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历史的终结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出路

孟渊沛

    将目前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本质仅仅解释为江泽民、胡锦涛派别的权力斗争（所谓江胡斗），而排除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实际上是不周延的。如此就很难解释为何温家宝高调将此事件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为何同时将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关闭、调查诸多左派理论家，也无法解释胡温为何如此明显地蓄意整肃薄熙来？
   
    更重要的是，提出“三个代表”理论的江泽民势力在意识形态上与薄熙来为首的毛左们是针锋相对的。不能仅仅因为江和薄都镇压了新兴宗教团体就把江泽民简单地划为挺薄集团，实际上毛左们的理论不仅直接抵触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更抵触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的实践理论。薄熙来问题的实质是在意识形态上抢夺主流、另立中央并要号令天下，而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全党大部分认同，那么对实际权力就可探囊取物了。
   
    虽然中共专制的实际运作是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陷中国于更大的困境中，但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单从理论层面上来讲，的确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当前所谓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与中共原教旨的理论相比，的确有天壤之别。
   
    中共原教旨的治国意识形态，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清除了“刘邓路线”后，在文革中逐渐定型的。它的特征是阶级斗争、砸烂公检法的群众专政、计划经济、公有制、反美反西方，该理论后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结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华国锋时，提出“两个凡是”理论，也属毛左。华国锋倒台后，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意识形态了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更在1980年代、1992年所谓“南巡”时，提出了无论“姓资姓社”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也即“黑猫白猫”理论。这是一条对世界开放、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制、政治上保障中共绝对地位但扩大统治基础的理论路线。
   
    到江泽民时代，虽有1989六四后短暂的左倾时期，但1992年后江泽民一直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更在执政后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核心在于与时俱进地将中共的阶级成分和基础从原来的工人农民转化为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而且对世界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也保持开放，这与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照顾下层利益、平等均富优先、马列主义理论为垄断思想等有了巨大的区别。 2004年3月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和保护私有制的条文载入宪法，从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来说的确是重大突破。
   
    到了胡锦涛时代，胡提出了“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和谐虽然已被“河蟹”，但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在否定原教旨的“阶级斗争”，科学发展观和其中所谓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对邓小平理论中的唯生产力、唯GDP从而破坏环境和道德等的一种平衡，也是解决当前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的应对之法。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内部合法的意识形态主线。科学发展观是最后的结晶，虽然它在理论上很完美、也是对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时意识形态发展矫正的结果，但众所周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共实践，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一塌糊涂，它无法应对当前中国的众多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文化问题，无法使民怨消除、冲突减缓，也因为当前主流合法的意识形态解决不了当前中国问题，所以才在党内出现了另外两种理论旗帜也即两套问题解决方案。
   
    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如官员腐败、贫富不均、人权不保、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等，薄熙来为首的毛左们提出了毛泽东路线为特征的“重庆模式”，而温家宝为首的普世价值派提出了继续改革开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民众放权的所谓“广东模式”。薄熙来以文革毛左理论作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温家宝以全方位体制内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解决方案。
   
    而作为身陷中国问题焦头烂额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者的胡锦涛，是一个中间偏左的领袖，他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既没有立即打压毛左们的“重庆模式”，也没有对温家宝等体制内改革派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噤声。由于胡锦涛们对薄熙来的纵容，导致毛左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中国泛滥，但是，随着时局发展，薄熙来主要在三点上严重地与胡锦涛们产生了冲突：
   
    一是“唱红打黑”毛左路线是恢复中共的老道统，但却是与后毛时代的新道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直接冲突。薄熙来没有延续既定的意识形态道统，却以老道统叛离邓以来的路线。毛左反商业文明、反美反西方、对计划经济、公有制情有独钟，这不符合邓小平理论；毛左极端强调弱势和工农阶层，打压抢劫民营企业家，这与三个代表理论相冲突；毛左以运动方式大肆折腾、整人害人、锋芒毕露、到处树敌，这与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的科学发展观也不符合。所以，在中共新道统之外，薄熙来挟老道统自重，不仅引起刘邓路线、三个代表们的不满，也引起科学发展观派们的不满。
   
