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

我大学同班同学记忆中的我——灰灰的人大 暖暖的三观

灰灰的人大 暖暖的三观

90哲学 王俊

记忆是奇特的大师,最喜欢给过去着色。20年毕业征文,看到同学们不同角度的多彩拼图,我常常惊叹于别人的美好记忆。但回顾自己20多年前在人民大学的那段时光,我只能很诚实地对自己说,那真是灰灰的色块。

我是怀着灰灰的心情跨入人大的。我高中学理科,也算我那百年母校的学霸之一,从小向往的是清华门。那个夏天,心里残留的是一年前上街敲饭盆脸盆的激动,脑子里回荡的是《河殇》的余音,心里痒痒的是毛阿敏的《疯狂歌女》,高考前一夜翻墙出去看电影《红楼梦》看到晴雯死了眼泪噼里啪啦。考完后就觉得考砸了,很失败。本来还可以保送清华,但只有两个专业可选:汽车工程与热能工程。1990年的云南小子,实在无法想象什么汽车工程。热能工程?妈妈说,不会将来烧锅炉吧。于是,凭着自己那个夏天看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解,以立志做天下大学问的精神,叛逆了我的理科清华梦,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没曾想,拿录取通知书那天,操场上遇到同时考到人大新闻系的一个女生,她嘲讽地对我说:呵,想当哲学家啊。进了人大,才发现哲学系大多同学都是别的专业没考上而调配过来的,还听说读哲学找不到工作。那种竞争失败的灰灰味道,从此弥漫我的大学生涯。

大概是心情的缘故,大学四年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校区东边那栋青灰水泥的回型教学楼——灰楼。刚入学时住东门旁的学三,离灰楼很近,每天起床,在灰蒙蒙的北方早晨醒来,走几步到东区食堂吃过早点,再走几步一头扎进灰楼,经常一呆就是一天。后来搬到西门附近的学八,便经常在下午跑完3公里后再骑车到灰楼,在那里继续晚自习。春天,我经常在灰楼的东边走廊等待阳光的影子照进来。夏天,我安静地看着灰楼墙上的爬山虎越过了窗子来到桌上。秋天,我喜欢站在灰楼的天井里肆意想象。冬天,就着窗外的雪花我把饭盆搁在老式暖气片上感觉很暖很暖。灰楼人很少,我经常得以独占一个教室。灰楼很安静,我喜欢回型走廊里那种空空荡荡的感觉。灰楼还有点神秘,淡淡的光影里总有些消毒水的味道。灰楼,成了人大予我的心灵之地,那是一片逃避而孤独、空旷而自由、灰暗而淡定的心灵成长之地。在灰楼,看着中心花园的音乐喷泉起起伏伏和东门外大酒店的霓虹灯闪闪烁烁,我视若无睹;在灰楼,听着鸟语角的声音叽叽喳喳和东区食堂的周末舞曲袅袅绕绕,我淡然入定。后来读到同学们图书馆学习、大教室占座的回忆,我就怀疑自己是否也在同一所学校呆过。我无法想象在灯火通明的一个大教室里几百人同时学习的情景,那很滑稽甚至让我恐惧,我的社交缺失是否源于灰楼也不得而知。

带着灰色甚至有点绝望的心情,我开始了在灰楼的灰色挣扎——读书,狂读书。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那时觉得大部头的经典才是真正的学问。尽管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但在一种自虐般的情怀中,我几乎读遍了西哲名著清单上的书目。我认真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其集大成的逻辑架构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很喜欢卫兴华老师的《政治经济学》,用数学公式推导过剩余价值。那时,我很痛心中国的哲学研究,觉得找不到一本可读之书,直至读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那种阅读的美感重新唤醒了我对东方的记忆与自信,今天家中书架上还有这套书的多个版本。我还记得读到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时那种近乎颤栗的欣喜,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几乎所有跟尼采有关的书籍,似乎一下为自己苦闷的大学生活找到了诠释与意义。多年以后的某个凌晨,读完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时,我泪流满面,长哭难已,人生的画面似乎由此才拼完整。从“白马非马”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经常沉溺于那种神交对话的乐趣。有一阵子,我特迷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隐藏了一切的秘密,学士毕业论文便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经济大潮泛起,当我读到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我一下豁然开朗,多年以后重读,我更坚定地认为这个马克思也许指明了当下中国的救赎之道。

