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日星期三
五四的最高结晶是反神的共产主义
孟渊沛
今年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94周年,一些受蒙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配合中共对五四进行歌颂和纪念。其实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好纪念的,五四的最高结晶就是共产主义,并导致非基督教运动。五四的实质是一批年轻狂妄的公知,在苏俄的暗中操纵和影响下,高举进化论,又南辕北辙的打出“科学与民主”(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口号,殊不知道进化论、非基督教的结局恰恰是悖离科学与民主。不要以为提出“科学与民主”就一切都好,而要看这些口号背后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毫无敬畏、人为上帝的人本主义只能导致人权的丧失和社会的浩劫!
五四是反上帝的中国人的巴别塔运动,他们扮演上帝,缔造地上天国,自此共产主义思潮控制了青年、控制了中国。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是当代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必要做的功课。当下中国的一切,在五四时期就被种下种子、塑造定型。五四运动决定了目前中国的苦难。五四运动改变了当时青年精英的思想,这些人不久成为国家的主宰,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制体制不过是五四精神的实践而已。真正的五四精神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进化论、反基督教及共产主义思想。
台湾著名学者张灏对五四的看法非常负面,他在其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就是当时知识分子自以为神、扮演上帝、自己缔造地上天国的开始,是国人苦难的加剧。而最新史料表明,苏俄共产国际深度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在中国铲除基督教、有神论,为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及人造天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开道路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神学家赵天恩牧师在《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一文中指出中国民主化如果没有基督教这个根基,完全有可能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选择最坏的主义。赵牧师在该文中分析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知识分子所选择的三个原因:“1.组织政治行动的潜质;2.理性主义的本质;3.提供整体的答案”。这些外表上的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统摄性思想”,个人信仰、自然规律、政治学说、经济体制、斗争策略全都一应俱全,很有诱惑力。加上民族主义情绪、无神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就主宰了精英们的头脑。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五四时就已经注定。无论是左派右派,都被进化论、反基督教洗脑。左派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右派如胡适(他的适取自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等的共同思想是进化论、无神、反基督教。有了这个精神基础,就为人的无法无天打开了大门,为中国人亵渎上帝打开了大门,从此,灾难也与国人形影不离,直到今天。一句话,五四运动打开了魔鬼撒旦的盒子。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中国梦,台湾的噩梦、世界的噩梦
孟渊沛
从去年底到今年中国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梦”,并定义“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针对中国梦,三自会高谈:“国家有大梦,教会有小梦”;此梦也被军方解读为“强军梦”,被武警官兵理解为为“中国梦”营造安全环境。对外扩张、对内镇压,实现毛泽东当年在全世界让共产中国复兴的梦想,其实是中国梦的实质。
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刊载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的文章,指出外界对“中国梦”存在的十大错误解读,澄清中国梦不是宪政梦、民主梦、人权梦,不会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可见,中国梦不是指向民主自由,而指向反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此梦让人毛骨悚然。
作家崔成浩在其微博上写道:“做了个中国梦,醒了。1、联合国总部迁到了井冈山; 2、台湾省委书记马英九学习焦裕禄看望贫困群众;3、日本游客热衷办理中国签证,赴琉球旅游。。。”网友王明新词人写道:“中国梦:联合国迁到北京;李克强总理在马英九省长陪同下视察台北;中方就误炸五角大楼对美国表示遗憾;辽宁舰返回珍珠港基地补给。。。”
中共有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撑腰,加速了其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与希特勒一上台,就对外不断掀起与各国领土争端一样,中国与印度、日本、南海诸国不断掀起领土争端。统一台湾,使台湾隶属于中央俯首听命的一个省份,无疑是中国梦的应有内容。如此中国梦对台湾人来说,的确是噩梦。
晚清政治家郑孝胥断言:“满清亡于民国、民国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如今做“中国梦”者,武力实现老毛没有实现的全球扩张梦,也不是不可能的。压服这些白日做梦者,也只有国际共管了。中国梦也许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多国联军共管”联繫在一起。中国梦,世界人的噩梦。
中共基督教统战已兵临城下
孟渊沛
「树欲静而风不止」,魔鬼是不会停止伺机攻击的。据基督教在线报导:中国宗教局和三自会联手台湾众多亲中教会,将于2013年8月底举行首届「两岸基督教论坛」。预计27~29日前3天开会,议题有:两岸教会现况分享、神学教育现况及理念等。30日至9月1日后3天由北、中、南、东各区的教会安排接待到各地方教会。
众所周知,中国三自会和所谓基督教两会,都是被中共统战部、宗教局控制的统战工具,目的是拉拢收买不坚定分子为其所用、孤立打击与其彻底对立的派别,通过宗教之统一达到政治之统一。「两岸基督教论坛」是中共宗教统战的重头戏,需要高度警惕。