    二是薄熙来胆大妄为，欲将自己抛出的“唱红打黑”毛左理论来取代“科学发展观”，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共党的理论，这分明是在意识形态上自立为王、另立中央。如薄熙来暗中支持的乌有之乡，长期倡导极左思想、公开批评温家宝和胡锦涛，还将薄熙来捧为毛左领袖，准备取代胡锦涛。意识形态是中共的命脉，掌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就掌握了全党。薄熙来不同于陈良宇、陈希同，他是非常高明的，他有自己鲜明的理论旗帜，还有大批的毛左知识分子为其效忠。曾几何时，以薄熙来为首的毛左俨然成为中国问题的终结者，中国命运的主导者。
   
    三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产生了一个意外也不意外的效果，那就是对共产党自身的严重损坏。中共对付异议人士、诸宗教团体时是无法无天、没有法治可讲的，但问题是薄熙来把这一套无法无天不仅运用到企业家身上，也运用到了共产党自身，人人自危。连重庆市法官学院原院长、重庆市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也在重庆看守所内不明不白地自杀身亡。这完全是文革“砸烂公检法”的重演。不仅如此，文革红都重庆，也发生了2012版九一三事件（参加作者文章《王立军：2012版九一三林彪事件？》），就是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事件。这个事件与林彪事件一样，对中共威信和国际形象的打击非常惨重，虽然在美国国务院的“维稳外交”下稍微挽回了些体面，但也搞得几个中南海大佬灰头土脸。正如林彪事件是文革的必然产物一样，王立军事件也是重庆模式的必然产物，因为无法无天的政治只能导致出现无法把握的“严重政治事件”。
   
    以上三点尤其是王立军事件，终于震醒胡锦涛等科学发展观的坚持者们，他们终于明白，解决当下中国问题，毛左路线是绝对不可行的，历史不允许开倒车、文革模式不仅加剧社会的动荡，加剧党内的分裂和不稳，而且会制造出一些分裂党的阴谋家、野心家。如此的洞察终于使胡锦涛、习近平们不仅不再纵容、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整肃了以薄熙来为首的毛左势力。薄熙来轻则以经济罪名，重则会以分裂党、阴谋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罪来处理。而对毛左的大小理论家、媒体的整肃也同时展开，司马南据说也被带离审查，毛左主要理论家张宏良会被捕，孔庆东之流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置。
   
    毋庸置疑，胡锦涛、习近平现在对毛左恨之入骨，习近平接班后的长时间内，等待毛左们的只会是继续被整肃，毛左们回天乏力、东山再起绝无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毛左们一路的甚嚣尘上，随着薄熙来、王立军的被整肃，将走到尽头，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命运，已经终结。
   
    中共是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党，但当它自己也遭受破坏和迫害时，它才会想到改革。正是因为文革中党内的残酷斗争和迫害，才使邓小平一代痛下决心进行改革。今天，王立军、薄熙来及其“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毛左理论，给民众、尤其是中共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威胁、羞辱、慌乱和震荡，痛定思痛，胡锦涛、习近平等实权人物，也许要重新审视区别于毛左的以温家宝为代表人物的体制内改革路线。这条路线同样面对的是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社会冲突、道德沦丧的当下中国现实，但他们要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引导下，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民众以权力和自由、给中共以真正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以这条路线来进行习近平时代的执政路线，真正是中共的出路。
   
    邓小平有“黑猫白猫”的实践理论，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在习近平时代，会有怎样的理论出现呢？或者说，王、薄事件后，习近平接班之际，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新出路何在？当然，这个意识形态要继续邓、江、胡的思想道统，并要有创造性的发挥。在绝对排除恢复文革和毛左理论的前提下，在重新审视温家宝等改革派的正确性同时，也许“民主社会主义”该是习近平这一代人应该提出的意识形态出路。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指出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开历史倒车，回到极左显然不行，而应该仿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全面接纳自由市场、议会民主体制，从原教旨马列主义政党转型为与时俱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还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在党内成为意识形态后要稳步推行，从党内民主推演到社会民主，“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正如台湾国民党顺应历史解除戒严、还公民以人权，使自己在议会政治里通过民主方式进行执政，由于国民党的明智，它执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中共如果效法国民党，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下，逐渐开放社会，相信到时执政合法性和稳定性也是只会加强而非削弱的。
   
    从温家宝诚挚坚定的答记者问中，从王立军事件对胡锦涛、习近平的巨大冲击中，我们似乎看见中共已经意识到开历史倒车、重回文革的荒谬性，中共意识形态的出路根本不在毛左路线，而在既延续“黑猫白猫”“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又能应对上述道统已束手无策的中国诸问题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上，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中共目前意识形态的出路。习近平先生如果在任期内效法蒋经国先生，与时俱进地更新中共，实则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最令人满意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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