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獨立公投的重大意義

2014年9月19日，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束，獨立公投以45％贊成、55％反對的差距宣告蘇格蘭獨立派此次公投失敗。但獨立派行使了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雖敗猶榮。這次公投的意義不在結果，而在公投本身。當蘇格蘭能就獨立與統一問題進行投票時，它對中國、臺灣的重大意義就顯示了出來，無論結果如何，這次公投如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獨立公投一樣，對當今世界人類政治生活有很正面的意義。我認為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有以下四點意義：

首先，蘇格蘭公投告訴世人任何主權國家內的任何地區的人民，如果有獨立的意願，都有可以進行公投的權利。以前人們經常引用1960年聯合國文件《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認為只有處於外國殖民、占領和奴役下的民族，才有民族自決權和獨立公投的權利。但是如同魁北克省的獨立公投一樣，蘇格蘭獨立公投時蘇格蘭人並沒有處在殖民、占領和奴役中，他們同樣可以有獨立的意願和行動。所以，當今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人民不管什麼理由，只要想獨立就可以進行獨立公投。對於中國和臺灣來說，即使不存在中共對西藏、新疆等的占領和殖民，不存在對臺灣的武力恐嚇，上述地區想獨立都可以進行獨立公投。

其次，蘇格蘭的統獨問題不僅沒有通過武力來解決，而是通過和平的投票方式來解決。按照傳統專制社會的思維和歷史，蘇格蘭獨立一定會跟英國發生武裝沖突，只有當蘇格蘭武裝起義打敗英國後才能獨立，此外別無出路。但英國和蘇格蘭獨立派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而是按照公民投票的和平方式，來決定了蘇格蘭的前途。因為英國和蘇格蘭獨立派都很尊重民族自決權及其相關的聯合國公約，他們共同感到讓獨立派行使國際法授予的權利，是非常應該的。我們知道，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這是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 而在聯合國的兩個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這對中國政府一個很大的警示，如果要做尊重聯合國公約的普世正常國家、如果要做地球村的正常居民，就應該以和平的公投方式，而非暴力方式，來處理新疆、西藏以及臺灣的政治地位問題。

再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告訴世人，蘇格蘭的命運是由蘇格蘭地區的530萬人民自己解決的，而非由6300萬英國人來決定蘇格蘭人的命運的。中國政府一直口口聲聲，臺灣地位由13億中國人解決，香港地位由13億中國人解決，這是完全違背現代政治常識的野蠻說法。通過這次公投，我們看到在蘇格蘭統獨問題上，6300萬英國人沒有發言權、沒有投票權，蘇格蘭的統獨問題，只有530萬的蘇格蘭人民才有發言權、投票權。同理，在目前的臺灣、西藏、新疆以致香港、內蒙等統獨問題上，只有當地人民才有發言權、投票權，所謂的13億中國人，毫無發言權及投票權。

最後，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除了強調民族自決權外，也再次強調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政治原則。眾所周知，從17、18世紀英美憲政建立以來，就確立了人權高於主權、主權為人權服務、國家不過是實現個人人權的手段和工具、國家為個人而設而非個人為國家而設等普世政治原則，這些原則已經成為地球村的共識，而違背這些原則的政權必將為人類所不齒。中國人受國家高於個人、集體高於個人的大一統思想毒害很深，但這次蘇格蘭公投，給予我們一個解毒的機會。

兩岸四地的人民和政權都應該明白：國家只是實現個人幸福的工具、一旦國家踐踏個人人權到一個地步那麼這個國家的存在意義也將失去；個人為了自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建立新國家或者更換新國籍，都是天賦人權、普世法則。在此意義上，中國人應該認識到，即使你不希望臺灣、西藏、新疆等獨立，但你要尊重臺灣、新疆、西藏等地區人民有自己決定自己政治地位並舉行獨立公投的權利。