今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在会见「台湾教牧团」时指出:希望两岸基督教论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所谓民族复兴是中共党魁提出的口号,居然要台湾基督教界来助力实现。
在中国宗教局网站的《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工作要点》中指出,今年宗教局的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台湾基督教界共同在台举办『2013两岸基督教论坛』。」令人惊讶的是,在该文中台湾基督教界竟然成为中国宗教局指导的对象。中共对台湾基督界的吞併之心和颐指气使昭然如揭,让人震惊。
所谓两岸论坛代表,只是中国官方的一些三自会牧者和宗教官员,根本不代表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会,而台湾方面那些投共卖台的不少教会牧者,应该被台湾人所唾弃。作为中国基督教真正代表的家庭教会应该与台湾最有代表性的基督长老教会联手,来抵制此论坛的召开。揭穿三自会的统战面目、违背圣经之处,告诉台湾信徒中国每天发生的对基督徒的逼迫残害,拒绝与三自会的一切接触,高度警惕其统战手段,是我们迫在眉睫的目的和任务。
原载《台湾教会公报》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驳刘亚洲“党性基督论”—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吗?
郭宝胜
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刘亚洲文章《坚守神圣的“党性”》,同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内中宣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两篇文章似乎要把我们拉到“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中,甚至更远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荒诞中;两文也昭然若揭了中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宗教组织,揭示了它在其江河日下中不得不全面恢复其原教旨宗教党的动机和努力。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政党只是在政治领域内以一定政治纲领治理国家的政治组织,它是不应该牵涉到“宇宙真理”“神圣性”“基督”“上帝应许之地”等宗教性问题的,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作为现代化标志的
“除魅”(Disenchant-ment)之一。政党可以说掌握真理,但最多也只是社会中的规律而已,掌握宇宙真理那是教会里的语言;政党也可以有自己的信誉和信用,但世界各国都没有党性一说,如果你问奥巴马什么是美国民主党的党性,他肯定是一脸茫然,用党性显然是把政党当做一个宗教性组织了。政教的混淆和合一,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真正本质。
不少人不解为何中共突然要说“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不解为何拿基督教的故事、人物和术语来比喻共产党人,如:无产阶级革命者带领人民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上帝应许之地”;摩西高举神杖如同共产党员高举党性;党性作保相比基督徒向上帝发誓;相信党性如基督徒相信上帝等。其实如此说法非常符合共产党作为原教旨宗教党的本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全面模仿基督教的实质。
自由主义大师顾准在其《顾准文集》中早就先知般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渊源,他并指出共产主义者是在冒充《圣经》中的核心概念——弥赛亚(希伯莱语:מָשִׁיחַ;直译为受膏者,意指上帝派来的救世主,与希腊语词基督christos同意)。顾准指出,马列经典透露的信息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上帝派到世界的救赎主,而他们带领人民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非是《圣经》启示录中千禧年(Millennialism、基督统治世界的一千年)的盗版。
长期生活在基督教占主流文化的环境中,马克思等共产主义的缔造者实际上对基督教义非常熟悉,有书记载马克思母亲还是个从犹太人中转过来的基督徒,而斯大林还作过神学生。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完全按照基督教神学的逻辑展开的。旧约圣经认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摩西、大卫在内的犹太人为上帝选民,在地上建立符合神心意的国度,由于人的败坏,这个使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新约中,上帝派下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希腊概念),作为先知、祭司、君王,救赎了人类,并在再次来临时彻底实现地上的千禧年国度、“新天新地”将从天而降。这套系统的神学,主角是神,是耶稣基督,是他主导要实现地上天国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里,主角被置换成人,是人里面的优秀分子,那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帝,成为与基督教上帝挑战的又一个“弥赛亚”“基督”。共产主义通过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人的论述展现出来,这不仅是一套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学说,而且是一套以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党人救赎人类、共产主义是地上自由王国为特征的宗教体系。共产主义的宗教性,也是它巨大迷惑力、控制力的根源,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宗教性要有深刻的把握。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宗教性的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英文为Spectre,实际上就是魔鬼。而《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是那些要自命为神的天使,被神处罚后成为魔鬼的。《共产党宣言》首先自命为幽灵,这露出它与神作对的狂妄。接着,它要论证共产党人就是人类的救世主,即基督。