四年飘过,我就在这种灰灰的心情与灰灰的环境中灰色成长。由于感觉与周围人没什么关系,我对大学四年的同学印象很淡。记得来自山东的韩东辉是班上主动报考了哲学专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谈经论典时经常眉毛上扬眼睛大睁,他对做学问始终如一的热爱让我很是钦佩,如今领衔人大哲学院也是名至实归。那时,我很羡慕来自海南的翁俊山,因为他总买得起商务印书馆的一套一套的哲学名著译丛,那一箱一箱的哲学名著,不知今天是否变成了老翁的股市财富。从新疆考区来到人大的湖北佬张先国,当过人大十三月诗社的社长,整天疯疯癫癫,朝天看时脸色很黑眼睛很白。来自福建的卢太平白天神秘沉默,晚上在操场碰到时则神神叨叨。一直住我床对面的燕赵侠士孙树理,寡言少语,我们俩经常在操场跑三公里而不说一句话,十年不见如隔昨天。认识江西情种邬焕庆,则是毕业以后了,相知相交,二十年未变。89转来的杨X同学,那年夏天在老家喝农药死了。信息系转来的曾X同学,不知道现在是否能离开妈妈。我那时感兴趣与能记住的,都是这些另类的人与另类的事。我对正常同学的正常认识,则要等到毕业多年以后。幸运的是,我的另类与异常,引起了班上一位女生的注意,她大学时成为我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老婆,再后来成了两个娃的妈,现在则是我精神成长与人生前行的伴侣。她犹如上天送来的礼物,以其独有的清纯与阳光,走进我灰色的心灵,使我从一个男生成长为一个男人。

感谢人大的自由与宽容,感谢哲学系的懒散与空闲,感谢大学时代的灰色心情与灰色环境,使我得以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反省人生,开始痛苦寻找。就在这灰色的成长中,我收获了支撑自己这20年来的暖暖三观。

其一是思辨的哲学观。当年,我带着失败的灰色心情跨入人大哲学系。今天,我以诚挚的感恩心情感谢人大哲学系。尽管我没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但今天回头想想,大学四年包括后来两年的双学士学习,唯一“管用”的还就是这哲学。说不出具体的内容,但那种思维的训练与意志的锤炼,已经深入其间。大学毕业,果然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再读了个莫须有的双学士。记得那个暑假,我趿着拖鞋,从宿舍出来在报栏上揭了一张手写招聘贴,到日坛东门一个影视公司交了一篇稿。负责面试的一个家伙拍案而起,大声叫到:谁是王俊?你来负责《中国银幕》!那时想工作后一个月赚3千元就好了,可我兼职打工第一个月就挣了5千多,从此再没低过。读双学士的那两年,我跟着那个拍案大叫的神人张锦力在《中国银幕》杂志炮制出了《刘晓庆,皇帝的新装》、《姜文,你在犯罪》、《巩俐与张艺谋,两难中的煎熬》等一系列颇具轰动效应的文章,制作了央视《生活》样片,开通了北京有线《选择》栏目,还帮刚毕业的大嘴胡X联手好莱坞男影星拍了个没卖出拷贝的电影。那时亚运村小关成了我们的基地,收容了好几个人大毕业兼职打工的当时嫩虾现在大佬。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投资方是个烟草大老板,大把撒钱让我们折腾,我从此再没碰到过那么好的老板。可惜做早了,否则资本江湖上露脸的不见得是华谊兄弟与光线传媒。我能在一个专业一无所知的影视公司里指手划脚,都拜四年哲学所赐。尤其经历了两轮牛熊股市的投资洗礼后,我更加感谢大学时代的哲学素养。万物归一,无论做什么,思维与方法决定一切。今天大学里的的马哲专业设置,把哲学庸俗化了,其实所有人都应该学点哲学,毕竟这是思维的原点。

