雄心和信心。基督教在中國當下的傳播，顯然不象明清之際那樣艱難，也不是1980年代僅僅是傳福音為主。現在是信仰深化的時代，是我們的信仰在主流社會發揮巨大影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減少敵意，而是堅持原則下的自我彰現、積極推廣。一切正如約翰·加爾文所說：‘欲想在天國得榮耀的，今生必須爭戰。’也如新譯本《聖經·創世記》1：28：‘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繁殖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    

   

   三、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思考與侍奉對我們的啟發 

   

   趙天恩牧師也是華人教牧界、神學界少有的對中國政治文化基督化強烈關註的領袖，他關於“文化基督化”的大部分文章中，都提到了這個命題，尤其在他關於中國教會的發展、宗教政策、政教關系的眾多文章中，對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更新改變抱有強烈的關註和期盼。不僅在理論層面，在現實行動方面，他也是最先給予海外流亡的民主自由人士信仰關懷的教牧先輩，他所播下的種子已經結出了累累的碩果。目前，中國政治的基督化假使不能在大陸極權體制內進行的話，在海外的民主運動中已經悄然起步。 

   

   我們先來看趙牧師對政治文化基督化的論述： 

   

   在其文化基督化綱領性文章《中國文化基督化》有關文化基督化的實際步驟第6點，他寫到：“6.基督徒參政。 當中國基督徒也參與在政治歷程中時，文化基督化就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例如：服務於國家或地方層級的公家機關、競選民意代表，這都可以使得基督徒的價值觀透過立法的程序而制度化，達成更公平正義的社會。中國政治體系的基督化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註18） 

   

   對家庭教會雖信仰虔誠，但毫不關心政治，他批評到：“但對政治、社會動態也是一概不知，不讀報、不聽新聞，就是有一顆受苦的心誌，似乎是等著挨打，‘殉道精神’雖然很好，但其實這種態度並不健全。最近家庭教會已開始認知到這種狹窄的觀點對他們不利，所以願意將被打、被捕、被逼迫的遭遇公諸於世，讓全世界都曉得中共如何迫害傳福音的使者”。（註19 ） 

   

   在其政治批判性很強的文章《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中趙牧師提出了“基督徒對國家建設的責任”，其中有“改變法律界”也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系”的責任，他寫道：“改變中國政治體系，這是最敏感、也是極具風險的議題，僅少數人敢涉足政治……此時正是中國基督徒應傾力學習並籌劃一個建基於聖經基礎，關於公眾利益之基本價值的政治體系……我乃是主張基督徒不該在基於公眾利益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放棄政治權利。我們可以在‘普遍恩典’的範疇中處理此一議題。” 。（註20） 

   

   趙牧師在《大陸知識分子事工的重要性》一文中先知性地指出了給受“六四”沖擊的海外民運人士和大陸知識分子傳福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在海外教牧界也是少有的。這裏不再贅述。 

   

   早在1987年他寫的《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一文中指出海外民運人士如果沒有基督教這個根基，完全有可能像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選擇最壞的主義。趙牧師在該文中首先分析了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被當時知識分子所選擇的三個原因：“1.組織政治行動的潛質；2.理性主義的本質；3.提供整體的答案”，其次他寫到：“故文革以後，包括到美國推動《中國之春》的一批年青人，另外有他們的四個堅持：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然而這一代只看到歐美社會平等法治的表象，卻不明白西方經歷了長期的民主運動、文化復興以及兩千余年的基督化運動，才產生今天的人權自由、平等法治，他們的法治背後有一個‘設法者’ ……”。所以，讓民運人士基督化，才最能有幸於民主、有幸於國家。（註21） 

   

   趙牧師在《從神學角度看政治》一文中更直接地提出了“政治基督化”的命題：“基督徒不但有權談政治，也有責任把政治基督化。他們有責任參與政治，使國民的生活與福祉，能按神所定公平與公義的標準，得到保障。”“所以，基督徒有責任把基督教的真理，註入政治世界中，進一步把政治基督化，使基督的統治進入政治範圍之中。這種做先知的責任，屬於有公民身份的基督徒個人，也屬於教會整體。”“當一個無神的社會主義國家頒布禁教的法律，或發表抗拒神國進行的政策時，基督徒應向政府抗議，幫助政府不要抵擋那賜給他們權柄的主。基督徒若要做基督的真正門徒，必須願意承擔十字架的後果”。（註22 ） 