在《圣经》的《四福音书》《希伯来书》中集中论述了耶稣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作为先知,耶稣基督掌握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作为祭司,耶稣基督是人类与上帝间的桥梁、中保和代表;作为君王,耶稣基督要治理宇宙和地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共产主义所要论证的,就是共产党人才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是弥赛亚、是基督。
首先,共产党人是掌握了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真理的先知。《共产党宣言》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础理论得出了共产党人已经发现了宇宙及人类历史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的结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发现了进入人类自由王国的途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作为真理的先知,已经发现了一条通向地上天国、“新天天地”—共产主义社会的通途。
不仅是先知,而且是祭司(代表人群或民族进行献祭,蒙神的喜悦;代表神传神的话语给人群),共产党人被高度吹捧,高贵、圣洁甚至有通天的本领,他们宣称自己如神一样能够带领人们摆脱人的“异化”,而进入自由和永恒的国度,“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共产党人一再自称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唯一带领人,是代表整个人类未来的祭司,而对其他的宗教和神职人员,极尽讽刺、嘲弄和污蔑之能事。他们给所有人洗脑,一手遮天、遮蔽上帝的荣耀,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在人类面前代表上帝。而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隐含着共产党人就是带领中国人进入天国的祭司。
最为关键的是无产阶级要成为地上的君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选民,“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见《圣经》创世记17:6),选民要承受上帝应许的国度,建立属于上帝选民的地上千禧年国度。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总之,共产党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宇宙真理的先知、通天国的祭司、治理社会的君王,当成为了君王、祭司与先知,它就成为了基督、成立人类的弥撒亚、宇宙的救世主。
如果套用基督教系统神学解释一下共产主义,就可看明其宗教本质:
创造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物质的进化,物质是世界本源,劳动创造人;
神论——无神,人创造神,人就是神;
人论——人是物质进化,人没有原罪,但人被社会体制异化,要从异化中解放;
救赎论——人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耶稣救赎,历史选民来救赎人类建立地上天国;
末世论——没有基督的最后审判,但有共产主义自由王国;
拣选论— 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是历史选民,带领人民进入新天新地。
从基督教会活动与共产党的党务活动对比中也可看出共产党的宗教本质:
1 教堂、讲道——党的各级会议、党控制媒体传播教义
2 教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金日成主体思想、党章等
3 入教受洗—— 宣誓、相信共产主义、忠于共产党
4 信仰专一——共产党员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
5 牧师或神甫——总书记、各级党委书记、企业、军队等党务人员
6 神的崇拜——无神论、但崇拜政治领袖、列宁、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
7 圣经—— 领袖们的理论著作、政治教科书
8读经、查经—— 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
这些铁板钉钉的现象和事实,将中共一再隐蔽的宗教本质揭示了出来。中共一再掩饰其宗教性,一是因为它自称无神论,是反宗教的,所以大张旗鼓的强调其宗教性,是自打嘴巴;一是邓小平一代有意消解其原初的宗教性。邓小平吸取“文革”宗教狂热的教训,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不争论”的理论实用主义。但这种实用主义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虚无主义,面对普世价值、基督教等的威胁,中共显然开始极度的“理论不自信”。
习近平上台于是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想理论自信就必须把党的理论拉到普世价值上,但中共显然不会这样做,那么唯一可行的是回到它创党时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没有理论自信、党员日益腐败腐朽、毫无为国为民的理想,真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面对此况,刘亚洲等党内精英,不得不讲明中共的宗教性、不得不通过全面恢复共产主义宗教性来赋予共产党人神圣性、纯洁性、合法性,企图以此宗教性来凝聚人心、净化党员、纯洁信仰、强化统治,中共自以为唯有全面回到共产主义的宗教体系中,才能挽救这个行将灭亡的政党。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政教分离、政党世俗化的今天,如果赋予政党以宗教上的“宇宙真理性”“神圣性”,那么肯定会招致全人类的强烈反对。另外,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宗教信仰开始复兴,数以亿计的各种宗教信徒,也绝不会答应共产党人自命为掌握了“宇宙真理”,是“上帝”、“基督”。
比如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其他的都是假先知、敌基督。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正如《圣经》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刘亚洲引圣经为党性辩护,这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在《人民日报》也可能是第一次。国内不少基督徒甚至有些高兴,因为党报居然在引用圣经,有人还说刘亚洲很钦佩基督徒神圣纯洁的信仰,刘批评目前“党性”不纯,鼓励党员应该象基督徒信上帝般敬畏党性,可见他的前提是认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和神圣的。是这样吗?