接受自由亚洲、美国之音访谈；并在纽约论坛进行演讲

律师介入基督教案的重要性

   郭宝胜
   
     海外媒体认为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联合早报》8月31日报道称，这是中共首次在中央全会上针对法治建设进行专题讨论，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都在期待中共能“依法治国”、“依法治党”。虽然法律在中共政权眼里并不值钱，但是“依法治国”这块遮羞布它还是不愿意扔掉。中共政权管理社会并与国际社会交往中，也确实感到法律的重要性，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彻底走到尽头，还有可以运用的价值和地步。而维权律师们的不歇努力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法律也有一些可以拿来维权的精神和条款。而就众多教案而言，由于律师的介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他法律权利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如在今年发生的曹县教案中，由于维权律师的参与，很多被抓的信徒被取保候审。2014年6月25日， 山东曹县警方抓捕了20多名基督徒，诬以“反党邪教"罪名刑拘。情势危急，在受害者家属的同意下，“百年轮回——曹州教案律师关注团” 成立，律师团成员：李贵生，赵永林，王朝峄，付永刚，刘书庆，刘连贺，张海，荊高传，王学明，刘金滨，岳金福，郑湘，陈建刚等。律师团很快奔赴曹县办案，在律师们依照现行法律的、非常专业的据理力争下，截止到2014年7月23日，警方通知取保的有：唐照汝、张慧玉、闫喜明、苏全刚、刘思省、姚发义、陈丽圆等7位信徒。陈建刚律师在《曹县教案进展通报》中写道：“我们赞赏曹县警方对部分当事人及时取保候审，以免扩大违法程度，加剧对无辜者的侵害。但是信仰无罪，我们绝不接受以承认所信基督教是邪教、以自己认罪，‘脱离邪教’为条件的取保候审”。
   
    8月初，湖南邵阳当局羁押了13名教会领袖及信徒。邵阳教案爆发后近20名维权律师迅速赶往湖南邵阳，为各自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们和被抓的基督徒家属去当地公安部门交涉。律师们用法律条款指控当地公安滥用公共权力，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宗教迫害。如果任意抓捕具有正常信仰和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将来上庭时警方和公诉方将会闹出笑话，甚至会被受害人及其家属提出刑事控告。律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截止8月27日为止，邵阳教案所有被捕基督徒都被释放。
   
    另在最近发生的以迫害广州良人教会和基督教幼儿园为特征的柳州教案中，5名基督徒被捕后，8位维权律师组成维权律师团，赶赴柳州。虽然至今没有争取到取保候审，但争取到了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权利。使当事人能在狱中权利有一定保障。
   
    由于律师的介入，9月5日，柳州鱼峰区教育局张姓局长到幼儿园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理由是“案情发生重大变化”。幼儿园委托的律师曾就此致电法院，查询正被行政诉讼的鱼峰区教育局案受理情况，法官解释是政法委书记命令教育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原因是如果开庭审理，教育局没有处罚幼儿园的有力证据，必输无疑，于是教育局撤销行政处罚。可见法律在此起到了威慑作用。
   
    但到9月12日，教育局再次发出《行政处罚通知书》，处罚内容与前一份大致相同。对于教育局撤销对幼儿园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再作处罚决定。柳州案代理律师闻宇说，处罚决定书曾写有“幼儿园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通过听证会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上一次他们没有举行听证会就作最后的决定，这是违法的，所以律师去法院起诉，他们就赶紧把处罚决定撤下，但是他们马不停蹄，刚刚撤销没几天，他们又跑过来要处罚，这回他们说会举行听证会，我们肯定会要求举行听证会”。可见，由于运用法律武器，起码赢得了举行听证会的权利。
   
    另在温州平阳教案中，当地公安非常害怕律师介入教案，采用各种手段阻止当事人委托代理律师。8月27日，当代理律师王宇等陆续到达平阳时，平阳县公安局拒绝接待律师。后来，被抓捕的信徒谢作忠竟然从看守所打出电话给多位律师，就一个要求，要求律师回去，不要过问平阳迫害基督徒的案件。显然，这是受公安的胁迫所致。但这也说明了当地公安是如何畏惧律师的介入。
   
    由于神学观念和众多历史原因，基督徒受迫害后大都不愿意诉诸法律，这在这次浙江拆十字架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突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基督徒们在受迫害时，第一时间想到的首先应该是法律武器。在王红杰律师《法律去哪儿了 ——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温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写到：“遇到打击，要么东躲西藏，要么以患难为荣誉，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回避法律。又或者花钱找关系疏通关系换得一时平安，这就是勾兑法律”。“用法就是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要使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要勇敢的监督政府，对于政府的任何违法行政行为，要遵守法律的程序进行追究。目前温州开始聘请律师采取法律手段维权，这也是非常好的开始”。
   