   

   趙牧師在《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一文中再次呼籲：“基督徒應該支持，甚至領導人權運動，並與普世性的人權運動團結一致，共同爭取人類應有的權益。”“所以基督徒對一個逼迫教會的無神論政府的態度，必須針對政府背後的那股敵基督的邪靈。而基督徒對抗這種敵基督的靈氣，必須依靠聖靈的能力” 。（註23） 

   

   在該文中，趙牧師列舉了中國基督徒應對極權政府的各種態度和方法後指出了極權國家中5個迫切的神學工作，那就是華人教會急需建立一套政治神學、一套人性尊嚴與自由的神學、一套受苦的神學、一套在極權統治下的步道神學、一套屬靈爭戰神學。這些主張，至今指引著我們、鼓勵著我們這些政治文化基督化的後來者。 

   

   趙牧師與其他著述者不同，他是個“坐而論道、起而行道”的行動人士。他不僅為國內家庭教會積極維權、鼓勵後者伸張宗教信仰自由權利（限於篇幅、本文將不涉及這些），而且積極關懷海外反對中共體制的民主自由人士，以進行政治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他在政治文化使命上的角色，類似滿清時期的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但李提摩太只是在滿清體制內給政治精英傳播福音，他接觸的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有李鴻章、張之洞等，都並不是滿清政府的徹底反對者。李提摩太對當時體制的堅定反對者孫中山先生漠然處之、甚至頗有微詞。當時整個基督教界對革命派關心、關註是遠遠不夠的。這也導致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基督徒，雖有基督徒的名號，但缺乏基督徒的生命並對基督真理認識不足，最後導致竟然與共產主義聯手，斷送了自由民主在大陸的進程。可以說，沒有教牧去關懷、牧養這些革命家基督徒，對整個中國的政治進程損失是非常大的。 

   

   與李提摩太相反，趙天恩牧師恰恰喜歡這些中共體制的堅定反對者，以極大的熱情關懷這些流亡海外的民運鬥士、甚至革命家，也以極大的信心堅信這批人一定會成功、這批人也一定會影響未來中國，這樣的見識和勇氣是非凡的。據1980年代就參加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吳倩姊妹介紹，早在1999年左右，趙牧師就有意組織專門為民主運動人士所召開的福音聚會。經過他的籌劃後，2000年8月下旬，趙天恩牧師在LA附近的Pasadena主持召開了一次“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未來研討會”。與會的民運人士有20多位，其中有：嚴家其、王炳章、辛灝年、王希哲、郭開智、謝選駿、熊焱、張伯笠、易丹軒、吳倩等人。在會上，嚴家其先生作了《上帝與神州中國》的精彩演講，王炳章也做了精彩的發言，並指出“我們要跪在上帝面前悔改。”悔改應該先從民運人士身上開始。正如吳倩姊妹對當時情況寫道：“我們一群與民運有份的基督徒在那次聚會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上帝面前獻上悔改之祭。以色列的歷史啟示我們，當以色列人犯罪墮落而國家淪為黑暗之時，他們中間的覺醒者，就披麻蒙灰代表人民跪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後上帝使他們從苦境中轉回”。 （註24 ）    

   

   在這次會上眾人探討了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的關系、基督教是否能促進中國未來的進步事業、民運人士的信仰問題等話題，其中也有不少民運人士決誌信主的，眾人也為民運人士和中國的民主事業進行禱告。這次會議是比較大型的向民運人士傳福音、將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規道、政治文化基督化的活動。 

   

   以嚴家其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人士，雖然在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上與中共徹底劃清界限，站在了其的對立面，但是他們的世界觀、人生哲學甚至很多思維方法論，還是深受中共潛移默化的理性主義、唯物論、無神論以及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的毒害，一時轉化是很有難度的。由於中共“從娃娃抓起”的洗腦運動，包括1989一代在內的大部分民運人士雖然有自己的社會觀、政治觀，但在人生信仰上，或者是空白或者是唯物主義、或者是儒家那一套，也有不少受80年代西方哲學諸如存在主義影響的，但很少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對他們很是陌生。 

