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取消“邪教罪”——评平顶山叶县教案

郭宝胜
 叶县教案维权律师团合影

一般人都知道法轮功被当局定为邪教，但不知道最早被定为邪教，并排列首位的却是基督教中的一教派——即“呼喊派”。最近河南平顶山叶县7名被当局重判的基督徒，就属于“呼喊派”。

2013年9月27日，该案进行二审，张培鸿、李贵生等10多位维权律师为7名被告进行了无罪辩护，指出此案所谓的邪教认定毫无凭据，并阐明国家机关制定和审判邪教罪是非常荒谬的。

“呼喊派”最早缘起于1922年由倪柝声弟兄（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传道人、神学家、英文名Watchman Nee，被中共判刑20多年，死在劳改农场）在福州创立的基督教聚会处（又名小群）。1949年前后，倪柝声的主要同工李常受逃到台湾，创建了地方教会（Local Church），又名召会。它的特色有：主张每一地方建立一个教会，不设牧师制度，不重礼拜仪式和教会体制等等，阅读经典主要为《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等等。召会在台湾和欧美发展迅速，中国“文革”结束后，召会开始在大陆沿海一带传播，由于他们聚会时经常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就被当局认定为“呼喊派”。

1983年，统战部、公安部及宗教局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处理所谓“呼喊派”问题的报告》，该报告认定“呼喊派”由流亡到国外的反动分子李常受创造，并渗透到国内，与基督教部分“小群”相结合发展起来。于是“呼喊派”成为严打对象。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两次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呼喊派”被正式定为邪教。通知中列为邪教的共14种，其中“呼喊派”被列为首位。

“呼喊派”被定为邪教，主要原因是它的领导核心在海外，而最早的缔造者倪柝声是至今没有平反的“反革命”，另外其组织性强、发展迅速，这些原因使当局一直将之视为敌对势力。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动员了上百人的警力，以打击邪教的名义，对叶县任店镇大营村“呼喊派”家庭聚会点进行了围捕，当场抓走了52人。之后，叶县检察院对其中7位基督徒批准逮捕，该县法院一审判决韩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分别判处其3年到7年半的有期徒刑。

二审中，维权律师们一致认定叶县教案的核心是对邪教定性问题。如果“呼喊派”不是邪教，那么信徒们就是无罪的；而如果“呼喊派”是邪教，他们所有正常的信仰活动就都成了罪行。维权律师们要辩论的核心也在此。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为数不多还存在“邪教罪”的国家，这严重违背现代政治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设定邪教罪，就是宣称世俗政权具有裁判宗教信仰的权柄。事实上，世俗政权无权给人的精神、信仰、宗教定罪；教义的正邪，只能由宗教界自身来处理。

当局定叶县基督徒为邪教的依据是“两份专业鉴定”：一份是河南平顶山市国内安全保卫和反恐怖支队认定的鉴定书，其认定在该教会发现的《晨兴圣言》、《倪柝声文集》、《恢复本圣经》属于“呼喊派”邪教组织的宣传资料；另一份则是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其认定《恢复本圣经》为邪教书籍。而这两份鉴定书所依据的又是2000年和2005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可见，将“呼喊派”定为邪教是公安部门的结论，依据公安部门的“意见”给信徒定罪是非常荒谬的。

二审中，维权律师们围绕公安、司法机关有没有权力界定和审判“邪教罪”展开了系列的辩论：

吕津勇律师指出：本案是因信仰被定罪处罚的案件，应公布检察官们宗教信仰的信息。庭前会议曾承诺至少有一位熟悉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合议庭，但没有看到有变化。王红杰律师问检察员是否读过宗教社会学？后者不回答，王红杰律师要求他们回避。

赵永林律师逐一对四位出庭检察员的信仰状况进行询问，然后指出：审判长，这四位检察员，要么对自己的信仰、政治面貌拒绝回答，要么态度暧昧不明，背后隐含的都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先天就是反对有神论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公平地履行法定职责，所以我申请他们回避。

李贵生律师指出：神学是一门专门学科，非常专业，三位合议庭法官、四位检察员均不是有神信仰者，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不能让专业人士来法庭讲一讲所谓“邪教”、“呼喊派”、“正教”这些概念呢？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有不懂的问题需要找医学专家，审理宗教案件，有不懂的问题，就应该找宗教人士。我们请到了神学专业人士（指李贵生律师给法庭上交的二位专业人士名单：宗教学者张志鹏、成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作者注），为何不让人家来呢？法官显得毫无自信，践踏公正、公平。刚才审判长说：“本案的‘邪教呼喊派’已有定性”，那我们坐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还有什么意义呢？强烈要求审判长回避！

律师们的辩论主旨是：国家政权无权界定宗教正邪，某种宗教信仰是否是异端、邪教，应在宗教界内部解决。即使某教派在宗教界被认定为异端、邪教，那也只是宗教界内部的事务，世俗政权无权干涉教义之争，法庭更不能依此审判、定罪。

律师们一再呼吁，应该取消对“呼喊派”的邪教定罪；不仅是“呼喊派”，一切因为《刑法》第300条而被起诉为“邪教”的宗教、教派都是无罪的。

早在1688年，英国宪政文本《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了政教分离：“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有关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宪政之路是未来中国要走的必由之路，而确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政不干教，是迈向宪政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信徒、律师、宗教学者、宪政学者们起来呼吁：国家政权设定“邪教罪”并对之审判违宪；国家政权不得干涉宗教事务；中国必须取消“邪教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