    今年9月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政的根本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政权遵守法律。法律之于当局，虽然是一块遮羞布，但还是有可以运用起来维护公民权益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受迫害的基督徒们应该运用法律武器、积极邀请维权律师介入教案、来申张权利、谋取公义。
   
    这一切，正如王红杰律师在《法律去哪儿了 ——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温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写到的：“现在温州的弟兄该怎么办？第一要紧的，就是采取法律的思维和法律的手段，对这些问题做法律的梳理，看看我们哪些合法，那些不合法，有哪些补救措施；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地方特色问题，我们也要有策略性的做法。对于政府的合法行政要配合，对于不合法的要坚决维权。 十字架与我们同在！十字架与法律同在！我们与法律同在！”

重演六四惨案？香港的危机与出路

    香港的局势已经宛如北京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的序幕，民主派和市民的抗争已成必然之势，而北京中共政权及其香港代理人的暴力镇压也成必然之势。一方面，香港人已经没有退路，这次不抗争，就会长时间为奴，即使他们知道中共当局不会妥协，知道中共会动用坦克镇压，也一定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已经做好了在香港实施戒严、暴力镇压占中、彻底扼杀香港民主派的准备和决心，正如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普选方案即将出台时说的：“香港会发生一些事情”“中央政府已经做好了部署”；也如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日前表示，占领中环是企图推翻政权的“港版颜色革命”，坚持占中的下场是“头破血流”，管治者必须“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更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9月1日针对占中说的：“中国政府相信香港政府和警察有能力解决，中国政府将是香港强有力的后盾。”以上足见真正的香港人与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尖锐化，成为决一死战的生死矛盾。血腥镇压在即，如何避免六四在香港重演？
   
     在北京即将公布普选方案前，我在推特上就写到：“中国北京政府应该明白：香港不是西藏、香港不是新疆、香港也不是1989年时的天安门，不是你动辄用坦克和机关枪血腥镇压就可解决问题的。香港起码有80万不屈的灵魂、香港起码有百年与国际接轨、共享普世价值的历史，香港人作过真正的人！香港人不是北京政府用暴力恐吓甚至镇压就能吓倒的！”当然，这只是声援占中者们的呼吁和正告，但在北京政权眼里，香港与西藏、新疆已经没有区别。香港已经回归，驻港部队按《基本法》18条完全可以戒严香港、全港军管，如对待新疆西藏一样暴力镇压香港也是内政，有什么顾忌的呢？在国际社会奉行不干涉主义和对邪恶实施绥靖政策的今天，在中共因经济实力而趾高气扬而西方国家为经济利益与中共把酒交欢之际，普京和想作毛泽东第二的习近平已经毫不在乎美国、欧盟等国际社会的关注、呼吁甚至经济制裁了，而且美国、欧盟对叙利亚、乌克兰的绥靖政策无疑鼓励了中共，国际社会对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持续侵略乌克兰毫无办法，而普京的路习近平也要再走一遍，军管香港并剑指台湾，已箭在弦上。
   
    就占中派而言，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瘫痪交通等等都是必需的。但这些也只能是拖延时间，正如8964一样，中共不会在拖延的时间内妥协、国际社会也不会在拖延的时间内施以援手。非暴力抗争能拖延时间，但遇到军管、戒严、机关枪和坦克，也就无法持续了。8964就是一例，乌克兰也是一例，最终还是要军事的冲突才能解决问题。但民主派毫无武力，也不会有西方国家派兵或者航母来保卫香港。何谈武力对决呢？难道香港是必死的结局？香港的民主自由还有没有出路呢？
   