另一方面，大部分民運人士只看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這樣一條理性主義反專制的路線，根本不清楚以基督教價值觀為基礎的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北歐、英美的、信仰為先導的反專制、求民主自由的路線。對民主的來源，也僅僅歸結為從古希臘雅典民主起源到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成形的淵源，根本不了解從《聖經》尊重人權、天主教權力分立、宗教改革基本實現人權和政治民主的真正淵源。所以，對民主運動傳播福音，雖然比較困難，但是對排除謬誤、少走彎路、真理在中國紮根具有巨大的意義；不然的話，我們就會重蹈孫中山的覆轍、我們自己就會成為新的專制、而民主運動也會持續地成為一盤散沙、成功之日遙遙無期。 

   

   經過洛杉磯特會後，趙牧師仍然關懷這些民運人士。據郭開智姊妹在其《將中國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軌道》一文中寫道：“2000年8月28日，王希哲和太太蘇江以及王炳章的太太一同被趙天恩牧師施洗。這位在中共監牢裏被關了十幾年但從未屈服的錚錚鐵漢，居然痛哭流涕！在場的每一位都被感動的熱淚盈眶。嚴家祺先生淌著淚水誠懇地講：“王希哲，你是我的好榜樣。” （註25）    

   

   另據嚴家其先生在其《紀念趙天恩牧師----跨千紀的對話》一文中寫到，在2000年底最後一天，趙天恩牧師與他徹夜長談，給他傳福音、講《聖經》、講基督教理念，這次談話被嚴家其先生譽為“跨千紀的對話”。正如嚴文中所寫到的：“ 我們聽到的都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好消息’。那一天，在紐約我家，實際上就是一個‘家庭教會’…… 我記得趙牧師說，相信神存在，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神、並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我們人間傳播愛和愛的精神”。（註26 ）    

   

   除關懷王希哲、王炳章、嚴家其先生外，趙天恩牧師對其他民主自由鬥士們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地提攜，他所關懷的人有：傅希秋、王策、遠誌明、張伯笠、洪予健、熊焱、吳倩、李大衛等等。這些人在基督教內和海外民主運動中正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趙牧師栽種的樹木已經有累累碩果。如對華援助協會已成為維護中國家庭教會權益的旗幟，影響及美國等全球政要；今年六四20周年，由傅希秋、洪予健、張前進等弟兄發起的基督徒宣告及簽名活動，以及在華盛頓召開的為六四20周年的禱告會；今年六月三日晚海外民運人士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紀念活動結束後，由張伯笠所做的結束禱告，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盡管第二天有民運人士表示異議，但這可能是第一次眾多非基督徒參與的民運活動中請基督徒牧師來做結束禱告；今年也是基督徒得勝網產生影響的一年，這個本著為民運人士傳福音、以基督教價值觀推進中國民主自由進程為異象的網站，正是在繼承著趙天恩牧師政治文化基督化的遺誌往標竿奔跑。 

    這一切，正如吳倩姊妹在其文《苦難之軛》中所寫道的:“我們慶幸我們沒有整體地被吞沒。從共產主義信仰到耶穌基督信仰——這一背叛與皈依之途猶如從地獄抵達天國之旅。我們慶幸我們所付的代價，這使我們終於從鋪天蓋地的恐怖和謊言中找到我們的支點。就是憑籍這支點將扭轉中國歷史的運轉”。（註27 ）    

   

   四、現今的機會：從企業文化基督化到政治文化基督化    

   

   在《聖經》以斯帖記4：14：“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後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以斯帖是王後，職位無比尊貴，神給她這個職位，是要讓她在“現今的機會”中被神所用、為神付出。我們這批接受了趙天恩牧師“中國文化基督化”異象的知識分子，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或在國內、或在海外，為現今的中國進行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在國內，我認為當前應該進行工商界基督化的工作，而其他的學術界、教育界、慈善救災的基督化工作也可輔助。文化基督化不是指在文學藝術領域進行福音傳播工作，而是用基督教價值觀來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醫療等的文化結構。以前本人受神呼召，進行國內為數不多從事企業文化基督化的工作，在國內教會內外、企業內外傳播“天職觀”“羊文化”，在各地協助組建工商團契，在海外主辦兩次基督徒工商界人士及教牧參與的“羊文化”論壇。如今國內工商界的文化基督化工作方興未艾、非常興盛。工商界人士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對社會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這一批人興起了，那麼會對中國文化基督化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我親眼見過三自教會關於在教會傳播市場經濟觀念及基督徒職業觀、財富觀的文件，說明在工商界進行基督化的工作是有巨大空間的。 

