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不希望重回文革

郭宝胜

    今年“两会”最后的记者问答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国不能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并且对曾经以“文革”方式进行群众运动、经济发展、政治活动即所谓的“唱红打黑”“唱传读讲”的重庆市及重庆模式给予了严厉批评。现在，作为重庆模式的主要负责人已经被免职和审查，众多主张回归毛泽东红色年代的左派理论家不再嚣张，重庆模式已经开始宣告寿终正寝，中国又一次避免了回归文革的危机。这是值得海内外基督徒庆幸的一件事情。
 
    “文革”到底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砸烂公检法”、斗私批修、反西方反美、人迫害人、大字报、抄家、游街，经济上的拒绝开放、杜绝市场经济、越穷越光荣，更加意味着在宗教信仰上的荒谬野蛮和残酷无情。在文革最鼎盛时期，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消灭宗教”的口号，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摧毁了国内几乎所有的教堂和福音机构，家庭教会传道人全部判刑坐牢、信徒被批斗关押比比皆是。就连中共政府自己建立的统战部、宗教局、三自教会都被勒令关闭、解散和停止。大部分三自牧师也坐牢改造，全国除了吴耀宗等极少数宗教官员没受到迫害外，其他一切都被抄家、劳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在北大学生的带领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红卫兵组织在各地涌现。8月，在“反帝”、“反修”、“破四旧”的口号下，北京红卫兵关闭、捣毁北京市各地教会，焚烧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侮辱、殴打信徒，此举迅速蔓延全国。红卫兵极端仇视基督教，指其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必须斩草除根而后快。在文革鼎盛时期，中国基督教及其组织几乎被消灭殆尽，红卫兵的野蛮和疯狂，在人类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
   
    红卫兵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口号，反传统、反秩序、反法律、反文明、反西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搅起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他们在消灭宗教的同时，将毛泽东树立为神；这有点像重庆毛左们要把薄熙来树立为神一样。红卫兵们散布毛语录、毛像章、“早请示、晚汇报“，把毛泽东当做活神一样崇拜，而重庆也唱红歌、树毛像、读毛选，宛如“文革”历史画面重现在重庆，令人忧愤和叹息。
   
    红卫兵的始祖就是清末的义和团，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仇视基督教、仇视现代文明，义和团断铁路炸邮局毁电杆，红卫兵不学数理化砸烂任何来自西方的产品。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大规模屠杀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据记载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屠杀。
   
    山西寿阳的义和团，在七月三日一天内便杀了71个中国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杀18个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惨绝人寰。山西巡抚毓贤也亲自屠杀外国宣教士和基督徒，他们在巡抚衙门附近广场将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他们先剥光每一个人的上衣，先杀男、后杀妇女及儿童。先杀基督教的人，次杀天主教的人，最后被杀的是George Farthing牧师。在杀白须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时，主教质问毓贤为何乱杀无辜，毓贤立即抽出佩刀，臂头挥去，老主教立即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毓贤亲自橾刀杀老主教的记述，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书和从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档案馆取得的资料中也都提及。
   
    曾几何时，被温家宝指斥的文革势力，借助“乌有之乡”“四月网”等网站，以民族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为旗帜，大肆批判西方文明及基督教，气势汹汹，大有将基督教及信徒赶尽杀绝的味道。毛左理论旗手孔庆东在多次演讲中诋毁、侮辱基督教及国内家庭教会，在一次演讲一开始他就嘲笑到：“今天上午我家楼上的一个家庭教会，按照惯例又在那里大肆弹琴唱歌，骚扰四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尝到厉害的。（笑声）”。
   
    三妈教授孔庆东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侵略的最重要工具，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是由基督教文明所引发的，他辱骂《圣经》说：“但是这个《新约》和《旧约》哪里有平等啊，没有平等！忽然来了一个人，他要跟你签约。签约的内容是你一切都得交给他，你一切都得听他的，若不听的话就是刚才书里写的那样。这是上帝跟人民签的约，不也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签的约吗？伊拉克不是据说获得了解放吗？民主了，现代了，文明了。。。。。。”
   
    另一个名叫摩罗的二流左派理论家，写了大量文字诋毁基督教、反美反西方，从他发布在“四月网”的文章的题目中，我们就可看到极左派对基督教的仇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财富的巨大热情》 、《西方传教士配合八国联军烧杀抢掠》 、《传教士说中国人想赶走殖民者是愚昧无知》，在这些文章中摩罗写到：“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就一直是西方强盗政府殖民大战略的一部分，殖民当局展开屠杀和掠夺，传教士群体一面劝说屠刀下的受难者接受上帝的福音，一面劝说尚未躺倒在屠刀下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殖民势力的奴役”。
    针对对中国近代化尤其是戊戌变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左疯摩罗诋毁到：“李提摩太给中国提供的变法方案中，一会儿说要由英国全面接管中国权力，一会儿又说要由英国、美国、日本一起接管中国权力。所以，李提摩太用耶稣基督来改造卑贱的中国国民的主张，跟他由英国殖民者尽情掠夺和奴役中国的主张，完全是一张纸的两面，彼此不可分割”。
   
    不仅在理论上，在实践上近年来某些地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也很有文革遗风。对北京守望教会的持续打压就是极左意识形态的体现。著名基督教牧师刘同苏在《圣山网》发文指出：“‘守望事件’正是北京版的‘唱红打黑’。在重庆，是使用国家强制力推行一种意识形态；在北京，则是使用国家强制力禁止一种意识形态。在重庆，是政府非法地运用国家强制力打击民间的恶势力；在北京，是政府非法地运用国家强制打击民间的善力量。两个事件都表明了一件事情：党内的“左”倾势力力图将初萌的公民社会扳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时代”。
   
     随着薄熙来、王立军的倒掉，孔庆东、摩罗之流的诸文革文痞也会很快被民众所抛弃，而愚昧野蛮的北京宗教当局也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其实这些文革余孽早就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否定，他们僵尸还魂，兴风作浪虽一时，但其历史的命运，将与义和团、红卫兵一样，成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垃圾。
   
     正如《圣经》诗篇九：16：“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祂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作的缠住了。”神的公义已临到！重庆模式的倒掉标志文革复归之不可能，那些反文明、反西方、反基督的落后愚昧势力会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基督徒在中国的道路会越来越宽广。愿上帝祝福中国。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