    笔者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占中如果能迅速引发中国大陆的内乱、台海的冲突、国际社会的慌乱，那么中共才有可能妥协。在不能指望国际社会干预的情况下，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及海外华人联手自救是唯一出路。就大陆而言，香港占中一旦开始，大陆民间力量就迅速介入，必要时冲关入港，引发广东的内乱，进而引发怨气冲天的内地的人民起义，这无疑是对占中最大的支持，也是对暴力镇压香港的有效遏制。就香港而言，罢课罢工罢市等非常好，但最要紧的时要对香港几万警察和公务员进行心理战、必要时呼吁他们起义倒戈，对付驻港部队。就台湾而言，台湾如果感到唇亡齿寒，要主动介入占中，台湾人全面进入香港支援占中。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如果有意愿出兵保护香港，那是最好的（引发台海矛盾，美国才可以军事介入）。就海外华人而言，全面进入香港，支援香港占中，呼吁全世界关注香港自由人士紧急驰援香港，呼吁各国媒体、政要、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员都应该前往香港，也是保卫香港的应做工作。
   
    香港事件的全面中国化、两岸四地化、国际纠纷化，似乎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如此，香港引发的全中国的动荡、台湾军事的介入、国际社会的除军事外的全面介入，也许才能使中共香港政策有所改变。
   
    总之，面对香港不容乐观、非常危险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已紧急开始推动制定《台湾难民法》的程序，以应对将来大批香港难民到台湾纷纭逃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机会，努力地扩大占中人数及效应，扩大非暴力抗争的力度和广度，并且竭力使香港事件全面中国化、两岸四地化、国际纠纷化。愿正义压倒邪恶、愿上帝保守香港！

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聖經》 哥林多前書2:2：“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十字架代表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辨別的外在標誌。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浙江等地區，毫無法律依據和法律文件支持，野蠻拆除十字架、毆打抓捕阻止強拆十字架的信徒，並阻止律師和海內外媒體介入教案。截止2014年9月，有近360多個十字架被拆除。7月21日淩晨，政府為拆除溫州平陽救恩堂十字架，動用600多警力粗暴毆打手無寸鐵的信徒，造成數十人受傷、多人住院、更多人被拘留逮捕的“平陽血案”。


以上令人發指的暴行嚴重傷害了中國乃至全世界基督徒的宗教情感、粗暴地踐踏了基督徒的信仰權利、也是對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會及其文明的挑釁和對抗。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對中國政府踐踏基督徒信仰權利的如此野蠻行徑，表達強烈地譴責和抗議，並希望中國政府能懸崖勒馬、停止迫害。


種種跡象表明，以浙江省為主的、打著“三改一拆”名義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完全是針對基督教而來。根據披露出來的3月28日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顯示，“三改一拆”的目的是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禦意識形態的滲透”。可見，這是一場專門針對十字架及基督教的蓄意迫害，政府有意將十字架背後的福音和基督教看為西方文化的侵略、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顯然，拆十字架，就是為了阻止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和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社會影響。


8月5日，中國宗教當局召開大會，確定了“基督教中國化”的新政策方針。而基督教中國化，實際上是強勢地以黨的標準來改造、修正和閹割基督教，其中所謂的教堂中國化，就是導致眾多十字架被拆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反對中國政府任何人為地改造、閹割基督教的政策。


總之，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本著同感一靈的肢體關系，對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表示強烈地關註，我們也強烈呼籲國際社會、美國教會界能關註此事，呼籲海內外華人教會能挺身而出，援助受害者、譴責施暴者。在此我們對迫害信仰權利、發動強拆十字架運動的中國政府，提出以下的幾點要求：


1.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強拆十字架的暴行；
2.所有被強拆的十字架都要歸回原位，賠償因強拆十字架而造成的所有損失；
3.立即釋放所有因保衛十字架而被抓捕的信徒及教牧人員；
4.立即停止“十字架背後政治問題”“基督教中國化”等有悖常理的謬論及其實踐。