   

   文化基督化也要徹底化、專業化 ，不能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據我本人的經歷，僅僅是在職場、企業界、在市場經濟領域如何基督化，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一大批人為之努力。文化基督化不單單是個學術課題，更是個生活課題，它與信徒個人的家庭生活、教會管理、企業文化、市場倫理息息相關。所以，我們要避免將文化基督化學術化的傾向。我們發現，眾多1980年代海外神學界談的課題，到現在還沒有在中國教會中普及。中國教會更需要一批人，將神學教義普及化到各教會當中去。本人這幾年所宣講的天職觀，無非是把改革宗神學的文化使命和韋伯關於新教商業倫理普及化而已，本人的講座大多在教會或企業當中進行的。普及學術課題，才能達到基督化的效果。國內急需要在教會中普及的學術話題還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徒宗教觀、基督徒政治觀、基督徒政教關系研討等等。 

   

   以上是在國內。在海外，文化基督化的工作應該更加激進些。以政治文化基督化為核心是應該的，因為海外有這個條件，而我們如不利用這個條件，也是虧欠神的。所以，海外激進些是應該的，而國內溫和些也是應該的；海外不激進是有虧欠的，而國內不溫和也是不明智的；關鍵是海外和國內不能互相指責，海外不能動輒指責國內教會的軟弱、妥協等，國內也不能經常指責海外膽大妄為、激進冒險。國內和海外有不同的角色，兩方面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不幹涉，如此才能共同推進文化基督化的事工。 

   

   就海外如何推進政治文化基督化的事工，本人提出以下7條建議： 

   

   1.加強政治文化基督化媒體的建設與相互聯系

   2.在海外華人教會進行文化使命的宣講、特會、論壇等等事工。    

   3.與海外民運人士並肩作戰、專門針對海外民運人士進行福音傳播活動。    

   4.以基督徒機構名義參與各類海外民主運動、呼籲宗教自由活動。    

   5.臺灣長老會在政治文化基督化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可加強與他們的聯系與交流。    

   6.可發起一場“給共產黨員傳福音”的中國內外、全球性的運動，並持續進行。  

   7.繼續援助國內家庭教會維權、為國內經濟、教育、醫療乃至政治文化基督化等事工。    

   

   最後，在我們探討完趙牧師對中國文化基督化過程中對傳統文化和政治文化基督化兩個問題的論述和侍奉後，讓我們再一次為文化基督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趙天恩牧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紀念，而我們這些後來者，只有繼承文化基督化的事工，並且效法趙牧師殫精竭力、“把身體獻上、當做活祭”的精神，才是對他最大的尊重。這一切正如約翰福音十二：24：“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註解：    

   註1:見《扶我前行》第165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見《扶我前行》第17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3:見《扶我前行》第8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4:見《薪盡火傳》第1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5:見《薪盡火傳》第6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6:見《薪盡火傳》第15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7:見《薪盡火傳》第16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8:見《洞燭先機》第12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9:見《洞燭先機》第16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0:見《扶我前行》第184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1:見《扶我前行》第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2:見《扶我前行》第15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3:見《扶我前行》第153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4:見《扶我前行》第155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5:見《扶我前行》第158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6:見《扶我前行》第16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7:見《薪盡火傳》第29-3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8:見《薪盡火傳》第3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19:見《薪盡火傳》第107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0:見《薪盡火傳》第190-191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1:見《扶我前行》第181-182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2:見《洞燭先機》第125-126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3:見《洞燭先機》第170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註24: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苦難之軛》一文 

   

   註25: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將中國民主運動納入神的軌道》一文 

   

   註26: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紀念趙天恩牧師----跨千紀的對話》一文 

   

   註27:見www.godblesschina2008.org《苦難之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