其二是务实的生活观。大概由于人大校园小与外界相通多,或者由于人大历史与社会沉浮相关,人大的学生都很务实,很接地气,很能干。从抄信封到搞出版,一批90同学迅速切入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潮,并都在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每每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我就很感谢当年校园里弥漫的那种真操实干的氛围。大学四年,我从老家云南倒过香烟,到河北白沟贩过袜子,与农大同学卖过酸奶。这些经历,都成了日后工作中难得的磨练。不止一个单位的领导跟我说过,人大的学生不矫情,能弯腰,好用。我在上海金融机构里工作了五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招聘时都觉得人大的学生比北大、清华的好。我仔细想想,还就是“务实”两个字。因为务实,我们一块进入人大的三位高中同学,一位从信息系毕业后就进入南天信息,从程序员干起,20年后成为这家有3000多员工的上市公司总裁。另一位从工经系毕业后几经折腾到了联想,从销售员干到了联想华北大区的销售总监,每年销售额几十亿,再后来成为联想西南片区的负责人,三年成为全国考核第一,现在成了联想农业板块的一员大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很多90级的同学都很能干。究其原因,务实也许算是母校赐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基因。

其三是超越的理想观。上大学前,我的世界里只有考试。进入人大后,因为现实的幻灭,我开始灰色的挣扎与痛苦的自省。还记得刚入学时,我到人大西门外万泉河边一个小区里拜访了家乡在京的一个名人,他是当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办公室即俗称九号院的几学子之一。他在小屋席地而坐,屋子中间堆着一堆单位分的大米,他视若无物,跟我大谈中国士大夫精神,最后送给我一套他们编的百年回眸文化丛书。那种身居斗室、胸怀天下的气概,深深影响了我。多年以后,这老兄也下海经商并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人,有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但我永远感激他当年对一个青年学子的无意点拨,感激他在我心田种下的理想与激情。另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就是同学郭宝胜。他热衷革命活动,红扑扑的高原脸上总是挂着对未来的无限神往。我跟在他屁股后边,跑北大,赶夜会,看他到一个又一个宿舍唾液飞溅。他讲些什么,我不甚了了,但他那种为着理想狂热燃烧的激情与投入,深深地打动了我。理想易碎,我第一次喝二锅头就是陪阿宝在东区食堂门口台阶上,一人一瓶,喝完了摔瓶骂娘。理想残酷,阿宝最后被关进了监狱。出来后,我请他在北京吃饭,看到一个女子相偎其右并为他生了个孩子,我感动莫名。后来,他就出国了,现在成了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多年以后,我慢慢理解,无论阿宝还是九号院学子,他们身上那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和激情,恰恰才是人之为人最可贵的东西。我很幸运,在人大这个宽容的环境里,成长出了这种可贵的力量。今天,我们到处讲中国梦,理想似乎有点滥情。但我想说,无论现实有多少贪腐不公,无论理想有多么傻X或者不合时宜,她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那正是康德所说的内心道德自律与仰望星空的力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这拔70年代人,生于纯真的理想时代,长于温情的商品时代,踏入社会正赶上中国史无前例的疯狂金钱时代。20年过去,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坐标上回忆大学生活,或高兴或悲伤,或喜悦或迷茫。我相信,在那些群外或者群里潜水的沉默中间,也有很多同学经历了跟我一样灰色甚至更加黑暗的大学时代。那是探索,那是迷茫,那是真实的镌刻或者创伤。

幸运的是,人大的自由与宽容,金钱时代的高速成长,挟裹着我们走到今天。不幸的是,两轮甲子过去,我们今天其实面临24年前跨入大学校门时同样的挑战。在轰隆隆的金钱战车碾过后,我们拥有色彩斑斓的经历,却也多了残缺蒙尘的心灵。40不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吗?我们每天所追逐的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社会与什么样的孩子与未来?

这是另一段灰色的人生之旅。希望我们大学时代播下的种子,能够帮我们获得更加温暖的未来。

祝福自己。祝福所有90人大同学。祝福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尚未泯灭的希望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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