紐約部分華人基督徒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2014年9月9日

“中国特色神学”是什么货色？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5日，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对基督教政策主题。在宗教局长王作安和官方教会头头傅先伟、高峰的发言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打造中国特色神学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要内容。透视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的本质，抵制宗教当局炮制的伪劣神学，的确成为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关注中国基督教发展人士的当下要务。
“中国特色神学”并不是新话题，早在清末民初，很多外国宣教士就提出过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议题。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提出：“孔子加耶稣”应该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方向。不久，外国差会和中国教会自发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其中吴耀宗、赵紫宸等人提出的神学上的本色化调整也引起很大争议。不幸的是，在中共建政前后，中共抢夺了“三自”运动的领导权，使“三自”运动成为中国基督教会隔断与西方普世教会联系、完全降服在中共强权和意识形态的专制工具。中共操纵下的“三自”运动，也提出了爱国爱党、本色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神学，其中由三自头目丁光训主教在1990年代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建造“中国特色神学”的主旋律。
丁光训及中共宗教当局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是一套以当前中共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某些传统文化为标准，修改、改造、阉割基督教正统教义，鱼目混珠的假冒基督教理论体系。如果说神学思想建设及中国特色神学是“挂羊头卖狗肉”“山寨版基督教”“假冒基督教的异端邪说”，也不为过。就教义而言，以理性取代神性、将“因信称义”改为“因爱称义”；无视耶稣基督的神性，只强调其作为伦理道德楷模的人性；消除神的审判、公义和人的罪性，高唱所谓神的无原则的爱、和谐；消解基督徒改造世界的文化使命，使基督教成为逆来顺受的服务性社团；调和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和异教关系；将基督教会变成一个没有宗教性的伦理道德团体等等，都构成了所谓“神学思想建设”的特征。
1996年12月，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提出了“为了办好教会，要加强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要求，这是“神学思想建设”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国教会正式文件中。1998年9月，《丁光训文集》出版，其被称为“指导神学思想建设的力著”。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正式发起。之后，全国各级基督教“两会”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也先后召开，神学思想建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起来，直到最近召开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在这次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局副司长刘金光以“倡导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为题发言。他提出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和谐神学，需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义和中国的传统特征。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以“在社会主义处境中建造中国教会——对丁光训主教社会神学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言。他提出，丁主教努力协调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和教会性自我。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认为基督教神学可以为中国教会服务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以上神学思想建设及建设中国特色神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光训及《丁光训文集》具有显要的位置，正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前副院长、陈泽民教授所吹捧的：“《丁光训文集》的出版，使我们不能再说没有中国神学这样的话了。我们应该看到，《丁光训文集》标志着中国神学的出现。”可见，要想透视所谓“中国特色神学”，必须要了解丁光训其人其说。
在中国宗教学术网的一篇《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丁光训主教谈神学思想建设》一文中，丁谈到：“神学思想的导向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神学思想要有一个导向，引导信徒对世界和现实抱肯定的态度，用神学的语言，优雅地表达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批评教内有人说世界卧在恶者手下之类的语言。这就是导向”。
“我希望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一个新型的中国基督教，一个讲理智的，一个分清是非并有敏锐的是非感的中国基督教，一个高举基督也高举道德的中国基督教，介绍一位很美、很同情人类的爱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残暴的上帝的中国基督教，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国基督教，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到，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挪移掉基督教的“罪”“世界和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公义审判”“上帝的超然神性”“文化使命”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使之成为爱国爱党、歌颂世界和社会主义、服务于政权的伦理说教。显然，丁的神学思想建设实质是在否定基督教基本教义。
在《丁光训文集》286 页，丁写到：“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後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麽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显然他否定“因信称义”。
在《丁光训文集》中他否定上帝的公义和主权：“上帝不分善恶，残酷粗暴是令人害怕的阎王”，（286-287页）。“是冷酷的道德家”，（87、109、111、112页）。“行事像推土机，上帝是虚假的神明，是暴君……”，（112、231）。“上帝在政治上的如此反动”，（140、144）。
李克牧师在《剖析丁光训的本质》一文中写到：“丁光训在2003年9月在《天风》上说：‘教会里有些人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极力传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是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宗教’。”
李信源先生在《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一文中写到：“丁先生在《呼唤》一文中又‘试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来到，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从被称为“中国特色神学思想里程碑”的《丁光训文集》内容及丁光训其人其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无非是背叛圣经原理、颠覆基督教基本要义，投共产极权之所好，改造、阉割基督教之后的产物。这样一种产物，只能是维护共产政权和谐与稳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国教的附属宗教，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大梦中小梦，而绝不是基督教本身。
总之，在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更加强势，悍然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企图开始强硬、彻底地改造基督教为其所用。而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构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神学、神学思想建设，就是“中国化”后的基督教教义。这个教义明显违背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无疑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附庸，是马列毛邓主义的“二奶”而已，希望海内外基督徒们都能提高警惕，认清敌基督狡猾伎俩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