的确,刘亚洲对基督教一直有好感,这与他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在2005年著名的演讲《信念与道德》中他对基督教大加赞赏:“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但是反过来想,既然他如此敬仰基督教,为何把神圣上帝与妓女的处女膜一样一钱不值的“党性”来做对比呢?强拉党性与基督信仰于一起,无非是在利用基督信仰挽救敌基督的共产主义宗教,他为了恢复党员们原教旨的宗教性可谓不择手段,他对基督信仰的亵渎,是罪大恶极的。
总之,共产专制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苏俄共产国际妄图作地球弥赛亚、宇宙基督,最后招来众叛亲离、分崩离析。行将就木的中国共产党人,企图强化、恢复其宗教本质,这只能更加增添人民对其的厌恶和诅咒,在中世纪已经遥遥远去的今天,企图全面恢复集灵魂专制与政治专制于一体的政教合一体制,是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这一切,正如《圣经》中描写魔鬼、敌基督的下场——以赛亚书14:12-15:“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 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纵览中国首发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為在「埃及地」受逼迫的基督徒呼籲
孟渊沛
台灣在東亞福音版圖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面對2個全世界對基督徒迫害最嚴重的國家,一是北韓,另一是中國。北韓連續9年被國際基督教組織「Open Doors」評為基督教信徒受迫害最嚴重的國家。Open Doors指出:「朝鮮強迫所有居民崇拜政治元首,朝鮮政權甚至否認基督徒的存在權利。」
中國信仰自由度雖然比「文革」進步,但對基督教的控制和逼迫從沒有停止。今年2月19日,黑龍江伊春友好區家庭教會孫文先牧師,在所牧養的教會中被2個警察打傷住院。該教會是家庭教會,聚會7年,最近因房產、孫牧師在記念「六四」聯名信上簽名等原因,遭政府野蠻迫害、欲強行沒收教產。3月,山西太原政府網站發表一篇〈我區成功取締一起基督教〉,指他們突擊一非法教會團體。4月4日,英文《南華早報》長篇報導基督徒書店主李文習被山西警方誘捕事件。題目是〈你竟敢把基督信仰帶到山西!〉
李弟兄妻子在網路上呼籲:「我的丈夫因經營基督教合法出版書籍被山西警方誘捕已3個多月,罪名是著名的口袋罪:『非法經營。』我現在帶著2個年幼的孩子陷入生活困境,懇請國內外社會所有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呼籲,結束對教會的迫害,立即無罪釋放我的丈夫!」
北京守望教會會友唐十三在其微博寫道:「4月10日,守望的2週年,牧師長老們被軟禁的2週年。北京幾十個派出所派出的數百位實施24小時輪班『守門』和週日從平台拉人回去的警察和國保們的2週年。大家一起哭過笑過的2週年。」
為同感一靈的東亞基督徒呼籲,應該是台灣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通過揭示中國信仰自由被摧殘的現狀,讓台灣人對中共丟掉幻想,明白抵制中共才是唯一出路,而那些與狼共舞的所謂統派實在出賣台灣;通過被迫害案例,讓在台統戰的中共宗教局、統戰部無地自容;為東亞信徒呼籲,還可促進東亞信仰自由、與普世基督徒鬥士們建立友誼。希伯來書11章35節:「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更美的復活。」台灣周圍這麼多為主受逼迫者,難道我們無動於衷?
(原载 台湾教会公报)
台灣在東亞福音版圖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面對2個全世界對基督徒迫害最嚴重的國家,一是北韓,另一是中國。北韓連續9年被國際基督教組織「Open Doors」評為基督教信徒受迫害最嚴重的國家。Open Doors指出:「朝鮮強迫所有居民崇拜政治元首,朝鮮政權甚至否認基督徒的存在權利。」
中國信仰自由度雖然比「文革」進步,但對基督教的控制和逼迫從沒有停止。今年2月19日,黑龍江伊春友好區家庭教會孫文先牧師,在所牧養的教會中被2個警察打傷住院。該教會是家庭教會,聚會7年,最近因房產、孫牧師在記念「六四」聯名信上簽名等原因,遭政府野蠻迫害、欲強行沒收教產。3月,山西太原政府網站發表一篇〈我區成功取締一起基督教〉,指他們突擊一非法教會團體。4月4日,英文《南華早報》長篇報導基督徒書店主李文習被山西警方誘捕事件。題目是〈你竟敢把基督信仰帶到山西!〉
李弟兄妻子在網路上呼籲:「我的丈夫因經營基督教合法出版書籍被山西警方誘捕已3個多月,罪名是著名的口袋罪:『非法經營。』我現在帶著2個年幼的孩子陷入生活困境,懇請國內外社會所有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呼籲,結束對教會的迫害,立即無罪釋放我的丈夫!」
北京守望教會會友唐十三在其微博寫道:「4月10日,守望的2週年,牧師長老們被軟禁的2週年。北京幾十個派出所派出的數百位實施24小時輪班『守門』和週日從平台拉人回去的警察和國保們的2週年。大家一起哭過笑過的2週年。」
為同感一靈的東亞基督徒呼籲,應該是台灣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通過揭示中國信仰自由被摧殘的現狀,讓台灣人對中共丟掉幻想,明白抵制中共才是唯一出路,而那些與狼共舞的所謂統派實在出賣台灣;通過被迫害案例,讓在台統戰的中共宗教局、統戰部無地自容;為東亞信徒呼籲,還可促進東亞信仰自由、與普世基督徒鬥士們建立友誼。希伯來書11章35節:「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更美的復活。」台灣周圍這麼多為主受逼迫者,難道我們無動於衷?
(原载 台湾教会公报)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中国家庭教会要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什么
孟渊沛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每周日都有一个教会在此进行户外敬拜,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已成为台北的一大景观。该教会有牧师、有奉献,但没有教堂、没有办公室。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来到公园,他们将十字架架在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的场所。该教会网站上宣示“我们的信念与坚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有痛苦、贫穷、不公义的地方,教会就在那里。我们是创造性的少数,但是我们抱着对抗邪恶的勇气和为义受苦的精神,结合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成为弟兄姊妹,透过爱与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被压迫者的尊严。该教会就是隶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北公义行动教会,它正体现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精神。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充当了最具有先知、勇士精神的角色,为台湾的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在台湾1970年代专制黑暗中发表了:《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1971年)、《我们的呼吁》(1975年)和《人权宣言》(1977年)三篇正义宣言,似划破夜空的闪电,震撼了台湾社会、照亮了台湾人心、鼓舞了人们追求正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台湾长老教会在庇护异见人士、扶助弱势、开展街头非暴力抗争等方面,也对台湾之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时其被当局列为“黑五类”之一。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台湾发展历史最长、人数最多、教堂最多的教会,它的历史根源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士马雅各医生来台及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马偕博士在台湾传教时期。依据2006年的统计,目前该长老教会在全台共有1193间教会(包含950间堂会、243间支会),信徒22万5千余人,主日聚会人数约10万余人,为台湾最大的基督教宗派。长老教会在教义上承继了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的传统,在组织上采用长老会体制,全台分总会、中会、堂会或支会三级架构,长老教会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特别具有行动能力。其教义、组织、行动三方面正是中国家庭教会应该学习的地方。
就教义论,长老教会始终持守革新社会精神的改革宗神学;而这在中国家庭教会才刚刚开始传播。众所周知,中国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在组织实力和行动能力方面与台湾长老教会相比相距甚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家庭教会的教义繁芜,尚缺少社会使命感和革新世界的意识。
前不久新浪微博上流传一则有关国内教会现状的短文《如果我说真话,你相信吗》:如果我说海内外不少的华人教会基督徒的政治观点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水平,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敢于说真话,就遭到大部分华人教会的排斥,你们相信吗?如果有一天,中国开始了翻转社会的进步革新时,基督徒不仅不参与反而大力地阻碍,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基督信仰已被改造成为麻醉信徒的正义与勇气的腐蚀剂了,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对提升华人人品人格起到应有作用,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说不少华人教会已成为只叫人信主而不渴慕神的公义、真理的传销组织了,你们相信吗?
目前国内基督教的现状是:一方面政府操纵的“三自教会”灌输基督徒要爱党爱国、顺服掌权者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教会主张所谓的“敬虔主义”神学观,就是基督徒不应该理会这个世界,只能关心天国和属灵的事务,要远离政治和社会,遇到政府的逼迫,要顺服,除祷告外,对周围发生的非公义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观念需要大力的革新,而于革新之愿景,台湾长老教会即做出了样式。
改革宗神学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主张积极入世、将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的学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基于《圣经》的预定论,就是人的得救完全是神恩独作而与人的一切无关,预定论极致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否定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个人与上帝之间,除了基督再没有任何的中保,如此极致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强调将其在政治、社会中彻底实践,国家是为个人而设立的,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当政权违背神的旨意,人民有权更迭。
约翰∙加尔文长期在瑞士日内瓦宣教,这使日内瓦成为当时欧洲宗教、思想、政治革命的策源地。英国思想家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在其名著《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指出:“就革命意识而言,日内瓦可以和莫斯科相提并论。”(见《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第2页、第178页)显然,改革宗神学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北美甚至整个世界改教和社会运动的中心,成为颠覆专制、更新秩序、输出革命的策源地。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承继了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思想,因此他们有勇气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争取台湾人民的利益,为台湾的人权与和平发声。台湾长老教会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公义行动,被当局及许多教内人士污蔑为“搞政治”,但长老会不为此改变其神学立场。
改革宗神学,也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奠定的神学根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守望教会孙毅长老在一篇有关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文章中提到: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体系,主要来自19世纪的敬虔派,但现在却转向改革宗神学和清教思想。(见基督时报电子版《北京守望孙毅长老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之思考》一文)。在当今中国,神的主权、文化使命、上帝的预定与拣选的这些真理,应成为家庭教会的最为基础性的神学。
就组织机构论,中国各家庭教会不仅要学习长老教会堂会内部的治理结构(台湾长老教会引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形态,以长老团治会,采民主代议的方式运作),更要学习台湾长老教会面对全台湾的整体布局。目前,中国家庭教会“一盘散沙”,多信仰派别、多教会结构、各教会互不来往、甚至互相攻击;不仅没有全国性的联会、协会等组织,地区性的联合会也很缺乏。在参加洛桑会议前夕、在北京守望教会事件期间,曾经出现过数十家教会的联祷会,但很快也就失去彼此的联系。没有全国性的联会组织,就缺乏力量与当权者的压迫抗衡。尽管基督教不同于天主教,反对中央集权而强调教会自治,但区域和全国性的协调、互助机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上国内家庭教会应该向台湾长老教会学习。
台湾长老教会在组织上由全国性的总会、各地中会、堂会三级架构组成,台湾长老教会强调地方堂会的自主性,但也强调了总会的统一性;台湾长老教会中会是核心的中枢机构,它由区域内所有堂会组成,中会再组成总会,成为长老教会之最高代议和治理机构,是全体教会的代表。如此既避免了天主教的教皇集权,又避免了各教会的一盘散沙。
在台湾民主运动过程中,很多重大宣言和声明,就是通过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发布的,当时的威权政府虽对其极其不满,但对于全台湾的庞大长老教会体系,也畏惧三分,不敢轻举妄动。台湾美丽岛事件前,威权政府对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布多个社会公义声明很想采取报复行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当局以窝藏政治犯施明德为由逮捕了高俊明牧师,判刑数年。尽管如此,当权者除对高牧师个人报复外,对整个长老教会组织和堂会却也奈何不得。这就是组织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学习的关键所在。
有了勇敢的教义和强有力的组织,采取公义行动也就成为必然。台湾长老教会的城乡宣教运动(URM),其精神就是强调基督徒的爱要有公义、有行动。爱不但是救济,爱更体现在改变不义。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不义的旧现状。爱要有力量有行动。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非暴力为手段组织人民,争取权利。台湾长老教会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主体,如推倒吴凤像、97公投、废除刑罚100、反军人干政、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族运动等弱势族群的运动,近年来的无核家园、抗议中共高官统战台湾等种种街头抗议运动。
在行动层次上,中国家庭教会与长老教会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不要说关心社会公义的运动,就是捍卫家庭教会敬拜权利、教产安全的行动也很少。近年来,广州良人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北京守望教会用户外敬拜的方式,谋求自己的敬拜权利,已经是非常勇敢的行动了。有关行动方面的差距,中国家庭教会需要与时俱进,大步赶上。
总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以其教义、组织、行动的卓越性,给仍在苦难中的中国家庭教会以巨大的启迪。台湾长老教会以“焚而不毁”的精神见证着基督的主权,其牺牲、无畏、关心社会公义、行上帝旨意于大地的精神,将激励中国家庭教会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推进中国公义、自由、进步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是两岸基督徒共同的祈愿和心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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